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食京华：对浪漫主义诗坛的游离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天宝五载（746），三十五岁的杜甫西入长安。次年，唐玄宗诏天下凡通一艺以上者皆赴京师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可是，李林甫恐怕草野之士对策时斥言其好恶，向玄宗进言："举人多卑贱愚喷，恐有俚言污浊圣听。"并在考试中阴谋设置障碍，使得应试的人无一人及第，李林甫反而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详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杜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希望就被政治阴谋断送了。①在那以后，杜甫试图通过其他的途径进入仕途，一是向达官贵人投赠诗篇，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援引，二是向朝廷献赋，希望直接引起皇帝的注意。可是这些努力的结果仍是不断的失望，直到天宝十四载（755）秋，他仍旧是一介布衣。
从现存的杜诗来看，杜甫向权贵献诗之举在他初入长安时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没有停止。举其要者，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一诗作于天宝五、六载间，①投赠对象是汝阳王李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作于天宝七载（748）至九载（750），《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两首作于天宝九载（750），②投赠对象是由河南尹调任尚书省左丞的韦济。《赠翰林张四学土垍作于天宝九载（750），投赠对象是尚宁亲公主的翰林学士张垍《敬赠郑谏议十韵》作于天宝十载（751），投赠对象是谏议大夫郑审。《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作于天宝十一载（752），投赠对象是京兆尹鲜于仲通。《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投赠对象是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哥舒翰。《上韦左相二十韵》作于天宝十四载（755），投赠对象是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在这些投赠对象中间，有的尚属正人才士，如李琎"好学尚贞烈，义形必沾中"（《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而受到杜甫的尊敬，郑审则以诗才见重于杜甫且与他保持了持久的友谊（见《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但是毋庸讳言，其间也有人品颇为低劣者，如张垍谗毁李白，安史乱后即投降叛军。哥舒翰为一纠纠蕃将，潼关失守后亦降于安禄山。如果说杜甫赠诗时这些人劣迹尚未显露，所以不能责怪诗人投赠非人，①那么在赠鲜于仲通的诗中托他向杨国忠求助，就确实是病急乱投医了。据周勋初先生考证，鲜于其人尚不是好邪小人，②但杨国忠无疑是专权乱政的巨好，而且他们两人正是征伐南诏以致全军复没的祸首。后人对杜甫的投赠非人颇有讥讽甚或大加挞伐者，③但我们觉得还是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说得好：公有《赠鲜于京兆》诗日："早晚报平津"，望其荐于国忠也。又日："破胆遭前① 傅璇琮先生对这次阴谋的过程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见《从杜甫于天宝六载应试谈唐代的制举》（《草堂》1984 年第1 期）。
① 此诗注家编年不同，此从钱谦益说（见《钱注杜诗》卷九）。
② 旧注皆系此三诗于天宝七载，乃据《旧唐书·韦济传》中"天宝七载，又为河南尹，迁尚书丞"之记载。据新发现的韦济墓志，其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事在天宝九载（750）。详见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载《文学遗产》1992 年第4 期。
① 张垍谗逐李白事见魏颢《李翰林集序》，今人多信之。但此事发生在杜甫入长安前，杜甫未必了解。② 见《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③ 前者如冯至《杜甫传》中"长安十年"一节，后者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杜甫的功名**》一节。政，阴谋独秉钧"，谓李林甫也。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好之好，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于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虽然，《白丝行》日："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日："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寄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日："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臾，然不失为平情之论。的确，杜甫是投赠非人且有谰词，但这是被迫写出的言不由衷之词，我们应该多给诗人一些同情而少一些责备。
杜甫向朝廷献赋也有多次。天宝九载（750），杜甫以《雕赋》投于"延恩柜"，结果如石沉大海。次年正月，唐玄宗举行了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和合祭天地于南郊等大典，杜甫抓住机会写成《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即所谓《三大礼赋》）献于朝廷。这一次总算引起了玄宗的注意，命杜甫待制集贤院，让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直至晚年还自豪地回忆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恒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可是既然当时的宰相仍然是李林甫，①即四年前用阴谋使应制举者无一人及第的权好，杜甫的希望又是注定要落空的。果然，他得到了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的虚假资格，以后就不见下文了。到了天宝十三载（754）冬，杜甫又作《封西岳赋》，投"延恩柜"，也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仕路不通，经济上又没有来源，杜甫在长安的生活日益窘迫，他的精神状态也日益苦闷、愤激，我们可以三首诗为例来说明他境遇的每况愈下：今夕行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成阳客舍一事无，相与搏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跳不肯成果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此诗约作于天宝五载（746），时杜甫初入长安。王嗣爽云："此诗真有英雄气"，又云，"穷人妄想，往往如此。"（《杜臆》卷一）的确；杜甫此时虽生活逐渐贫困，但少时豪气尚存，人生的艰难还没有在他心头压上重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飙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① 当时李林甫为右相，陈希烈为左相，陈本为李所引进。"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希烈但给唯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快快，祗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此诗作于天宝九载（750），如果说杜甫在长安所作的投赠诗因多乞怜、颂德之语而价值不高的话，那么至少这一首是个例外。后人对此诗有很多赞词，如黄庭坚称其立意布置之妙（见范温《潜溪诗眼》），而王嗣爽则赞其"纵横转折，感愤悲壮，缱绻踌躇，曲尽其妙"（《杜臆》卷一），然而最重要的是此诗活画出了诗人在长安的窘迫情状，倾吐了他心中的愤窟和辛酸。当然，正象浦起龙所云，此诗"一结高绝"（《读杜心解》卷一），结尾几句仍然具有豪情英气，仍然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羡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此时杜甫已在长安住了八个年头，他已经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官米的地步，而饿死的威胁也真的降临到他头上来了！他甚至愤激他说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的诡激之语，非但不再幻想进入仕途施展抱负，而且连白鸥清波的浪漫想法也不再出现于心头，而只想着借酒浇愁和归隐耕田了。
从裘马清狂到来米官仓，诗人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从乐观热烈到苦闷愤懑，诗人的情绪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于是，杜甫的诗歌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杜甫逐渐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上游离出来了。让我们看看这个游离过程的轨迹。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筋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淡雄辩惊四筵。
此诗作于天宝五载（746）以后的数年间，①也即杜甫进入长安的头几年间。所谓"饮中八仙"，也称"酒中八仙"，是天宝初在长安的李白等八人的共称，到底是哪八个人已难以确指。①当杜甫来到长安时，"八仙"中有的人已① 天宝五载（746）四月，李适之罢相，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见《旧唐书·李适之传》）杜诗中"衔杯乐圣称避贤"句显然是用李适之诗意，故此诗作年的上限是五载四月，但作年的下限则来可确定。
① 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大白全集》卷三一）云："（李白）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经去世，②有的人已经离开长安，③所以他作《饮中八仙歌》仅仅是本于传闻而非实录。此诗中所描写的贺知章、李斑、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各异，但他们痛饮沉醉的狂态却甚为相似。后人评论此诗大多着眼于此，如王嗣爽云："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杜臆》卷一）当代学者亦多认为此诗"抓住了个'仙'字，仗着这股'仙气'，??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陈贻掀《杜甫评传》第五章）④但是事实上这八个人的醉态可掬并不完全是欢快心情的体现，而且杜甫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例如李适之因受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其子卫尉少卿要尝盛撰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他因此而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语意愤怨而非旷达，杜甫既然隐括其句意入诗，难道会对其似旷实怨的心情毫无体会？又如李白在长安受到谗谤而被玄宗疏远，"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滴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连当时的"朝列"都对李白的真实心情有所理解，作诗"言公之不得意"，难道在数年以前曾与离京后的李白交游甚久且相知甚深的杜甫反倒会对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的动机毫无觉察？程千帆师曾对"饮中八仙"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饮中八仙，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之中。这篇诗乃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饮者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杜甫与'八仙'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载《被开拓的诗世界》）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而且认为：虽然"饮中八仙"并非都以诗歌著称，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正是盛唐诗坛风气的形象体现。在盛唐后期，也就是开元末、天宝初时期，朝政日趋**，社会日趋黑暗，可是这一切都掩盖在花团锦簇的繁华外表下面，所以诗人们（包括李白、贺知章）尽管对此若有所感，却仍然受到巨大的惯性力量的支配，以充满着浪漫情调的举止（例如痛饮）来销解心底的惆怅失意，他们没有能够、也并不情愿睁大眼睛清醒地正视现实，所以整个诗坛仍然弥漫着浪漫主义的风气。只有杜甫是一个例外，他开始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身份审视"饮中八仙"的醉态，这意味着他已有从浪漫主义诗坛上游离出来的倾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更好他说明杜甫与整个诗坛的游离，应该把他与同时的其他诗人作一些比较。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可证当时确有"八仙"之称，但名录与杜诗所列者有异。参见浦江清《八仙考》（载《浦江清文录》）。
② 贺知章卒于天宝三载（744），而苏晋则早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已经去世，根本不可能于天宝初预八仙之游。
③ 李白于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杜甫就是那时与李白相识于洛阳的。④ 参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萧涤非《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时代》一节等。
天宝十一载（752）的一个秋日，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轰等五人一起登上了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①高适、薛据首先赋诗，②杜甫等三人随即继作，这是文学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时过九百年之后，王士禛还不胜景慕地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卷一八《慈恩塔诗》条）的确，这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人名垂千古，毋庸赘述。储光羲和薛据在当时的诗名也很大，在殷璠所选《河岳英灵集》中，储光泰诗入选十二首，薛据诗入选十首，可证其诗颇为时人所重。所以，这一次同题共作确实是诗人们吐露胸臆，驰骋才思的良机。而对我们来说，这足以显示杜甫与当时诗坛之关系。他们留下来的四首诗如下（薛据诗已佚）。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杜甫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适香界混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岑参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隘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储光羲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大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关于这四首诗的优劣，后人曾有不少评论。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独擅胜场，但也有持异议的。如明人胡震亨云："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即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唐诸家教乘中诗，合作者多，独老杜殊出入，不可为法。"自注："如《慈恩塔》一诗，高、岑终篇皆彼教语，杜则杂以'望陵寝'、'叹稻粱'等事，与法门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赠僧诗皆然。"（《唐音癸签》卷四）胡氏所云，纯是从慈恩寺乃佛家建筑这一点着眼，所以强调必须限于佛教语义，才算当行。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诗人并非僧徒，他们到慈恩寺去的目的是登览而非礼佛，他们所写的诗当然应是述我所见、抒我所感，何须全用"教乘中语义"？象杜诗中用"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点明所登是佛寺浮图，就足够了。如果通篇皆① 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天宝十一载，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论之甚详，诸家年谱也无异说。②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下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用"教乘中语义"，就可能成为佛教的"玄言诗"了。这四首诗中储光羲的一首用"彼教语"最多，而成就也最低，就说明了胡震亨这番议论的不足取。况且当诗人们登上慈恩寺塔的那个时候，唐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当时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世界（不仅指自然景物）已经不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针对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胡震亨的话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其他论者对这四首诗的评论大多着眼于艺术水平之高下，兹不赘述，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想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高下异同。
如前所述，天宝十一载时杜甫正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人生的艰辛，陆游为其时的杜甫画了一幅生动准确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梦，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剑南诗稿》卷一六）
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之后，才得到封丘县尉的微职，然而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一部分）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他不久就弃官了。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安闲居，他此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
岑参其时三十六岁，①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稗益，但诗人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安闲居，此时他心中也有抑郁的情绪。
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②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① 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② 储光羲于天宝九载（750）始任监察御史。（据陈铁民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监察御史的官品为正八品上。储光羲天宝十一载作《哥舒大夫颂德》中有"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之句，可见他仍有不得志之感。
尾四句："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说明诗人在登临佛寺浮图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劳。这无疑要比岑、储两人的态度积极得多。但是，高适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其诗中留下痕迹。
杜甫的诗就完全不同了。它一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仇兆鳌注："'百忧'，悯世乱也。"（《杜诗详注》卷二）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他个人的生活。他一登高望远，就立即将眼前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浦起龙所说："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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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杜诗来看，杜甫向权贵献诗之举在他初入长安时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没有停止。举其要者，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一诗作于天宝五、六载间，①投赠对象是汝阳王李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作于天宝七载（748）至九载（750），《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两首作于天宝九载（750），②投赠对象是由河南尹调任尚书省左丞的韦济。《赠翰林张四学土垍作于天宝九载（750），投赠对象是尚宁亲公主的翰林学士张垍《敬赠郑谏议十韵》作于天宝十载（751），投赠对象是谏议大夫郑审。《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作于天宝十一载（752），投赠对象是京兆尹鲜于仲通。《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投赠对象是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哥舒翰。《上韦左相二十韵》作于天宝十四载（755），投赠对象是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在这些投赠对象中间，有的尚属正人才士，如李琎"好学尚贞烈，义形必沾中"（《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而受到杜甫的尊敬，郑审则以诗才见重于杜甫且与他保持了持久的友谊（见《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但是毋庸讳言，其间也有人品颇为低劣者，如张垍谗毁李白，安史乱后即投降叛军。哥舒翰为一纠纠蕃将，潼关失守后亦降于安禄山。如果说杜甫赠诗时这些人劣迹尚未显露，所以不能责怪诗人投赠非人，①那么在赠鲜于仲通的诗中托他向杨国忠求助，就确实是病急乱投医了。据周勋初先生考证，鲜于其人尚不是好邪小人，②但杨国忠无疑是专权乱政的巨好，而且他们两人正是征伐南诏以致全军复没的祸首。后人对杜甫的投赠非人颇有讥讽甚或大加挞伐者，③但我们觉得还是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说得好：公有《赠鲜于京兆》诗日："早晚报平津"，望其荐于国忠也。又日："破胆遭前① 傅璇琮先生对这次阴谋的过程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见《从杜甫于天宝六载应试谈唐代的制举》（《草堂》1984 年第1 期）。
① 此诗注家编年不同，此从钱谦益说（见《钱注杜诗》卷九）。
② 旧注皆系此三诗于天宝七载，乃据《旧唐书·韦济传》中"天宝七载，又为河南尹，迁尚书丞"之记载。据新发现的韦济墓志，其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事在天宝九载（750）。详见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载《文学遗产》1992 年第4 期。
① 张垍谗逐李白事见魏颢《李翰林集序》，今人多信之。但此事发生在杜甫入长安前，杜甫未必了解。② 见《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③ 前者如冯至《杜甫传》中"长安十年"一节，后者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杜甫的功名**》一节。政，阴谋独秉钧"，谓李林甫也。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好之好，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于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虽然，《白丝行》日："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日："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寄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日："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臾，然不失为平情之论。的确，杜甫是投赠非人且有谰词，但这是被迫写出的言不由衷之词，我们应该多给诗人一些同情而少一些责备。
杜甫向朝廷献赋也有多次。天宝九载（750），杜甫以《雕赋》投于"延恩柜"，结果如石沉大海。次年正月，唐玄宗举行了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和合祭天地于南郊等大典，杜甫抓住机会写成《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即所谓《三大礼赋》）献于朝廷。这一次总算引起了玄宗的注意，命杜甫待制集贤院，让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直至晚年还自豪地回忆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恒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可是既然当时的宰相仍然是李林甫，①即四年前用阴谋使应制举者无一人及第的权好，杜甫的希望又是注定要落空的。果然，他得到了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的虚假资格，以后就不见下文了。到了天宝十三载（754）冬，杜甫又作《封西岳赋》，投"延恩柜"，也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仕路不通，经济上又没有来源，杜甫在长安的生活日益窘迫，他的精神状态也日益苦闷、愤激，我们可以三首诗为例来说明他境遇的每况愈下：今夕行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成阳客舍一事无，相与搏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跳不肯成果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此诗约作于天宝五载（746），时杜甫初入长安。王嗣爽云："此诗真有英雄气"，又云，"穷人妄想，往往如此。"（《杜臆》卷一）的确；杜甫此时虽生活逐渐贫困，但少时豪气尚存，人生的艰难还没有在他心头压上重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飙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① 当时李林甫为右相，陈希烈为左相，陈本为李所引进。"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希烈但给唯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快快，祗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此诗作于天宝九载（750），如果说杜甫在长安所作的投赠诗因多乞怜、颂德之语而价值不高的话，那么至少这一首是个例外。后人对此诗有很多赞词，如黄庭坚称其立意布置之妙（见范温《潜溪诗眼》），而王嗣爽则赞其"纵横转折，感愤悲壮，缱绻踌躇，曲尽其妙"（《杜臆》卷一），然而最重要的是此诗活画出了诗人在长安的窘迫情状，倾吐了他心中的愤窟和辛酸。当然，正象浦起龙所云，此诗"一结高绝"（《读杜心解》卷一），结尾几句仍然具有豪情英气，仍然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羡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此时杜甫已在长安住了八个年头，他已经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官米的地步，而饿死的威胁也真的降临到他头上来了！他甚至愤激他说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的诡激之语，非但不再幻想进入仕途施展抱负，而且连白鸥清波的浪漫想法也不再出现于心头，而只想着借酒浇愁和归隐耕田了。
从裘马清狂到来米官仓，诗人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从乐观热烈到苦闷愤懑，诗人的情绪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于是，杜甫的诗歌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杜甫逐渐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上游离出来了。让我们看看这个游离过程的轨迹。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筋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淡雄辩惊四筵。
此诗作于天宝五载（746）以后的数年间，①也即杜甫进入长安的头几年间。所谓"饮中八仙"，也称"酒中八仙"，是天宝初在长安的李白等八人的共称，到底是哪八个人已难以确指。①当杜甫来到长安时，"八仙"中有的人已① 天宝五载（746）四月，李适之罢相，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见《旧唐书·李适之传》）杜诗中"衔杯乐圣称避贤"句显然是用李适之诗意，故此诗作年的上限是五载四月，但作年的下限则来可确定。
① 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大白全集》卷三一）云："（李白）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经去世，②有的人已经离开长安，③所以他作《饮中八仙歌》仅仅是本于传闻而非实录。此诗中所描写的贺知章、李斑、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各异，但他们痛饮沉醉的狂态却甚为相似。后人评论此诗大多着眼于此，如王嗣爽云："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杜臆》卷一）当代学者亦多认为此诗"抓住了个'仙'字，仗着这股'仙气'，??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陈贻掀《杜甫评传》第五章）④但是事实上这八个人的醉态可掬并不完全是欢快心情的体现，而且杜甫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例如李适之因受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其子卫尉少卿要尝盛撰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他因此而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语意愤怨而非旷达，杜甫既然隐括其句意入诗，难道会对其似旷实怨的心情毫无体会？又如李白在长安受到谗谤而被玄宗疏远，"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滴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连当时的"朝列"都对李白的真实心情有所理解，作诗"言公之不得意"，难道在数年以前曾与离京后的李白交游甚久且相知甚深的杜甫反倒会对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的动机毫无觉察？程千帆师曾对"饮中八仙"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饮中八仙，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之中。这篇诗乃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饮者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杜甫与'八仙'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载《被开拓的诗世界》）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而且认为：虽然"饮中八仙"并非都以诗歌著称，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正是盛唐诗坛风气的形象体现。在盛唐后期，也就是开元末、天宝初时期，朝政日趋**，社会日趋黑暗，可是这一切都掩盖在花团锦簇的繁华外表下面，所以诗人们（包括李白、贺知章）尽管对此若有所感，却仍然受到巨大的惯性力量的支配，以充满着浪漫情调的举止（例如痛饮）来销解心底的惆怅失意，他们没有能够、也并不情愿睁大眼睛清醒地正视现实，所以整个诗坛仍然弥漫着浪漫主义的风气。只有杜甫是一个例外，他开始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身份审视"饮中八仙"的醉态，这意味着他已有从浪漫主义诗坛上游离出来的倾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更好他说明杜甫与整个诗坛的游离，应该把他与同时的其他诗人作一些比较。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可证当时确有"八仙"之称，但名录与杜诗所列者有异。参见浦江清《八仙考》（载《浦江清文录》）。
② 贺知章卒于天宝三载（744），而苏晋则早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已经去世，根本不可能于天宝初预八仙之游。
③ 李白于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杜甫就是那时与李白相识于洛阳的。④ 参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萧涤非《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时代》一节等。
天宝十一载（752）的一个秋日，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轰等五人一起登上了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①高适、薛据首先赋诗，②杜甫等三人随即继作，这是文学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时过九百年之后，王士禛还不胜景慕地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卷一八《慈恩塔诗》条）的确，这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人名垂千古，毋庸赘述。储光羲和薛据在当时的诗名也很大，在殷璠所选《河岳英灵集》中，储光泰诗入选十二首，薛据诗入选十首，可证其诗颇为时人所重。所以，这一次同题共作确实是诗人们吐露胸臆，驰骋才思的良机。而对我们来说，这足以显示杜甫与当时诗坛之关系。他们留下来的四首诗如下（薛据诗已佚）。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杜甫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适香界混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岑参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隘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储光羲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大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关于这四首诗的优劣，后人曾有不少评论。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独擅胜场，但也有持异议的。如明人胡震亨云："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即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唐诸家教乘中诗，合作者多，独老杜殊出入，不可为法。"自注："如《慈恩塔》一诗，高、岑终篇皆彼教语，杜则杂以'望陵寝'、'叹稻粱'等事，与法门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赠僧诗皆然。"（《唐音癸签》卷四）胡氏所云，纯是从慈恩寺乃佛家建筑这一点着眼，所以强调必须限于佛教语义，才算当行。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诗人并非僧徒，他们到慈恩寺去的目的是登览而非礼佛，他们所写的诗当然应是述我所见、抒我所感，何须全用"教乘中语义"？象杜诗中用"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点明所登是佛寺浮图，就足够了。如果通篇皆① 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天宝十一载，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论之甚详，诸家年谱也无异说。②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下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用"教乘中语义"，就可能成为佛教的"玄言诗"了。这四首诗中储光羲的一首用"彼教语"最多，而成就也最低，就说明了胡震亨这番议论的不足取。况且当诗人们登上慈恩寺塔的那个时候，唐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当时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世界（不仅指自然景物）已经不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针对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胡震亨的话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其他论者对这四首诗的评论大多着眼于艺术水平之高下，兹不赘述，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想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高下异同。
如前所述，天宝十一载时杜甫正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人生的艰辛，陆游为其时的杜甫画了一幅生动准确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梦，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剑南诗稿》卷一六）
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之后，才得到封丘县尉的微职，然而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一部分）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他不久就弃官了。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安闲居，他此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
岑参其时三十六岁，①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稗益，但诗人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安闲居，此时他心中也有抑郁的情绪。
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②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① 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② 储光羲于天宝九载（750）始任监察御史。（据陈铁民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监察御史的官品为正八品上。储光羲天宝十一载作《哥舒大夫颂德》中有"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之句，可见他仍有不得志之感。
尾四句："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说明诗人在登临佛寺浮图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劳。这无疑要比岑、储两人的态度积极得多。但是，高适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其诗中留下痕迹。
杜甫的诗就完全不同了。它一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仇兆鳌注："'百忧'，悯世乱也。"（《杜诗详注》卷二）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他个人的生活。他一登高望远，就立即将眼前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浦起龙所说："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