一、实地勘验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实证调查方法（2/2）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具体说明，其实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人们制定治河方略所遵循的理论依据，本质上应当是由两个方面的认识结果综合而成的。一方面是人们对河流自然规律的认识，在潘季驯的时代，主要是通过对自然河流运动的实际勘查得到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人类世代积累的治河经验的认识，它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占有、整理、分析、综合等一系列的主观考察过程而实现的。从实现的途径来看，前者主要是表现为感性的实践活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理性的思考活动。从实现的目的来看，二者都是为了使人的目的对象化，使主观与客观达到统一。如果再从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任何实践活动的结果都会"沉淀"为经验，而任何有价值的经验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物化"为现实的内容，所以说古往今来任何有价值的治河方略都离不开这两方面思想材料的支持。这就是潘季驯通过对于具体治河理论的诠解，向我们揭示的一个科学道理。
基于上面的认识，潘季驯在制定和验证他的具体治河方略时，专门下大力气从黄河奔流的自然历史和人类治河的实践历史两个方面做了若干重要的历史考察工作，其代表作就是我们在《河防一览》第五卷中所看到的《河源考》、《历代河决考》，和第六卷《古今稽正》中的全部文章。潘季驯自己在谈到进行上述历史考察工作的意图时说，"河源河决考，昭往鉴也。""古今稽正，备考核也。"①看来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制定和验证治河方略，提供历史的根据，其实明白地体现出他所谓"求河水自然之性"和"求古人已试之故"的基本思维方法。
如在《河源考》中，就反映出潘季驯力求从空间拓展的角度真实了解黄河渊源的基本思路，以及在材料取合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篇文① 潘季驯：《刻河防一览引》。
章中引录了四段河源史料，第一段出自夏书《禹贡》，从时间上属于先秦作品，在内容上称黄河源"导河积石，至于尤门"，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讲，属于儒家经典；第二段引自《汉书·西域志》，在内容上称黄河出西域"葱岭山下"后"潜行地下"数百里，然后"南出于积石。"这个观点比《禹贡》中的**又前进了一步，虽然同样不科学，却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有1000 多年，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没有突破；第三条史料是《山海经》上的，虽然成书于西汉初，但其内容上却称黄河源出自昆仑山下，距离又比葱岭远了许多，当然还是不科学的描述；第四条史料引自《元史·河源记》，是根据元代探险家都实的实地勘查报告撰写的，指出黄河源出自吐番"星宿海"。文中不但对星宿海的地形及黄河源的水系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探讨了以往历史上对黄河源做出不正确判断的认识论根源。这是当时封建社会历史上最接近于近代科学事实的河源考察结论，而且它第一次建立在亲身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传闻的材料。因此这个结论的提出不仅具有地理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意义，而且在社会影响上也具有强烈震撼人们思想的作用，他可以使人们深深体会到儒学的"经典"，官修的"正史"，古代的圣贤之言也并非字字都是万世不竭的"绝对真理"，真正可靠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实证观察。潘季驯本人当然没有明白他说出自己的感想，但是我们从他对上述材料中不同观点的取舍，却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思想倾向。特别是他在编辑《河防一览》时，首先将自己所精心选绘的黄河《全河图说》排在全书的卷首，图中的地形完全是根据《元史·河源记》的考察结果绘制的，图中的文字说明也完全依据《元史》上的说法。这表明了潘季驯对于历史材料的求是态度：尊重历史，但不迷信古人，一切以符合客观实际为依据。
在《历代河决考》中，潘季驯力求从时间过程的角度真实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和规律。在材料的取舍上，也体现了他的同样的治学态度。如文章中对于历代黄河决徙资料的取舍情况，两宋以前很简略，而自两宋以后，所辑录材料明显增加。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原来两宋以后，是黄河泛滥最厉害的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河道的自然变迁，还是人类的治河实践，都对明代的河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故潘氏对这个时期的黄河历史作了格外仔细的研究。从对材料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潘季驯有追求黄河南移会淮的根本原因的意图。因为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很深的印象：第一，黄河的冲决游荡，是自古以来就不断产生的客观自然现象；第二，自从宋神宗十年（1077 年）黄河从河南荥泽决徙南流，到明万历六年潘季驯治河为止，黄河汇淮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事实。任何个人都决无回天之力，使河北徙，只能顺应黄河大势，尽量减少损失；第三，明代中叶以前的治河史说明，"多穿支河，以分水势"的治河方略不但不能稳定黄河河势，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淤塞和游荡。所以潘季驯在"嘉靖三十七年"史料的结尾处评语说："然分多则势弱，势弱则并淤之机也。"第四，潘季驯鉴于历史经验，一反旧规，采取了"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略治河，结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在治河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总之，如果将《河源考》和《历代河决考》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就会感觉到，潘季驯进行这样的历史考证，其实正是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二个方面对黄河运动的自然历史作一个全方位的调查，并试图从中探寻根治黄河的措施。因为如果仅仅考虑到保护漕运的需要，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证黄河源，也没有必要对于起自周定王以来的数千年黄河变迁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后，从《河防一览·古今稽正》卷中我们看到的则是直接为他的思想作论证的历史材料。如为了论证他的筑高家堰以障淮汇黄的方略，潘季驯引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的《泗州先春亭记》，并加按语说："阅此则知淮涨于泗（州），自古为然，又何咎于高堰也。"为了论证"复故道"方略的必要性，他又引述了元代欧阳玄的《贾鲁河记》，并加按语说："阅此，则见鲁之治河，亦是修复故道，黄河自此不复北徙。盖天假此人，为我国家开创运道，完固凤泗二陵风气，岂偶然哉？"这当然是一种借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比附手法。同时它也表明，封建时代的科学家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还不可能自觉运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进行论证。为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并让众人普遍地接受，他们只能采取：第一，使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真实地符合感性的现实世界。这样，他们就必须广泛地调查研究，以力求获得第一手的经验材料。第二，把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的与历史记录挂上钩，以便证明自己的方略不过是历史经验的延续。为此他们就必须大量地考证历史资料。甚至不惜采用比附的方法来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根据。第三，把自己的观点尽可能地纳入古代皙学思维的范围，以便证明自己观点的普遍意义。
为此，他们不借大量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注释。而潘季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统的认识程序，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求河水自然之性"与"求古人已试之效"之间的辩证关系。
基于上面的认识，潘季驯在制定和验证他的具体治河方略时，专门下大力气从黄河奔流的自然历史和人类治河的实践历史两个方面做了若干重要的历史考察工作，其代表作就是我们在《河防一览》第五卷中所看到的《河源考》、《历代河决考》，和第六卷《古今稽正》中的全部文章。潘季驯自己在谈到进行上述历史考察工作的意图时说，"河源河决考，昭往鉴也。""古今稽正，备考核也。"①看来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制定和验证治河方略，提供历史的根据，其实明白地体现出他所谓"求河水自然之性"和"求古人已试之故"的基本思维方法。
如在《河源考》中，就反映出潘季驯力求从空间拓展的角度真实了解黄河渊源的基本思路，以及在材料取合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篇文① 潘季驯：《刻河防一览引》。
章中引录了四段河源史料，第一段出自夏书《禹贡》，从时间上属于先秦作品，在内容上称黄河源"导河积石，至于尤门"，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讲，属于儒家经典；第二段引自《汉书·西域志》，在内容上称黄河出西域"葱岭山下"后"潜行地下"数百里，然后"南出于积石。"这个观点比《禹贡》中的**又前进了一步，虽然同样不科学，却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有1000 多年，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没有突破；第三条史料是《山海经》上的，虽然成书于西汉初，但其内容上却称黄河源出自昆仑山下，距离又比葱岭远了许多，当然还是不科学的描述；第四条史料引自《元史·河源记》，是根据元代探险家都实的实地勘查报告撰写的，指出黄河源出自吐番"星宿海"。文中不但对星宿海的地形及黄河源的水系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探讨了以往历史上对黄河源做出不正确判断的认识论根源。这是当时封建社会历史上最接近于近代科学事实的河源考察结论，而且它第一次建立在亲身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传闻的材料。因此这个结论的提出不仅具有地理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意义，而且在社会影响上也具有强烈震撼人们思想的作用，他可以使人们深深体会到儒学的"经典"，官修的"正史"，古代的圣贤之言也并非字字都是万世不竭的"绝对真理"，真正可靠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实证观察。潘季驯本人当然没有明白他说出自己的感想，但是我们从他对上述材料中不同观点的取舍，却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思想倾向。特别是他在编辑《河防一览》时，首先将自己所精心选绘的黄河《全河图说》排在全书的卷首，图中的地形完全是根据《元史·河源记》的考察结果绘制的，图中的文字说明也完全依据《元史》上的说法。这表明了潘季驯对于历史材料的求是态度：尊重历史，但不迷信古人，一切以符合客观实际为依据。
在《历代河决考》中，潘季驯力求从时间过程的角度真实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和规律。在材料的取舍上，也体现了他的同样的治学态度。如文章中对于历代黄河决徙资料的取舍情况，两宋以前很简略，而自两宋以后，所辑录材料明显增加。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原来两宋以后，是黄河泛滥最厉害的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河道的自然变迁，还是人类的治河实践，都对明代的河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故潘氏对这个时期的黄河历史作了格外仔细的研究。从对材料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潘季驯有追求黄河南移会淮的根本原因的意图。因为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很深的印象：第一，黄河的冲决游荡，是自古以来就不断产生的客观自然现象；第二，自从宋神宗十年（1077 年）黄河从河南荥泽决徙南流，到明万历六年潘季驯治河为止，黄河汇淮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事实。任何个人都决无回天之力，使河北徙，只能顺应黄河大势，尽量减少损失；第三，明代中叶以前的治河史说明，"多穿支河，以分水势"的治河方略不但不能稳定黄河河势，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淤塞和游荡。所以潘季驯在"嘉靖三十七年"史料的结尾处评语说："然分多则势弱，势弱则并淤之机也。"第四，潘季驯鉴于历史经验，一反旧规，采取了"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略治河，结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在治河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总之，如果将《河源考》和《历代河决考》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就会感觉到，潘季驯进行这样的历史考证，其实正是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二个方面对黄河运动的自然历史作一个全方位的调查，并试图从中探寻根治黄河的措施。因为如果仅仅考虑到保护漕运的需要，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证黄河源，也没有必要对于起自周定王以来的数千年黄河变迁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后，从《河防一览·古今稽正》卷中我们看到的则是直接为他的思想作论证的历史材料。如为了论证他的筑高家堰以障淮汇黄的方略，潘季驯引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的《泗州先春亭记》，并加按语说："阅此则知淮涨于泗（州），自古为然，又何咎于高堰也。"为了论证"复故道"方略的必要性，他又引述了元代欧阳玄的《贾鲁河记》，并加按语说："阅此，则见鲁之治河，亦是修复故道，黄河自此不复北徙。盖天假此人，为我国家开创运道，完固凤泗二陵风气，岂偶然哉？"这当然是一种借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比附手法。同时它也表明，封建时代的科学家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还不可能自觉运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进行论证。为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并让众人普遍地接受，他们只能采取：第一，使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真实地符合感性的现实世界。这样，他们就必须广泛地调查研究，以力求获得第一手的经验材料。第二，把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的与历史记录挂上钩，以便证明自己的方略不过是历史经验的延续。为此他们就必须大量地考证历史资料。甚至不惜采用比附的方法来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根据。第三，把自己的观点尽可能地纳入古代皙学思维的范围，以便证明自己观点的普遍意义。
为此，他们不借大量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注释。而潘季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统的认识程序，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求河水自然之性"与"求古人已试之效"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