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那么，杜甫所怀有的忧患意识是不是有所从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忧患意识的起源。
远在生民之初，忧患就是与生俱来的。初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的客观现实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并非仅仅出于儒家的虚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从王公大人到黎民百姓都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因为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总是形影相随的。既然忧患意识笼罩着整个时代，反映着时代意识的诸子百家当然都难以摆脱忧患的阴影。那些主张入世的思想流派无一例外地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彩，孔子栖栖惶惶，墨子摩顶放踵，诚如《庄子·骈拇》所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毫无疑问，在春秋战国时代最深沉地体现了时代的忧患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总是能感觉到字里行间有一种深重的忧患感。《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篇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儒行》篇说："虽危，起居尚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诗经》中更是充满了忧危之词："人之云亡，心之忧矣"（《诗经·大雅·瞻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鄘风·载驰》），等等。而首次明确指出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则是孔子，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孟子继而提出了"生于忧患"（《孟子·告子》下）的著名命题。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忧患意识是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密不可分的。儒家思想家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孟都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正因为有了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的情形下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甚至不惜用"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献身精神为理想而奋斗。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虽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但他把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用文学样式表达出来，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传统。在杜甫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体现了忧患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体上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的忧患意识，从宋玉《九辩》、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到曹植、阮籍的"忧生之嗟"①都蒙上了这种忧患的浓重色调。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等篇与汉代梁鸿的《五噫》、张衡的《四愁》，所表达的忧思都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这后一种倾向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贾谊。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司马迁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诗序："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三○）阮籍《咏怀诗》颜延之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二三）。
记·屈原贾生列传》）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②此外，《天问》仰问苍天以抒胸中之愁怨，《招魂》呼号四方而愁魂魄之不归，即使是《九歌》那样的祭神乐歌，其中又夹杂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朱嘉《楚辞集注》卷二）的男女恋情，然而如《云中君》云"极劳心之忡忡"，《山鬼》云"思公子兮徒离忧"，也常有哀怨忧伤的情调。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严羽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沧浪诗话·诗评》）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意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以及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九章·哀郢》）"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九章·惜往日》）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当时在说客之间流行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见《战国策·楚策一》），可见它仍足以与秦国相抗衡。即使到屈原沉江五十余年之后，①其时楚已损兵失地，国势衰微，但秦始皇命老将王翦率师伐楚，王翦还一定要有六十万士兵才肯出师，从中不难窥见楚国的实力。总之，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体现了诗人心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贾谊生活的汉文帝时代，是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西汉帝国正蒸蒸日上，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他上疏文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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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生民之初，忧患就是与生俱来的。初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的客观现实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并非仅仅出于儒家的虚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从王公大人到黎民百姓都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因为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总是形影相随的。既然忧患意识笼罩着整个时代，反映着时代意识的诸子百家当然都难以摆脱忧患的阴影。那些主张入世的思想流派无一例外地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彩，孔子栖栖惶惶，墨子摩顶放踵，诚如《庄子·骈拇》所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毫无疑问，在春秋战国时代最深沉地体现了时代的忧患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总是能感觉到字里行间有一种深重的忧患感。《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篇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儒行》篇说："虽危，起居尚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诗经》中更是充满了忧危之词："人之云亡，心之忧矣"（《诗经·大雅·瞻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鄘风·载驰》），等等。而首次明确指出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则是孔子，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孟子继而提出了"生于忧患"（《孟子·告子》下）的著名命题。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忧患意识是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密不可分的。儒家思想家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孟都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正因为有了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的情形下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甚至不惜用"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献身精神为理想而奋斗。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虽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但他把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用文学样式表达出来，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传统。在杜甫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体现了忧患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体上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的忧患意识，从宋玉《九辩》、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到曹植、阮籍的"忧生之嗟"①都蒙上了这种忧患的浓重色调。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等篇与汉代梁鸿的《五噫》、张衡的《四愁》，所表达的忧思都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这后一种倾向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贾谊。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司马迁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诗序："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三○）阮籍《咏怀诗》颜延之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二三）。
记·屈原贾生列传》）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②此外，《天问》仰问苍天以抒胸中之愁怨，《招魂》呼号四方而愁魂魄之不归，即使是《九歌》那样的祭神乐歌，其中又夹杂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朱嘉《楚辞集注》卷二）的男女恋情，然而如《云中君》云"极劳心之忡忡"，《山鬼》云"思公子兮徒离忧"，也常有哀怨忧伤的情调。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严羽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沧浪诗话·诗评》）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意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以及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九章·哀郢》）"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九章·惜往日》）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当时在说客之间流行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见《战国策·楚策一》），可见它仍足以与秦国相抗衡。即使到屈原沉江五十余年之后，①其时楚已损兵失地，国势衰微，但秦始皇命老将王翦率师伐楚，王翦还一定要有六十万士兵才肯出师，从中不难窥见楚国的实力。总之，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体现了诗人心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贾谊生活的汉文帝时代，是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西汉帝国正蒸蒸日上，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他上疏文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