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运河在明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2/2）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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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产品主要用于生产者自己消费。全国性的主要商品市场尚未形成。因此封建王朝的消费就不可能从商品市场上通过交换关系获得满足。它通常是通过强制征收封建地租--赋税的形式，利用残酷剥削农民的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剩余产品。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它的各级官吏机构和庞大的常备军队，并满足皇帝和宫廷靡费的需要，就必须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赋税加以转输，运到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京师。而漕运实际上就是赋税的一种主要转输方式。由于明代基本经济区域与封建王朝统治中心南北分离的状况，依靠大运河的漕运就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漕粮。粮食为河运物资之大项，历史上人们称运河为"漕河"，称运船为"漕船"，称运河运输为"漕运"，提起大运河对封建王朝的重要①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车：舟。
②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车：舟。
③ 见《明史·河渠四》。其实，运河漕粮的损失率要比海上漕运的损失率高得多。但是海上漕运造成的船只和人员损失却比内河漕运严重得多。这也许是许多人反对海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性，必讲"岁运漕粮四百万石。"可见在封建时代粮食运输的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续文献通考》中指出："（明）宪宗成化七年八月，定运粮京师额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其中，"定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①以上是漕运正粮，实际上所运漕额远远大于正粮数。按明制：漕粮兑运有耗米，每石正粮随船给运耗米四斗，②则400 万石漕粮的耗米就是130 万石，几乎等于正额漕粮的1/3。所以"除例折外，每年实通正耗粮518.97 万石。"③由于江南各省，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整个封建国家的漕粮中所占比例举足轻重，因此保证江南漕粮的安全北运，就成为明代历届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
第二，是漕银。漕银的主要部分是金花银。明初只征漕粮本色，至英宗正统元年始折征金花银，以后"岁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④漕银中的另一大项是盐课银。盐课也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盐政之好坏，上关国库收入，边储虚赢，下关民生相食，与社会动乱紧密相关。明代盐法是官府专卖，行"开中法"，即令商人输粮于"九边"，给以盐引，赴场支盐，许其贩运，谓之开中。据《明实录》载：嘉靖三十一年，盐课盐为167 万余引（每引2oo 斤），盐课银110.3 万余两；嘉靖四十一年，盐课盐202.2 万余引，盐课银132.3 万余两。其它漕银项目不计其数。⑤以上诸项，均入京师太仓，"太仓银库者，受天下麦米诸折色与盐饷诸银之所委输，以备内供，以给官府，以馈边饷，又以充百用者也。"①第三，运河交通本身也给明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因为运河交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也为民间日益繁荣的商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通道。特别是明代嘉靖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和城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有大量的商品需要运销全国各地，而大运河的畅通就为促进南北交通，活跃商品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联络通道作用。因此，"南北商贾争赴。"面对这种"东南西北之人贸易辐辏"的繁荣运输局面，明朝封建政府岂能坐视，他们在运河沿岸广设钞关，征收商税，聚敛了不小的一笔财富。如据《江南通志》中记载：嘉靖"四十五年，题准税淮安府过坝米、麦、杂粮，每石征银一厘。"②又据万历三十年户部赵世卿称："臣莅事以来，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会计录载原额，每年本折约共该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两。又于万历二十五年摊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例也。"③第四，供皇家内府专用的奢侈品也大多须由江南运来。终有明一代，京师的营造、织造年年不绝，采木、陶瓷、工匠造作以万万计，贡品更是越贡越多。毫无疑问，这些贡品都必须通过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才能到达京师。
如嘉靖二十六年，上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木）于川、湖、贵州，湖广一① 《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二。
② 《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二。
③ 《行水金鉴》卷二七五。
④ 《明史·食货三》。
⑤ [明]张萱：《西园见闻录》卷三四，转引自《明史考证》第二册，第661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江南通志》卷七九，关税。
③ [明]赵世卿：《关税亏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滨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①这些建造宫殿用的大木，除顺长江而下，经瓜（洲）仪（征）入口大运河外，别无通途以达京师。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京杭大运河对于明代的封建统治者来讲，确实是一条性命攸关的生命线。只有确保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明代的统治者才能牢牢控制江南的基本经济区域，使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保持稳固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大运河与封建经济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导致明代治河事业与保漕活动长期纠葛、不能分治的基本经济因素。
① 《明史·食货六》。
在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产品主要用于生产者自己消费。全国性的主要商品市场尚未形成。因此封建王朝的消费就不可能从商品市场上通过交换关系获得满足。它通常是通过强制征收封建地租--赋税的形式，利用残酷剥削农民的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剩余产品。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它的各级官吏机构和庞大的常备军队，并满足皇帝和宫廷靡费的需要，就必须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赋税加以转输，运到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京师。而漕运实际上就是赋税的一种主要转输方式。由于明代基本经济区域与封建王朝统治中心南北分离的状况，依靠大运河的漕运就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漕粮。粮食为河运物资之大项，历史上人们称运河为"漕河"，称运船为"漕船"，称运河运输为"漕运"，提起大运河对封建王朝的重要①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车：舟。
②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车：舟。
③ 见《明史·河渠四》。其实，运河漕粮的损失率要比海上漕运的损失率高得多。但是海上漕运造成的船只和人员损失却比内河漕运严重得多。这也许是许多人反对海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性，必讲"岁运漕粮四百万石。"可见在封建时代粮食运输的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续文献通考》中指出："（明）宪宗成化七年八月，定运粮京师额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其中，"定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①以上是漕运正粮，实际上所运漕额远远大于正粮数。按明制：漕粮兑运有耗米，每石正粮随船给运耗米四斗，②则400 万石漕粮的耗米就是130 万石，几乎等于正额漕粮的1/3。所以"除例折外，每年实通正耗粮518.97 万石。"③由于江南各省，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整个封建国家的漕粮中所占比例举足轻重，因此保证江南漕粮的安全北运，就成为明代历届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
第二，是漕银。漕银的主要部分是金花银。明初只征漕粮本色，至英宗正统元年始折征金花银，以后"岁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④漕银中的另一大项是盐课银。盐课也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盐政之好坏，上关国库收入，边储虚赢，下关民生相食，与社会动乱紧密相关。明代盐法是官府专卖，行"开中法"，即令商人输粮于"九边"，给以盐引，赴场支盐，许其贩运，谓之开中。据《明实录》载：嘉靖三十一年，盐课盐为167 万余引（每引2oo 斤），盐课银110.3 万余两；嘉靖四十一年，盐课盐202.2 万余引，盐课银132.3 万余两。其它漕银项目不计其数。⑤以上诸项，均入京师太仓，"太仓银库者，受天下麦米诸折色与盐饷诸银之所委输，以备内供，以给官府，以馈边饷，又以充百用者也。"①第三，运河交通本身也给明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因为运河交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也为民间日益繁荣的商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通道。特别是明代嘉靖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和城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有大量的商品需要运销全国各地，而大运河的畅通就为促进南北交通，活跃商品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联络通道作用。因此，"南北商贾争赴。"面对这种"东南西北之人贸易辐辏"的繁荣运输局面，明朝封建政府岂能坐视，他们在运河沿岸广设钞关，征收商税，聚敛了不小的一笔财富。如据《江南通志》中记载：嘉靖"四十五年，题准税淮安府过坝米、麦、杂粮，每石征银一厘。"②又据万历三十年户部赵世卿称："臣莅事以来，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会计录载原额，每年本折约共该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两。又于万历二十五年摊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例也。"③第四，供皇家内府专用的奢侈品也大多须由江南运来。终有明一代，京师的营造、织造年年不绝，采木、陶瓷、工匠造作以万万计，贡品更是越贡越多。毫无疑问，这些贡品都必须通过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才能到达京师。
如嘉靖二十六年，上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木）于川、湖、贵州，湖广一① 《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二。
② 《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二。
③ 《行水金鉴》卷二七五。
④ 《明史·食货三》。
⑤ [明]张萱：《西园见闻录》卷三四，转引自《明史考证》第二册，第661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江南通志》卷七九，关税。
③ [明]赵世卿：《关税亏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滨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①这些建造宫殿用的大木，除顺长江而下，经瓜（洲）仪（征）入口大运河外，别无通途以达京师。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京杭大运河对于明代的封建统治者来讲，确实是一条性命攸关的生命线。只有确保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明代的统治者才能牢牢控制江南的基本经济区域，使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保持稳固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大运河与封建经济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导致明代治河事业与保漕活动长期纠葛、不能分治的基本经济因素。
① 《明史·食货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