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河活动与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的独特道路时，曾对水利事业与东方社会的政治关系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指出东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水利事业作为国家的公共工程，在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②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用生产力状况的分析来试图解释东方国家的这种特殊职能的。到了本世纪30 年代，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冀朝鼎，深受马克思上述理论的启发，他通过阅历浩如烟海的中国水利史料，来试图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区域"的迁移和中国古代水利事业发展的关系，并据此进一步揭示"基本经济区"与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的重要关系。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和分析后，作者指出了中国封建时期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在这一时期中，由地主官僚统治着的国家机器，总是把治水活动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主要手段，而这一基本经济区，就是统一管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独立自给地区的经济基地。??这种国家内部组织的松散性与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特性，大大地扩大了地区关系上的重要性与困难，从而，也就显示了作为统一管理的物质基础的基本经济区是多么的必要。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把它的公共水利工程看成是一种武器；这个国家为巩固其基本经济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实际上也就无形中支配了它的各项政策。"①作者通过这段论述告诉我们，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由发达水利灌溉系统支撑着的农业经济区域，实际上构成了封建国家统一或割据的经济基地。因此，为了控制、维护与发展这些经济基地，以增强封建国家统一或割据的政治实力，封建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把公共水利工程的建设作为它的一项基本职能来加以实施。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封建国家总是把治水活动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经济武器，和发展与维护基本经济区的一种主要手段。在这里，治水活动一经济区域一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它们三者之间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相互控制的反馈关系。这样，经过作者的系统分析，封建时代水利与社会的关系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明。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我们合理的揭示潘季驯治河成功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依据。下面仅以潘季驯第三次治河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例，来说明政治因素在水利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在明代后期的社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颇为特殊的时期：正德、嘉靖以来政治**、社会混乱的局面，到隆庆六年以后突然消失了，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边境安宁的时期，一直持续到万历十②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 页。
①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此书原来是作者在30 年代侨居国外时用英文写成，并于1936 年在英国出版。直到80 年代初，此书才由朱诗鏊译出中文本，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当时，冀朝鼎先生的这本著作在英国出版以后，很快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水利工程"部分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年。在这十年以前的数十年、明朝的整个政局是昏乱的；在这以后的数十年，明朝的政局也是昏乱的；唯独在这十年期间明朝的封建社会似乎恢复了青春活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导演这样一场奇特社会变革的，就是明代政治家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的内容，"以遵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①其实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基本领域里进行的：在政治上，他以维护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为目的，遵主权，严考成，综名实，信赏罚，努力清除政府内**的官僚习气；在经济上，他以努力增加封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目标，改革经济制度上的陈规弊政，清邮传，核地亩，行"一条鞭法"，洵经济之才，并在一定程度上予民休息。总起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内部一次企图振兴封建制度的社会改良运动，但在社会背景上却渗透了晚明社会中新兴社会风气的影响。
对于张居正改革的全面分析和评价不属本文范围。但是探讨一下这个时期治河和漕运事业在这场改革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却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水利事业的功能，并使我们对潘季驯治河的社会政治背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为潘季驯一生中多次主持治河，却以这个时期的成绩最突出，影响最大。
（一）从张居正对河漕工作的关心，看水利事业对于明代国家政府活动的重要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的封建国家财政到了世宗嘉靖末年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以至穆宗继位后，户部奏言：太仓"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帝大骇，曰："军储缺乏一至此乎？朕一切服用正供之外未尝妄费纤毫，卿其悉心经理毋忽。"①这件事情给朝中诸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隆庆六年（1572 年）六月张居正当政，成为内阁首辅以后、立志要改革这种地方豪强聚敛亿万而朝廷手中无粮无钱的经济恶化局面，实现其"足食足兵"、"富国强兵"的宏伟大计。
富国强兵，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在北京，整个国家的国防重点也多在北方；而国家的财源却多出在南方，尤其是供养整个国家官僚机构和几十万边防军队的400 万石粮食，几乎全部依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最重要的交通线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了联系，不但400 万石漕粮运不过来，而且北京对江南广大经济富庶地区的政治控制也会受到影响，整个的国家就有可能因分裂而陷入混乱。因此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实现"富国强兵"振兴经济的目标，首先就要保证大运河的畅通。而明代大运河的主要问题又集中在黄河，黄运交叉，借黄为运，这在明代的历史上几乎是确定不移的基本原则。这样，在张居正的面前就出现了这样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而不能不着重于大运河的交通；而要保证大运河的交通，又不能不着重于对黄河的治理。用于交通的黄河稳定畅通了，运河全线便会畅通；运河全线畅通了，封建国家的经济收入就有保证；经济收入有保证了，张居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目标就能够顺利实现，封建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就能够得到加强。
因此，"治河"和"保漕"的问题在张居正内阁的执政安排中，一直具有举① 见《明史·张居正传》。
①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一。
足轻重的位置。这一点在隆庆六年他给漕运总督王宗沐的书牍中可以得到证明："今方内艾安，所可虑者，漕运为最。"①万历元年，得知400 万石漕粮安全北上，张居正在信中高兴地写道："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①万历二年，漕粮又如期安全北上，张居正高兴之余，再次致信王宗沐，透露了自己打算在国储充实之后进一步推进改革计划的想法："辱示知运艘已于3 月11 日尽数过淮，无任欣慰。闻渡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矣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②然而就在张居正对漕运前途充满信心，准备转身它顾的时候，万历二年秋，"淮、河并溢。"万历三年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及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清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③治河保运再次构成张居正改革进程中的巨大障碍。但是在万历六年以前，尽管他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却一直没能找到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治河人才，也一直未能解决河漕畅通的问题。
（二）从张居正对潘季驯的支持，看政治因素对于水利事业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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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我们合理的揭示潘季驯治河成功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依据。下面仅以潘季驯第三次治河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例，来说明政治因素在水利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在明代后期的社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颇为特殊的时期：正德、嘉靖以来政治**、社会混乱的局面，到隆庆六年以后突然消失了，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边境安宁的时期，一直持续到万历十②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 页。
①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此书原来是作者在30 年代侨居国外时用英文写成，并于1936 年在英国出版。直到80 年代初，此书才由朱诗鏊译出中文本，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当时，冀朝鼎先生的这本著作在英国出版以后，很快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水利工程"部分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年。在这十年以前的数十年、明朝的整个政局是昏乱的；在这以后的数十年，明朝的政局也是昏乱的；唯独在这十年期间明朝的封建社会似乎恢复了青春活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导演这样一场奇特社会变革的，就是明代政治家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的内容，"以遵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①其实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基本领域里进行的：在政治上，他以维护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为目的，遵主权，严考成，综名实，信赏罚，努力清除政府内**的官僚习气；在经济上，他以努力增加封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目标，改革经济制度上的陈规弊政，清邮传，核地亩，行"一条鞭法"，洵经济之才，并在一定程度上予民休息。总起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内部一次企图振兴封建制度的社会改良运动，但在社会背景上却渗透了晚明社会中新兴社会风气的影响。
对于张居正改革的全面分析和评价不属本文范围。但是探讨一下这个时期治河和漕运事业在这场改革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却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水利事业的功能，并使我们对潘季驯治河的社会政治背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为潘季驯一生中多次主持治河，却以这个时期的成绩最突出，影响最大。
（一）从张居正对河漕工作的关心，看水利事业对于明代国家政府活动的重要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的封建国家财政到了世宗嘉靖末年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以至穆宗继位后，户部奏言：太仓"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帝大骇，曰："军储缺乏一至此乎？朕一切服用正供之外未尝妄费纤毫，卿其悉心经理毋忽。"①这件事情给朝中诸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隆庆六年（1572 年）六月张居正当政，成为内阁首辅以后、立志要改革这种地方豪强聚敛亿万而朝廷手中无粮无钱的经济恶化局面，实现其"足食足兵"、"富国强兵"的宏伟大计。
富国强兵，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在北京，整个国家的国防重点也多在北方；而国家的财源却多出在南方，尤其是供养整个国家官僚机构和几十万边防军队的400 万石粮食，几乎全部依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最重要的交通线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了联系，不但400 万石漕粮运不过来，而且北京对江南广大经济富庶地区的政治控制也会受到影响，整个的国家就有可能因分裂而陷入混乱。因此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实现"富国强兵"振兴经济的目标，首先就要保证大运河的畅通。而明代大运河的主要问题又集中在黄河，黄运交叉，借黄为运，这在明代的历史上几乎是确定不移的基本原则。这样，在张居正的面前就出现了这样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而不能不着重于大运河的交通；而要保证大运河的交通，又不能不着重于对黄河的治理。用于交通的黄河稳定畅通了，运河全线便会畅通；运河全线畅通了，封建国家的经济收入就有保证；经济收入有保证了，张居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目标就能够顺利实现，封建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就能够得到加强。
因此，"治河"和"保漕"的问题在张居正内阁的执政安排中，一直具有举① 见《明史·张居正传》。
①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一。
足轻重的位置。这一点在隆庆六年他给漕运总督王宗沐的书牍中可以得到证明："今方内艾安，所可虑者，漕运为最。"①万历元年，得知400 万石漕粮安全北上，张居正在信中高兴地写道："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①万历二年，漕粮又如期安全北上，张居正高兴之余，再次致信王宗沐，透露了自己打算在国储充实之后进一步推进改革计划的想法："辱示知运艘已于3 月11 日尽数过淮，无任欣慰。闻渡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矣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②然而就在张居正对漕运前途充满信心，准备转身它顾的时候，万历二年秋，"淮、河并溢。"万历三年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及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清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③治河保运再次构成张居正改革进程中的巨大障碍。但是在万历六年以前，尽管他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却一直没能找到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治河人才，也一直未能解决河漕畅通的问题。
（二）从张居正对潘季驯的支持，看政治因素对于水利事业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