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2/2）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汉书·贾谊传》）贾谊的赋虽然没有直陈时事，但其中充满着悲愤抑郁之情，其忧患的情调是与他的忧国之念完全一致的。
对于屈原，杜甫怀有深深的敬意。"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之五）、"骚人嗟不见"（《偶题》）的诗句说明杜甫是把屈原视为文学创作的典范的。但是我们把屈赋与杜诗相比一下，不难发现它们在艺术上很少相似之处。就艺术形式而言，倒是李白受屈赋的影响更深一些。这个情况前人早就看出来了，宋人曾季狸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艇斋诗话》）黄庭坚更明确地指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这也就是说，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② 今天看来，《九章》中的作品不尽出自屈原之手，但唐人尚无此疑，杜甫显然是依照刘向、王逸的看法来认定屈原的作品的。
① 此处从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把屈原卒年定为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王翦伐楚事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
神实质。就《楚辞》来说，这种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于贾谊，杜甫也同样怀有深挚的敬意。当然，杜甫很重视贾谊的文学才能与政治才能，称曰："贾傅才未有。"（《发潭州》）但是，真正在杜甫心中引起共鸣的还是贾谊那颗居安思危的忧世之心："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别蔡十四著作》）
与屈骚、贾赋一样，深沉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论述过，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就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它形成的基础。终杜甫的一生，除了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集》卷一六）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俞文豹《吹剑三录》），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忧"（《独立》）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愁"的老人吗？
屈原生前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在他自沉五十年之后，楚国果然被秦国吞并了。贾谊生前虽未得重用，但后来"谊之所陈略施行矣"（《汉书·贾谊传》），他为之痛哭流涕的祸萌终于被朝廷逐一消灭，汉王朝由"文景之治"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代。而社甫则亲身经历了他所忧惧的巨大灾难，亲眼看到了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也就是说，杜甫与屈、贾的时代不同，其忧世预言与历史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也不一致。但是杜甫与屈、贾有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意识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贾谊遭到绛、灌之属的谗毁，杜甫则除了谏房琯一事引起肃宗大怒之外，根本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离骚》）贾谊说："国其莫我知，子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汉书·贾谊传》）杜甫也说："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地不是由于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被社会所接受。所以要抗拒这种孤独感，仅靠对自己的天赋、操守的孤芳自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我们在第二节中说过，杜甫对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一生穷愁潦倒，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溪诗话》卷一○），直到晚年飘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构成了杜甫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既没有佯狂避世，也没有遁入空门。
由此可见，杜甫的忧患意识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贾的文学传统。这种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正因为杜甫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更能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祸萌，从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患意识。反之，正因为杜甫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他就更强烈地希望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在杜甫心中，本来是低沉压抑的忧患意识已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精神力量。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给读者带来的主要是压抑和绝望，而杜诗中的忧患意识却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所以风格沉郁的杜诗对于后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宋人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范文正公集》卷七），清初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都可视为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表述方式。
对于屈原，杜甫怀有深深的敬意。"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之五）、"骚人嗟不见"（《偶题》）的诗句说明杜甫是把屈原视为文学创作的典范的。但是我们把屈赋与杜诗相比一下，不难发现它们在艺术上很少相似之处。就艺术形式而言，倒是李白受屈赋的影响更深一些。这个情况前人早就看出来了，宋人曾季狸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艇斋诗话》）黄庭坚更明确地指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这也就是说，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② 今天看来，《九章》中的作品不尽出自屈原之手，但唐人尚无此疑，杜甫显然是依照刘向、王逸的看法来认定屈原的作品的。
① 此处从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把屈原卒年定为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王翦伐楚事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
神实质。就《楚辞》来说，这种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于贾谊，杜甫也同样怀有深挚的敬意。当然，杜甫很重视贾谊的文学才能与政治才能，称曰："贾傅才未有。"（《发潭州》）但是，真正在杜甫心中引起共鸣的还是贾谊那颗居安思危的忧世之心："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别蔡十四著作》）
与屈骚、贾赋一样，深沉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论述过，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就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它形成的基础。终杜甫的一生，除了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集》卷一六）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俞文豹《吹剑三录》），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忧"（《独立》）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愁"的老人吗？
屈原生前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在他自沉五十年之后，楚国果然被秦国吞并了。贾谊生前虽未得重用，但后来"谊之所陈略施行矣"（《汉书·贾谊传》），他为之痛哭流涕的祸萌终于被朝廷逐一消灭，汉王朝由"文景之治"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代。而社甫则亲身经历了他所忧惧的巨大灾难，亲眼看到了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也就是说，杜甫与屈、贾的时代不同，其忧世预言与历史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也不一致。但是杜甫与屈、贾有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意识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贾谊遭到绛、灌之属的谗毁，杜甫则除了谏房琯一事引起肃宗大怒之外，根本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离骚》）贾谊说："国其莫我知，子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汉书·贾谊传》）杜甫也说："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地不是由于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被社会所接受。所以要抗拒这种孤独感，仅靠对自己的天赋、操守的孤芳自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我们在第二节中说过，杜甫对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一生穷愁潦倒，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溪诗话》卷一○），直到晚年飘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构成了杜甫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既没有佯狂避世，也没有遁入空门。
由此可见，杜甫的忧患意识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贾的文学传统。这种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正因为杜甫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更能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祸萌，从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患意识。反之，正因为杜甫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他就更强烈地希望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在杜甫心中，本来是低沉压抑的忧患意识已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精神力量。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给读者带来的主要是压抑和绝望，而杜诗中的忧患意识却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所以风格沉郁的杜诗对于后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宋人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范文正公集》卷七），清初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都可视为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