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食京华：对浪漫主义诗坛的游离（2/2）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读杜心解》卷一）在胸怀百忧的诗人看来，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惨淡的颜色。"烈风无时休"固然是高处的应有之景，但又何尝不是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的征兆？宋人胡舜涉解此诗曰："《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淆而清浊不分，故曰'径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三山老人语录》，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胡氏认为全诗都隐含讥刺，当然穿凿过甚，所以清人施鸿保批评他说："通首皆作喻言，屑琐牵合。"且指出："前十六句，皆但写景"。（《读杜诗说》卷一）那么，"秦山忽破碎"这几句究竟是单纯的写景还是有所寓意呢？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所寓意的，但是不能象胡氏那样逐句比附，处处落实。就是说，这些句子确是写景，但这是写的一个胸怀百忧的诗人眼中的景，所以诗人胸中的忧愁之情与眼中的苍茫之景已在下意识中融为一体，我们不必也不能再把它们分开来。至于"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注家都认为是由写景转为寓意，我们也这样理解，试作诠释如下："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浮"，明末潘柽章云："高祖号神尧皇帝，大宗受内掸，故以虞舜、苍梧言之。"（《杜诗博议》，《杜诗详注》卷二引）①因为慈恩寺既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场所，又是唐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象征，②当杜甫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登上寺塔时，就自然而然地眺望太宗的昭陵而缅怀大唐帝国的全盛时代。可是盛世已经消逝，尽管诗人满怀希望地呼唤它，也不会复返了，剩下的只是愁云惨雾而已。"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二句是以周穆王和西王母游宴于瑶池之传说以刺玄宗、杨妃，注家于此均无异说。虽说诗中的"瑶池"不一定是比喻骊山瘟汤，①诗人登塔时玄宗、杨妃也并不在华清池，②但诗人远眺骊山，即景生情，不由得对玄宗沉面于酒色淫乐感到惋惜、愤慨。① 仇氏引《杜诗博议》皆标作"明王道俊"，误。因仇氏实未见其书，《杜诗详注》中凡引《杜诗博议》处皆转引自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而朱氏所引则为潘柽章所著，详见蔡锦芳《<杜诗博议>质疑》（《杜甫研究学刊》1989 年第2 期）。后文凡自仇注转引《杜诗博议》，皆径标作潘氏之言，不再注明。② 据《两京新记》、《长安志》等书记载，慈恩寺建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本是太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为他母亲文德皇后祈福而建立的。塔前东阶立有大宗亲撰的《三藏圣教序》碑和高宗亲撰的《述圣记》碑。
① 《杜诗详注》卷二引程嘉燧云："明皇游宴骊山皆贵妃从幸，故以'日晏昆仑'讽之"。《钱注杜诗》卷一则云："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二说略同，然程说坐实瑶他以比骊山温泉，似不如钱说之圆通。又杜诗他篇如《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云："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亦可与之互证。
② 温汤疗疾，故玄宗之幸骊山必在冬季或初春寒冷季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据《资治"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二句写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之悲愤，"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二句，斥好邪趋炎附势而谋取富贵之无耻，其义甚明。当四位诗人登上兹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遇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轰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图的崇丽，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所看到的与岑、储同，所感到的是个人命运的蹭蹬。而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之外还看到了"尘昏满目"，除了个人命运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这就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到天宝后期，尽管大唐帝国已在暗晴地走向衰亡，产生"盛唐气象"的社会基础已在悄悄地逝去，但诗坛上只有杜甫最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并把这种感受形诸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最早从这个诗坛彻底地游离出来了。
杜甫一旦从浪漫主义诗坛游离出来，他的创作就开始以写实为主要倾向，他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探索社会的病根。他的目光既对准了日益陷于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贵族，于是他写出了《兵车行》和《丽人行》。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那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大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宋人赵彦材认为因玄宗用兵吐著而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宋人黄鹤认为指天宝十载征南诏之役（见《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钱谦益则云："举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不迫如此。??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钱注杜诗》卷一）我们认为杜甫两年之后作《丽人行》即直斥杨国忠"炙手可热势绝伦"，此时未必不敢斥言之。此诗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显然与"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之事有关，而"牵衣顿足拦道哭"之描写也显然与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复没后"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上）之史实有关，所以此诗并不是专指哪一次边畔战争，而是泛指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穷兵默武政策，及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对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对被驱往死地的善良人民和他们的父母妻儿以及抛骨绝域的冤魂表示深切的同情。
通鉴》卷二一六所纪，天宝十一载冬十月戊寅（初五日）至十二月丁亥（十六日）玄宗幸华清宫。
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奏。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它是讥刺杨氏兄妹的。杨贵妃的三位从姊于天宝七载（748）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从兄杨国忠则于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继任右相，杨氏兄妹权势熏天，荒淫无度，杨国忠甚至与虢国夫人私通，公然并辔走马，路人为之掩目（详见《旧唐书·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等）。此诗故意用工笔重彩对杨氏姐妹容态之娴美、服饰之华丽、肴馔之名贵一一作正面描写，诚如浦起龙所云，"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然而结尾六句则显为"刺讥语"，不但用"杨花"、"青鸟"的典故暗刺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而且对杨国忠盛气凌人、恬不知耻的丑态作了深刻的讥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结尾，从而使前面貌似庄重的描写统统转化为讽刺，就象蒋金式所云："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杜诗镜铨》卷二引），全诗表述了诗人对那些恃宠弄权、骄奢淫佚的外戚贵族的极度憎恶和轻蔑。
《兵车行》和《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国的由盛转衰并不是毫无觉察，毫无反映的，例如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但那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上都比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作法，即不再象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时事，而是自拟新题。①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②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就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分自如、灵活。
在长安十年的后期，杜甫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开始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霖雨六十余日，农田都被淹没，长安房① 黄庭坚称李白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答黎晦叔》，《山谷老人刀笔》卷八），的确，李白的乐府诗成就很高，但是他径取乐府古题为诗题，这对于反映现实总是一重束缚。② 例如《战城南》、《有所思》、《平陵东》等径取首句作题，《陌上桑》即写采桑女陌上之遭遇，《孤儿行》即咏孤儿之苦辛，等等，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舍倒塌无数，关中大饥。但杨国忠竟然"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而玄宗也竟然"以为然"。更有甚者，"扶风大守房琅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的生活之悲惨是不难想见的。杜甫也同样陷于极度的困苦之中，他"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述》）但他在诗歌中除了倾吐自己的苦闷之外，还为广大人民的痛苦而焦虑，例如《九日寄岑参》除了写自己因雨不能出行访友的窘状，还说："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又如《秋雨叹三首》，其一、三两首主要写自己的愁闷，但第二首则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值？"对辛勤耕作却颗粒无收的农民和抱被换米、顾不得严冬将临的城市贫民表示无限的同情。共同的不幸遭遇使诗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
这年冬天，杜甫因京师乏食，把家小送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寄寓在县署公舍里，①只身返回长安。第二年初夏，他往白水（今陕西白水）省视舅氏崔顼，九月与崔同往奉先探视家小。十月，杜甫回到长安，被任为河西县尉。②杜甫在长安求仕近十年，才得到了这个官职，但是他没有接受。不久又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③杜甫接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一个掌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的小官，官位为从八品下，比县尉（从九品下）略高。为什么杜甫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呢？后人对此有种种揣测，①但我们宁可相信杜甫自己的解释："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原来作县尉就难免要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兵曹参军"是一个闲职，毋需折腰奔走。杜甫得了这个微职后不久，复往奉先探视家小。他路经骊山，想到玄宗正与杨贵妃等在山上的华清宫中尽情享乐，可是百姓却正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到家中，发现幼子已经饿死，更是心如刀割。于是诗人奋笔疾书，写了下面这首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己，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① 闻一多推测当时任奉先县令的杨某与杜甫夫人杨氏是本家（见《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颇合情理。② 河西县在何处，旧注多未论及。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以为在"今云南河西县境"，误，因其地于天宝九载（750）已没于南诏。郭床若认为"在宜宾附近"（《李白与杜甫》第160 页），尤误，因为唐代在剑南道仅设过一个河西县，从属于宗州，治所在今云南弥渡、姚安之间，即闻一多所指者（见《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其实河西县就在关内道同州境内，治所在今陕西台阳境内黄河西岸，此县置于高祖武德三年（620），至肃宗乾元三年（760）方改为夏阳县（见《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与《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参看李冶寰《河西县在哪里》（《草堂》1982 年第1 期）。③ 《官定后戏赠》云："率府且逍遥"，又题下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按：《旧唐书》本传作，"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本传作，"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均误。① 萧涤非先生认为杜甫不愿作河西尉是"不肯作这种鞭打人民的官"（《杜甫研究》第24 页），似嫌证据不足；而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是"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李白与社甫》第161 页），未免厚诬古人。
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侣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予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筐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陶，幼子俄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杨伦评曰："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卷三）的确，无论是篇幅之宏伟还是内容之广阔，此诗都堪称杜甫集内的"大文章"，也堪称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文章"。明高校《唐诗品汇》五古部分特设"长篇"一卷，仅入选五首诗，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而且在我们看来，该卷中所收的李白诗二篇--《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①只有杜甫的二首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扛鼎之作。
此诗虽题曰"咏怀"，实乃融咏怀与纪事于一篇。所以宋人黄彻云："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溪诗话》卷一○）而王嗣爽则云："故'彤庭分帛'，'卫霍金盘'，'朱门酒食，等语，皆道其实，故称诗史。"（《杜臆》卷一）两者分别说出了此诗内容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依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分段法，把此诗分成三大段略加解说。
第一大段从开头至"放歌破愁绝"，共三十二句。这一段纯为"咏怀"，用坦率的语句把自己的心事一一道出，忧郁的感情中蕴含着坚毅，自嘲的口气中透露出自豪。诗人自比稷、契，似乎自许过高，但正如王嗣爽云："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已饥之念而已。"（《杜臆》卷一）孟子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这其实就是对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说穿了并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之处，所以诗人诚笃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当然，诗人的抱负非但无法实现，而且受到人们的嘲笑，所以他也有苦恼，牢骚，但最终还是不忍离去，杨伦评这一段说："首从咏怀叙起，每四句一转层层跃出。自许稷契本怀，写仕既不成，① 这些痕迹是：一，对句较多；二，转韵多次，前首转韵二十二次，后者转韵十三次；三，转韵处用"顶针格"较多，如前一首中"城西孤苕峣"下接"苕峣四荒外"，后一首中"荣枯异炎凉"下接"炎凉几度改"，等等。
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杜诗镜铨》卷三）此评甚当，但杨氏主要从文气着眼，我们的注意点则在于，这一段虽为咏怀，但咏怀中暗含叙事，不但清楚地交代了诗人的遭遇、处境以及在仕隐之间徘徊的过程，而且对那些蝇营狗苟之徒进行了讽刺。
第二大段自"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共三十八句。这一段貌似"纪行"，实际上则是记叙、描写、议论并用。开始六句写严寒之状，实亦诗人低沉心绪之衬托。后三十二句为此段重点，描写了唐玄宗君臣在驱山华清宫的荒淫骄奢，并以之与人民的饥寒交迫相对照，从而对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社会现实提出了沉痛的控拆。这三十二句结构颇具匠心，诗人先用十句为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画了一幅粗线条的速写，然后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所享用的物质财富正是从穷苦百姓处掠夺来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四句语气极为愤烈，正如蒋金式所云："叙事中夹议论，不觉发上指冠，大声如吼。"（《杜诗镜铁》卷三引）"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则冷隽尖刻。文势至此已臻极顶，故下文又宕开去，重新转入描写，"况闻内金盘"以下十句，描写对象转为内宠外戚，手法则转为工笔细描。然后，仿佛石破天惊，作者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第三大段共三十句，写诗人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到家，可是到家并没有得到希望中的欢聚，却听到了幼子饿死引起的一片哭声，在极度悲痛之中，诗人又推己及人，想到广大人民更为深重的苦难，感到忧积如山，全诗遂戛然而止。这一段主要内容是"纪事"，但是最后十二句则转为抒情和议论。
综上所述，此诗有这么两个特点：首先，全诗虽以"咏怀"为主线，但中间却穿插着大段的叙事、议论。明人胡夏客云："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杜诗详注》卷四引）其实诗中关于骊山宴乐等描写也都是叙事，不下二百多字，不过这些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得十分紧密，有时甚至密不可分，例如"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又似叙事，又似议论。又如"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二句，又似叙事，又似抒情。这真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其次，此诗题作"咏怀"，咏怀者，当然是咏一人之怀，正如黄彻所云，是诗人的"心迹论"，即使兼及叙事，也应该叙一人之经历。然而此诗却处处推己及人，处处把个人的不幸与国家、人民的不幸联系起来，从而以其对国家形势的深刻反映而被王嗣爽评为"诗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浦起龙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卷首）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显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诗歌这种倾向最早的成功尝试。
当杜甫冒着严寒路经骊山，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尽情享乐时，安禄山已在渔阳起兵了，①只是渔阳鼙鼓声尚没有传到关中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①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所记，玄宗于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日）至十一月丙子（二十一日）幸华清宫，安禄山于十一月甲子（初九日）发动叛乱，十一月庚午（十五日）玄宗方得到消息。杜甫路经骊山当在消息传开之前。
字》这首诗对于危机四伏、大乱将临的形势表示了深刻的优虑，堪称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对于杜甫的求仕来说，十年长安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只得到了一个正八品下的微职。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十年长安的结果是辉煌的：他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诗篇。从那以后，诗人就朝着以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向坚定地迈进了。
① 《杜诗详注》卷二引程嘉燧云："明皇游宴骊山皆贵妃从幸，故以'日晏昆仑'讽之"。《钱注杜诗》卷一则云："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二说略同，然程说坐实瑶他以比骊山温泉，似不如钱说之圆通。又杜诗他篇如《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云："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亦可与之互证。
② 温汤疗疾，故玄宗之幸骊山必在冬季或初春寒冷季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据《资治"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二句写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之悲愤，"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二句，斥好邪趋炎附势而谋取富贵之无耻，其义甚明。当四位诗人登上兹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遇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轰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图的崇丽，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所看到的与岑、储同，所感到的是个人命运的蹭蹬。而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之外还看到了"尘昏满目"，除了个人命运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这就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到天宝后期，尽管大唐帝国已在暗晴地走向衰亡，产生"盛唐气象"的社会基础已在悄悄地逝去，但诗坛上只有杜甫最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并把这种感受形诸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最早从这个诗坛彻底地游离出来了。
杜甫一旦从浪漫主义诗坛游离出来，他的创作就开始以写实为主要倾向，他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探索社会的病根。他的目光既对准了日益陷于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贵族，于是他写出了《兵车行》和《丽人行》。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那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大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宋人赵彦材认为因玄宗用兵吐著而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宋人黄鹤认为指天宝十载征南诏之役（见《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钱谦益则云："举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不迫如此。??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钱注杜诗》卷一）我们认为杜甫两年之后作《丽人行》即直斥杨国忠"炙手可热势绝伦"，此时未必不敢斥言之。此诗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显然与"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之事有关，而"牵衣顿足拦道哭"之描写也显然与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复没后"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上）之史实有关，所以此诗并不是专指哪一次边畔战争，而是泛指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穷兵默武政策，及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对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对被驱往死地的善良人民和他们的父母妻儿以及抛骨绝域的冤魂表示深切的同情。
通鉴》卷二一六所纪，天宝十一载冬十月戊寅（初五日）至十二月丁亥（十六日）玄宗幸华清宫。
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奏。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它是讥刺杨氏兄妹的。杨贵妃的三位从姊于天宝七载（748）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从兄杨国忠则于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继任右相，杨氏兄妹权势熏天，荒淫无度，杨国忠甚至与虢国夫人私通，公然并辔走马，路人为之掩目（详见《旧唐书·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等）。此诗故意用工笔重彩对杨氏姐妹容态之娴美、服饰之华丽、肴馔之名贵一一作正面描写，诚如浦起龙所云，"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然而结尾六句则显为"刺讥语"，不但用"杨花"、"青鸟"的典故暗刺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而且对杨国忠盛气凌人、恬不知耻的丑态作了深刻的讥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结尾，从而使前面貌似庄重的描写统统转化为讽刺，就象蒋金式所云："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杜诗镜铨》卷二引），全诗表述了诗人对那些恃宠弄权、骄奢淫佚的外戚贵族的极度憎恶和轻蔑。
《兵车行》和《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国的由盛转衰并不是毫无觉察，毫无反映的，例如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但那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上都比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作法，即不再象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时事，而是自拟新题。①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②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就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分自如、灵活。
在长安十年的后期，杜甫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开始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霖雨六十余日，农田都被淹没，长安房① 黄庭坚称李白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答黎晦叔》，《山谷老人刀笔》卷八），的确，李白的乐府诗成就很高，但是他径取乐府古题为诗题，这对于反映现实总是一重束缚。② 例如《战城南》、《有所思》、《平陵东》等径取首句作题，《陌上桑》即写采桑女陌上之遭遇，《孤儿行》即咏孤儿之苦辛，等等，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舍倒塌无数，关中大饥。但杨国忠竟然"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而玄宗也竟然"以为然"。更有甚者，"扶风大守房琅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的生活之悲惨是不难想见的。杜甫也同样陷于极度的困苦之中，他"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述》）但他在诗歌中除了倾吐自己的苦闷之外，还为广大人民的痛苦而焦虑，例如《九日寄岑参》除了写自己因雨不能出行访友的窘状，还说："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又如《秋雨叹三首》，其一、三两首主要写自己的愁闷，但第二首则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值？"对辛勤耕作却颗粒无收的农民和抱被换米、顾不得严冬将临的城市贫民表示无限的同情。共同的不幸遭遇使诗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
这年冬天，杜甫因京师乏食，把家小送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寄寓在县署公舍里，①只身返回长安。第二年初夏，他往白水（今陕西白水）省视舅氏崔顼，九月与崔同往奉先探视家小。十月，杜甫回到长安，被任为河西县尉。②杜甫在长安求仕近十年，才得到了这个官职，但是他没有接受。不久又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③杜甫接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一个掌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的小官，官位为从八品下，比县尉（从九品下）略高。为什么杜甫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呢？后人对此有种种揣测，①但我们宁可相信杜甫自己的解释："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原来作县尉就难免要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兵曹参军"是一个闲职，毋需折腰奔走。杜甫得了这个微职后不久，复往奉先探视家小。他路经骊山，想到玄宗正与杨贵妃等在山上的华清宫中尽情享乐，可是百姓却正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到家中，发现幼子已经饿死，更是心如刀割。于是诗人奋笔疾书，写了下面这首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己，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① 闻一多推测当时任奉先县令的杨某与杜甫夫人杨氏是本家（见《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颇合情理。② 河西县在何处，旧注多未论及。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以为在"今云南河西县境"，误，因其地于天宝九载（750）已没于南诏。郭床若认为"在宜宾附近"（《李白与杜甫》第160 页），尤误，因为唐代在剑南道仅设过一个河西县，从属于宗州，治所在今云南弥渡、姚安之间，即闻一多所指者（见《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其实河西县就在关内道同州境内，治所在今陕西台阳境内黄河西岸，此县置于高祖武德三年（620），至肃宗乾元三年（760）方改为夏阳县（见《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与《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参看李冶寰《河西县在哪里》（《草堂》1982 年第1 期）。③ 《官定后戏赠》云："率府且逍遥"，又题下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按：《旧唐书》本传作，"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本传作，"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均误。① 萧涤非先生认为杜甫不愿作河西尉是"不肯作这种鞭打人民的官"（《杜甫研究》第24 页），似嫌证据不足；而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是"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李白与社甫》第161 页），未免厚诬古人。
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侣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予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筐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陶，幼子俄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杨伦评曰："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卷三）的确，无论是篇幅之宏伟还是内容之广阔，此诗都堪称杜甫集内的"大文章"，也堪称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文章"。明高校《唐诗品汇》五古部分特设"长篇"一卷，仅入选五首诗，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而且在我们看来，该卷中所收的李白诗二篇--《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①只有杜甫的二首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扛鼎之作。
此诗虽题曰"咏怀"，实乃融咏怀与纪事于一篇。所以宋人黄彻云："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溪诗话》卷一○）而王嗣爽则云："故'彤庭分帛'，'卫霍金盘'，'朱门酒食，等语，皆道其实，故称诗史。"（《杜臆》卷一）两者分别说出了此诗内容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依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分段法，把此诗分成三大段略加解说。
第一大段从开头至"放歌破愁绝"，共三十二句。这一段纯为"咏怀"，用坦率的语句把自己的心事一一道出，忧郁的感情中蕴含着坚毅，自嘲的口气中透露出自豪。诗人自比稷、契，似乎自许过高，但正如王嗣爽云："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已饥之念而已。"（《杜臆》卷一）孟子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这其实就是对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说穿了并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之处，所以诗人诚笃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当然，诗人的抱负非但无法实现，而且受到人们的嘲笑，所以他也有苦恼，牢骚，但最终还是不忍离去，杨伦评这一段说："首从咏怀叙起，每四句一转层层跃出。自许稷契本怀，写仕既不成，① 这些痕迹是：一，对句较多；二，转韵多次，前首转韵二十二次，后者转韵十三次；三，转韵处用"顶针格"较多，如前一首中"城西孤苕峣"下接"苕峣四荒外"，后一首中"荣枯异炎凉"下接"炎凉几度改"，等等。
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杜诗镜铨》卷三）此评甚当，但杨氏主要从文气着眼，我们的注意点则在于，这一段虽为咏怀，但咏怀中暗含叙事，不但清楚地交代了诗人的遭遇、处境以及在仕隐之间徘徊的过程，而且对那些蝇营狗苟之徒进行了讽刺。
第二大段自"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共三十八句。这一段貌似"纪行"，实际上则是记叙、描写、议论并用。开始六句写严寒之状，实亦诗人低沉心绪之衬托。后三十二句为此段重点，描写了唐玄宗君臣在驱山华清宫的荒淫骄奢，并以之与人民的饥寒交迫相对照，从而对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社会现实提出了沉痛的控拆。这三十二句结构颇具匠心，诗人先用十句为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画了一幅粗线条的速写，然后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所享用的物质财富正是从穷苦百姓处掠夺来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四句语气极为愤烈，正如蒋金式所云："叙事中夹议论，不觉发上指冠，大声如吼。"（《杜诗镜铁》卷三引）"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则冷隽尖刻。文势至此已臻极顶，故下文又宕开去，重新转入描写，"况闻内金盘"以下十句，描写对象转为内宠外戚，手法则转为工笔细描。然后，仿佛石破天惊，作者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第三大段共三十句，写诗人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到家，可是到家并没有得到希望中的欢聚，却听到了幼子饿死引起的一片哭声，在极度悲痛之中，诗人又推己及人，想到广大人民更为深重的苦难，感到忧积如山，全诗遂戛然而止。这一段主要内容是"纪事"，但是最后十二句则转为抒情和议论。
综上所述，此诗有这么两个特点：首先，全诗虽以"咏怀"为主线，但中间却穿插着大段的叙事、议论。明人胡夏客云："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杜诗详注》卷四引）其实诗中关于骊山宴乐等描写也都是叙事，不下二百多字，不过这些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得十分紧密，有时甚至密不可分，例如"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又似叙事，又似议论。又如"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二句，又似叙事，又似抒情。这真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其次，此诗题作"咏怀"，咏怀者，当然是咏一人之怀，正如黄彻所云，是诗人的"心迹论"，即使兼及叙事，也应该叙一人之经历。然而此诗却处处推己及人，处处把个人的不幸与国家、人民的不幸联系起来，从而以其对国家形势的深刻反映而被王嗣爽评为"诗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浦起龙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卷首）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显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诗歌这种倾向最早的成功尝试。
当杜甫冒着严寒路经骊山，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尽情享乐时，安禄山已在渔阳起兵了，①只是渔阳鼙鼓声尚没有传到关中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①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所记，玄宗于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日）至十一月丙子（二十一日）幸华清宫，安禄山于十一月甲子（初九日）发动叛乱，十一月庚午（十五日）玄宗方得到消息。杜甫路经骊山当在消息传开之前。
字》这首诗对于危机四伏、大乱将临的形势表示了深刻的优虑，堪称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对于杜甫的求仕来说，十年长安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只得到了一个正八品下的微职。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十年长安的结果是辉煌的：他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诗篇。从那以后，诗人就朝着以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向坚定地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