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偶像--从身体说起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敬文东
１"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
远视和近视一样都是疾病，很难说哪一种更好或者更坏：前者只看得见远方的宏阔风景，比如本质、主义在它那里就是号称清晰的；后者只能看见近处足够大的事物，却无法看到细小的、琐碎的东西。远视和近视都共同以牺牲灰尘、否弃细节和排拒**为代价：与高尚的、迂远的本质－－有时又叫灵魂－－比起来，渺小的**的确只能算是尘埃。据雅典的苏格拉底论证，**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尘埃的意思。费希特也曾经咬牙切齿，又不无自豪、神圣和夸张地说：我的使命就是要证明真理和本质，我的命运、生命和**都一钱不值。就这样，远视眼和近视眼经常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成了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以自命真理和灵魂为方式），给全盘接受下来了，甚至屁颠屁颠把它贡献给不幸没有看见的人们，至于那?“不幸的人们"是否需要，是否高兴，就不是他们准备关心的了。［１４］
不断把自命的真实示人，几乎和大量的谎言一样，会影响我们合理、公正地观察与看待问题。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周边事物的误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比如说，在远视眼和近视眼那里，鲁迅不无沉痛的、几乎是白描似的一句话，也被彻底地、坚定地和错误地解释了。鲁迅在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和裴多菲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之后说："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野草·希望》）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有问题的、几乎是残废了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空虚中的暗夜"，从中引出了大量议论：象征啦，勇敢啦，意义啦，战士啦，民族魂啦（当然也算不得错，但它们是第二性征的，不是第一性征的），好大一箩筐；不幸得很，居然忘记了"肉搏"这个至关重要的谓词。
"肉搏"表明了一个事实：它是带血的战斗，它的第一基础是**。丢掉了**，一切搏斗、一切宏大的景物和一切有着升华癖好的东西，毫无疑问，都将成为无稽之谈。鲁迅在这一点上是深刻的，也是诚实的。卡夫卡在他的随笔里写道，甚至连殉难者也并不低估**，他们让**在十字架上升华，"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感慨万千地说，"他们和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难怪有人不惜以"卑鄙无耻"的心思，去揣度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很可能完全是耶稣本人的主意：牺牲了自己的**和门徒的名誉，神之子的身份也就最终确立了。在《文化神学》中，保罗·蒂利希说到了十字架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正是牢牢控制了沾染了神之子鲜血和承载过神之子肉身的十字架的解释权，基督教才有了说服徒众的能力和底气。而要是不以**付帐，基督教是难以成立的－－这一点连圣奥古斯丁那样正统的神学家也不否认；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立，大大半取决于无数徒众几乎都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拯?“本质"，却没有观察到**在其中的作用－－就这样，**经常要么是个无名英雄，要么完全就是个垫背的角色。它通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是灵魂卑下的载体。所以，自觉有罪的卡夫卡的恍然大悟才会有效?“谁不喜欢是一个高尚的人呢？可是关上门。"Ｅ·毕肖普（E. Bishop ）才会说："啊，天堂，我理解这地方，我知道它！"－－知道什么呢？**的门关上后，天堂也就消失了。
最好把"铲子就叫做铲子"（ call a spade a spade ），先不忙将它点化成什么投枪、匕首和加农炮。喜欢战斗却又对枪炮式革命有着广泛讨厌，鼓励别人当蜜蜂而自己又常常躲进租界当犬儒的鲁迅，很显然，知道肉身的分量和重要性。他诚实地说，自己的所有举止都只是"肉搏"，都首先是"肉搏"，这其实也是有**方面的原因的。有人说，鲁迅的日记几乎是一部"疾病史"（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这是相当准确的论断。１９３６年９月３日，鲁迅在病中给母亲写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引者加点）在鲁迅的时代，肺结核往往被看作是不治之症－－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痨病患者的形象，就是这一潜意识的表现（参看《孤独者》《药》等作品）。完全可以设想，要是一个人在写作之前，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处于极度无能的状态（鲁迅的真正写作时间通常被认为只有十八年，即从１９１８年写作《狂人日记》算起），随时都有可能被死亡的子弹命中，他们会不会像鲁迅那样写作？又会不会有鲁迅那样的激愤风格？鲁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第一部书命名为不详的《坟》，并将坟当作自己身体惟一的终结之处？卡夫卡也说，和身体最相匹配的东西不会是别的什么高贵之物，它只能是棺材。很显然，这些都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疑难杂症……。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日，鲁迅在日记里用春秋笔法说起了自己："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１９３６年６月３０日，鲁迅的日记是这样的：近日以来，"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这其实就是鲁迅"肉搏"了一生的真实写照。身体和将要被身体处理的对象之间（比如残破的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反差，几乎导致了鲁迅写作中出现的绝大多数特色。"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悲哀地说。［１５］
病人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的，唯一可靠的朋友只有他的疾病。"我只得由我来……"这样对结论不容商讨的句式和语气，其实就在试图向我们表明，病人是孤单的，尽管他有无数的同志，有一个古往今来堪称庞大的病人集团军。病夫卡夫卡也说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痛苦的上帝是当初宗教的主要上帝，属于每个病人的是他们家中的上帝，比如说，属于肺结核患者的就是窒息的上帝。在说出这些话后，卡夫卡不无恶意地问?“如果人们还在可怕的联合之前就不对他感兴趣的话，人们怎么可以忍受他的临近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鲁迅是根本就不信什么上帝的，他顶多只把疾病本身，当作了自己无法不信仰的上帝。而不把它当作上帝将意味着什么，病夫鲁迅比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更加清楚，也比所有的小鲁迅都要诚实。在这里，上帝意味着"不得不"，贝多芬将它称作"非如此不可"。它是他无可奈何的并且是忠实的朋友。疾病教会了鲁迅认知世界的几乎一切特殊方式，它是他永恒的发动机。［１６］
２肉搏的伦理学……
鲁迅对自己的现实境况实际上相当清楚。他在一封通信里说：我"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说"誊"而不说"抄"、"写"，对于对语言有着高度敏感和超人修为的鲁迅来说，确实是意味深长的。海德格尔说过，我们完全可以从人的动作上，看出一个人的几乎全部讯息。［１７］强调人的精神存在、一生都在寻找可供精神栖居的家园的老海，肯定不得不同意，动作不仅是精神的，而且必定首先是生理的。"誊"（而不是抄、写）表明了一种身体的征候。它把鲁迅在写作时的吃力情状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从"誊"的字源学上，可以发现这种征候。应付日益险恶、动荡的局势和生存际遇，可以想见，一个患病的人从来都是力不从心的。
诸葛亮在司马懿派来的使者面前耍尽花招，为的是能向后者表明自己还很能吃，因而身体很好。这一招果然使司马懿知难而退，不敢再打蜀军的主意，就不能不说诸葛亮已经洞明了身体和对象之间功败垂成的生死关系。卡夫卡说，如果我的胃口不错，我就会用吃食在我身上，堆积起那可怕的冒险想象来；鲁迅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须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坟·看镜有感》）。这里究竟有没有感同身受的意思？
"胃"是鲁迅经常用到的一个比喻。［１８］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是身体基础中的基础。意大利的执政官、独裁政权的绝对拥护者克拉苏在挑选角斗士时，角斗士学校的校长把斯巴达克斯推荐给了克拉苏，因为该斯巴达克斯能一口咬断人的脚筋。克拉苏卖下了他；斯巴达克斯后来成为能征善战的、专门和克拉苏为敌的起义军领袖，全是因为有了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有人说，彼得大帝之所以能改革成功，他强壮的身体帮了他一多半的忙。因此，先不忙将"胃口"上升到隐喻的吓人高度－－如远视眼常常做的那样，我们先只从物的水平上来观察一下胃的功能。
能吃的人，一般来说肯定会身体硕健，也就肯定能较为轻易地跨过横在自己面前的标高。鲁迅反复从各个角度写到"胃"，正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与它将要处理的对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能为力的隐蔽表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就是潜意识了。鲁迅对洋鬼子们说："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写下去，站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这番话也不能仅仅只从隐喻的角度去观察，毋宁说，它首先描叙了一种身体的吃力景况。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一点点，就一点点行不行？
王充在一千多年前的一座小书斋里幸灾乐祸地说："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体弱。"（《论衡·气寿》）病夫鲁迅终生都在残破的身体和同样残破的世界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出于歪锅对歪灶的原因，两个残破的人、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契合点：鲁迅对残破世界的拼力批判，最深层的心理学动因，很可能是要把对自己身体的恼怒洒向残破的世界和社会，以换取一点点心理上的平衡，因为他毕竟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鲁迅当然明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对于这一点，胆小鬼兼病夫卡夫卡就说过：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意味着是和造物主打擂台，因为归根到底是神给了你这样的身体而不是父母－－父母只是在按照神的旨意行事。鲁迅寻找到的契合点是他的灭火机、是他的出气阀门，也是他从身体这间铁屋子走出去迎接清新空气的救命动作。关于这一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为清楚，鲁迅逝世的当天周作人就对《大公报》的记者说，谈起鲁迅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那一回事……（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大晚报》）。这中间有没有可逆的过程呢？明眼人肯定是不难看出的。
鲁迅的文字精短、激愤，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鲁迅说，他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华盖集体续编·〈阿Ｑ正传〉的成因》）。远视眼和近视眼常常把这理解为鲁迅的谦虚，他们搞不明白，这一"挤"是拼尽了全力的。病夫鲁迅的气很短，所以文章不长；之所以气短，是由于用力过猛。而为什么要用力过猛，周作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过猛意味着激愤、辛辣、刻薄，也意味着投枪和匕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业余拳击手、壮如公牛的海明威，为了把小说写得简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短），在写作时需要把双脚浸泡在冷水中，来给自己过于的热情和冲动降温。这样，海明威的小说看起来就很短，鲁迅的文章读起来却很长。对此，另一个病夫卡夫卡提前给出了解释："在**世界中可笑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可能的；"内心世界只能经历，只能化作行动，却不能得到有效的、精准的、言能尽意的描绘，所以，心理学就只能是一门"关于烦躁的学问"。
这种烦躁的矛盾性缘起，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曾有过很精当的描述：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冯雪峰《回忆鲁迅》）。病夫鲁迅的不幸在于：他遇上了一个残破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他有足够的力气去做揭露科和批判科；病夫鲁迅的幸运在于：他的确是遇上了一个患病的时代，这个倒霉的时代可以充当他在不可战胜的疾病那里受到的鸟气的出气筒。卡夫卡说得好?“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面前，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面前，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面前，它会老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卡夫卡建议说，这话反过来说也正确。就这样，时代首先成了病夫鲁迅的出气筒。鲁迅之所以比他的同辈人或同时代人更能激愤地对待社会，曾被许多人命名为性格原因，但另一个更深刻、也更隐蔽的来源被忽略了：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个有气想出的人。［１９］远视眼和近视眼在把鲁迅拼力弄成神和美化为偶像后，显然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只是尘埃。这已经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些远视眼和近视眼较为近期的祖宗们古老的嘴脸了。
"肉搏"是鲁迅的真实写照；但肉搏的涵义最终表明了：在**的无能和时代的巨大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它首先是一个无能者不愿认输的生动肖像，并不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认为的，一开始就是民族魂的写照。尼采说，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说，作者死了；米歇尔·福科说，人死了；后现代主义说，身体活着。这个逐步被揭露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远视眼和近视眼造成的普遍误解，经过无数代人那充满可疑的艰苦努力，才被有限地矫正。对这些简单问题的不简单解码，为一大群思想家的出生提供了必要的理由。他们也号称伟大。这真是一个笑话；当然，它是吃饱了撑的才产生的笑话。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由此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仅仅是在恢复常识，仅仅只在矫正视力？
弱者的上帝肯定是强有力的，强者的上帝则多半是羸弱的。肉搏表明了，鲁迅只是一个以强者姿态出现的弱者。肉搏是鲁迅独有的伦理学。不理解这种伦理学，我们就不可能把鲁迅当作一个真正**凡胎的活人，也无法理解他的社会批评为什么会达到这样激烈的程度－－身体的状况肯定只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把自己的怒气洒在残破的时代身上，时代更多的是一个出气筒的身份，它的是否被改造和怎样被改造，则是十分靠后的问题。毕竟身体永远都在自己身上，它的疼痛永远不可能让它的主人视而不见。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在鲁迅那里，至于时代本身的残缺值不值得同情，那是不用去问的。W·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人物更多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就鼓起掌来（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鲁迅笔下的情况却往往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常常是有意愤怒地叫了起来，有时甚至带有明显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面孔（鲁迅自己却把这叫做呐喊）。这都是值得深究的。卡夫卡还认为，伦理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绝望。肉搏的伦理学也是这个意思：它拼命抓住了一个受气包，先出了自己的鸟气再说。
３"身体即故乡……"（海因）一副水、火、土的秘密混合剂，便做成了恺撒和拿骚的心，一种未知动力不可战胜的威力，能使斯罗纳厚颜无耻，使他的妻子感触灵敏。
这首题作《药房》的卑俗的英文小诗，伏尔泰曾经以为比布洛瓦高洁的《圣歌队》还好。这是不是善于开玩笑的伏尔泰向我们开的又一轮玩笑？有资料说，爱笑的伏尔泰这一回很可能是认真的。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这样讲呢？心理学家的惯常举动能够解答我们幼稚的疑问－－心理学家经常希望能从人的生理缺陷上，找到心理变态和**动作失常的原因。而心理变态，弗洛伊德暗示道，往往称得上魔鬼的嫡出子孙。由此，我们不正可以下结论说，灵魂（它有时根据需要也称本质）是由身体调控的么？要不，心理学家的理论也太难以自圆其说了。心理学家最后终于把自己弄成?“生理学家"（想想奥地利的"老流氓"弗洛伊德），这就是所有真正的心理学家最"无可如何"的宿命了。
身体有有限的未来，却没有永恒；身体，它自始至终都在排拒着永恒。一贯追求理想，充当了若干日月远视眼的诗人海因，在病中发现了自己隐蔽了多年的另一半：身体。他以浪子回头的口气说："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想象力，与他对这世界的认识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海因《病》）海因是对的：是身体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最大障碍，当然也是最大助力。这种口气听上去让人欣慰。卡夫卡说了，我身体的状况组成了我前进最主要的拦路虎－－有了这样一个身体，任何象样一点的目的也达不到。说到这里，卡夫卡明显有了破罐破摔的意思了："我将不得不习惯它那连续不断的失败。"为此，卡尔·波谱尔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不是赚钱的**，而是飞行的**，使我们发明了飞机。"（波谱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谱尔忘记了说，这完全是因为人根本就不是可以飞行的鸟，仅仅是囿于重力在大地上负重行走的两脚兽，他的负重，来源于他那在佛家看来应该算作"臭皮囊"的身体。诗人钟鸣给波谱尔添上了一个精彩的理由：人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钟鸣《旁观者》）。这已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远视眼和近视眼看来应该存在的本质、理想、未来直到永恒的精神家园。在寻找这些玩意的途中，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自己的第一性征给弄丢了，直仿佛自己一贯就是那些寻找圣杯的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神话不是说了么，圣杯找到的那一刻，就是肉身消亡的那一瞬。倒是比较不那么圣洁的T．S．艾略特明白这中间的深意，他的明白最终产生了伟大的诗篇《荒原》。寻找到圣杯的孩子，是不是有如精神家园论者认为的那样，一劳永逸地活在永恒之中了呢？
一个笑话说：一位妓女向一位曾与自己媾和过的总经理讨"房租"，该总经理以"房间"太大、"水电"不通为由拒绝付款。这位智商奇高的女人马上反唇相讥：房间太大，是因为?“家具"太小；水电不通，是因为你没有找着"开关"。该妓女其实也是在嘲笑我们所有人：精神的发动机永远都在我们的身体之内，身体上天然包纳着调控一切超越性精神的开关。我们要么是没有找到它，要么就是只找到了它。没有找到的人，以为只有臭皮囊；只找到了的人，却忘记了还有一副臭皮囊。很显然，两者都是错误的。只有找对了开关，才会找到我们将要发动的真正激情。激情不仅是精神的事，而且首先必定是**的领地。一个**领导了无数个激情，它是它们的酋长－－激情无法自己领导自己。生理学早就证实了，激情是由生理性的激素最终调控的。激素存在于我们的内分泌之中。因此，激情是复数的，而**永远呈单数状态。这一点倒是和灵魂、本质有思维上的异曲同工之处：上帝只有一个，魔鬼和人之子却趋向于无穷。**不仅是感受器、接受器，也是一切动作－－无论是超越性动作还是纯粹**性动作－－的惟一施与者。洛伊·C·巴斯特告诫我们说：
真理的一半是理想四分之三将是不真实的。
这就是只找到了开关的真相。剩下四分之一正确的真理（姑且这么说吧），却往往是歪打正着的，有相当运气的成分。鲁迅找着了自己身体的开关，也是好运道帮了他：由于体弱、气短、疾病缠身，他既不得不重视自己的**，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正确的开关，使自己有可能冲出身体这间铁屋子，以便释放自己的怨气。鲁迅为什么要用铁屋子和想冲出铁屋子的人来比喻变革（《呐喊·自序》）？难道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不正是让人窒息、憋气的所在吗？这是不是曲曲折折表达了鲁迅在**方面所受到的压抑？这点潜意识不妨留在这里，作为存照。?“方脑袋的理论家们"（钟鸣语）对此却拒不发言。
人们通常以为，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险恶，才使天生爱好公正、正义和有爱心的鲁迅怒不可遏。这是个抓痒痒的看法。卡夫卡给病夫鲁迅开了一个理由很充足的处方：我之所以这样写作，完全取决于对我身体和对我身体未来的绝望。因此，我们能够说，更真实、更隐蔽的说法很可能就在这里：倒霉的时代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充当有志于改造国民性和爱好文艺并且有怨气要出的鲁迅一个绝好口实。它是他不期而遇的一个活靶子，这里边包含着太多的偶然性。它们直接组成了鲁迅的好运道。而这个好运道是不能被小看的：正是它，促成了被远视眼和近视眼们称作民族魂的鲁迅的诞生。顺便说一句，"民族魂"也决不是高看了鲁迅，出于这样的原因，倒很可能是误解了鲁迅：我曾多次说过，一个伟大的行动往往起源于一个相对渺小的私心－－"我"想拯救你，"我"只有拯救了你，"我"内心才会舒服（要是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感到幸福吗）；"我"现在有气要出，"我"也只有出了这口恶气才舒坦，至于它是否刚好歪打正着批判了社会，对社会来说是不是投枪和匕首，那"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即使是，它也是第二性征的。［２０］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心情复杂地说，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我曾研究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给出了鬼的乳名－－灵魂。人有身体，有精神，有意识，但绝无灵魂，这就是鲁迅在临死前的坚定结论。其可信度和坚定程度有多高，是不难想见的。灵魂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死者的死，是精神、**、意识?“予与汝偕亡"。伏尔泰要求死后将自己的心脏浸泡起来，并留下了一句高傲的遗言："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伏尔泰本来是想对抛弃了自己的、势利的巴黎庸众开最后一次玩笑，没想到后者根本就不懂他的幽默，把玩笑径直当成了真事。巴黎的庸众们和善于起哄、乐于充当看客的中国庸众们一个鸟样。他们不知道，死者的所谓精神只是对活着的人说的。诺贝尔·埃里亚斯认为，死没有任何秘密，也不开启任何门，它是一个活人的终结，在他身后留存的，是他留给其他人的东西，是长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东西（参阅迪迪埃·埃里蓬《权利与反抗》）。所以我们才说，死者的精神对死者本人毫无意义－－堪?“敌"基督的伏尔泰是不会搞错的；所以，海因才会说：身体即故乡（海因《病》）。在身体之外，向来就没有什么灵魂，也无所谓灵魂。
鲁迅激愤地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坟·题记》）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修辞，是来源于他残破身体的直接引语，也是肉搏的伦理学典型的语言表达。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敌人出怨气，一方面又不忘保住自己的身体；两者之间很难说有真正的逻辑承传，但肉搏的伦理学给它们找到了：因为他既不想自杀，不想从速结果自己的老命，更不敢对自己的身体发脾气。**有着自己的计算数学和运算通则，也有着自己的秘密逻辑。但它和中国版革命内部的运算法则不一样，**的计算法则永远不会有支吾，不会有口吃；它的疼痛、幸福和**一样，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丝毫的躲闪性。**的秘密逻辑遵守直线型的三段论。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佬罗伯特·乔丹俯视着山丘，面对即将来临、有可能来临的死亡说，我已经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一生了。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如此美好，真值得为它而战，我真不想离开（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鲁迅在死之前是说不出这些话的。这是一个健壮者、一个战士、一个强者的语言。它不是鲁迅和肉搏的伦理学的语言。病夫鲁迅临死之前最有力气的一句话是：一个也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是的，肉搏的伦理学不允许宽恕行为的发生。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宽恕要么是强者的行为，要么是弱者的行为，却不大可能是以强者的姿势现身的弱者的动作。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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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
远视和近视一样都是疾病，很难说哪一种更好或者更坏：前者只看得见远方的宏阔风景，比如本质、主义在它那里就是号称清晰的；后者只能看见近处足够大的事物，却无法看到细小的、琐碎的东西。远视和近视都共同以牺牲灰尘、否弃细节和排拒**为代价：与高尚的、迂远的本质－－有时又叫灵魂－－比起来，渺小的**的确只能算是尘埃。据雅典的苏格拉底论证，**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尘埃的意思。费希特也曾经咬牙切齿，又不无自豪、神圣和夸张地说：我的使命就是要证明真理和本质，我的命运、生命和**都一钱不值。就这样，远视眼和近视眼经常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成了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以自命真理和灵魂为方式），给全盘接受下来了，甚至屁颠屁颠把它贡献给不幸没有看见的人们，至于那?“不幸的人们"是否需要，是否高兴，就不是他们准备关心的了。［１４］
不断把自命的真实示人，几乎和大量的谎言一样，会影响我们合理、公正地观察与看待问题。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周边事物的误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比如说，在远视眼和近视眼那里，鲁迅不无沉痛的、几乎是白描似的一句话，也被彻底地、坚定地和错误地解释了。鲁迅在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和裴多菲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之后说："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野草·希望》）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有问题的、几乎是残废了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空虚中的暗夜"，从中引出了大量议论：象征啦，勇敢啦，意义啦，战士啦，民族魂啦（当然也算不得错，但它们是第二性征的，不是第一性征的），好大一箩筐；不幸得很，居然忘记了"肉搏"这个至关重要的谓词。
"肉搏"表明了一个事实：它是带血的战斗，它的第一基础是**。丢掉了**，一切搏斗、一切宏大的景物和一切有着升华癖好的东西，毫无疑问，都将成为无稽之谈。鲁迅在这一点上是深刻的，也是诚实的。卡夫卡在他的随笔里写道，甚至连殉难者也并不低估**，他们让**在十字架上升华，"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感慨万千地说，"他们和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难怪有人不惜以"卑鄙无耻"的心思，去揣度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很可能完全是耶稣本人的主意：牺牲了自己的**和门徒的名誉，神之子的身份也就最终确立了。在《文化神学》中，保罗·蒂利希说到了十字架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正是牢牢控制了沾染了神之子鲜血和承载过神之子肉身的十字架的解释权，基督教才有了说服徒众的能力和底气。而要是不以**付帐，基督教是难以成立的－－这一点连圣奥古斯丁那样正统的神学家也不否认；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立，大大半取决于无数徒众几乎都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拯?“本质"，却没有观察到**在其中的作用－－就这样，**经常要么是个无名英雄，要么完全就是个垫背的角色。它通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是灵魂卑下的载体。所以，自觉有罪的卡夫卡的恍然大悟才会有效?“谁不喜欢是一个高尚的人呢？可是关上门。"Ｅ·毕肖普（E. Bishop ）才会说："啊，天堂，我理解这地方，我知道它！"－－知道什么呢？**的门关上后，天堂也就消失了。
最好把"铲子就叫做铲子"（ call a spade a spade ），先不忙将它点化成什么投枪、匕首和加农炮。喜欢战斗却又对枪炮式革命有着广泛讨厌，鼓励别人当蜜蜂而自己又常常躲进租界当犬儒的鲁迅，很显然，知道肉身的分量和重要性。他诚实地说，自己的所有举止都只是"肉搏"，都首先是"肉搏"，这其实也是有**方面的原因的。有人说，鲁迅的日记几乎是一部"疾病史"（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这是相当准确的论断。１９３６年９月３日，鲁迅在病中给母亲写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引者加点）在鲁迅的时代，肺结核往往被看作是不治之症－－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痨病患者的形象，就是这一潜意识的表现（参看《孤独者》《药》等作品）。完全可以设想，要是一个人在写作之前，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处于极度无能的状态（鲁迅的真正写作时间通常被认为只有十八年，即从１９１８年写作《狂人日记》算起），随时都有可能被死亡的子弹命中，他们会不会像鲁迅那样写作？又会不会有鲁迅那样的激愤风格？鲁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第一部书命名为不详的《坟》，并将坟当作自己身体惟一的终结之处？卡夫卡也说，和身体最相匹配的东西不会是别的什么高贵之物，它只能是棺材。很显然，这些都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疑难杂症……。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日，鲁迅在日记里用春秋笔法说起了自己："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１９３６年６月３０日，鲁迅的日记是这样的：近日以来，"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这其实就是鲁迅"肉搏"了一生的真实写照。身体和将要被身体处理的对象之间（比如残破的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反差，几乎导致了鲁迅写作中出现的绝大多数特色。"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悲哀地说。［１５］
病人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的，唯一可靠的朋友只有他的疾病。"我只得由我来……"这样对结论不容商讨的句式和语气，其实就在试图向我们表明，病人是孤单的，尽管他有无数的同志，有一个古往今来堪称庞大的病人集团军。病夫卡夫卡也说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痛苦的上帝是当初宗教的主要上帝，属于每个病人的是他们家中的上帝，比如说，属于肺结核患者的就是窒息的上帝。在说出这些话后，卡夫卡不无恶意地问?“如果人们还在可怕的联合之前就不对他感兴趣的话，人们怎么可以忍受他的临近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鲁迅是根本就不信什么上帝的，他顶多只把疾病本身，当作了自己无法不信仰的上帝。而不把它当作上帝将意味着什么，病夫鲁迅比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更加清楚，也比所有的小鲁迅都要诚实。在这里，上帝意味着"不得不"，贝多芬将它称作"非如此不可"。它是他无可奈何的并且是忠实的朋友。疾病教会了鲁迅认知世界的几乎一切特殊方式，它是他永恒的发动机。［１６］
２肉搏的伦理学……
鲁迅对自己的现实境况实际上相当清楚。他在一封通信里说：我"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说"誊"而不说"抄"、"写"，对于对语言有着高度敏感和超人修为的鲁迅来说，确实是意味深长的。海德格尔说过，我们完全可以从人的动作上，看出一个人的几乎全部讯息。［１７］强调人的精神存在、一生都在寻找可供精神栖居的家园的老海，肯定不得不同意，动作不仅是精神的，而且必定首先是生理的。"誊"（而不是抄、写）表明了一种身体的征候。它把鲁迅在写作时的吃力情状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从"誊"的字源学上，可以发现这种征候。应付日益险恶、动荡的局势和生存际遇，可以想见，一个患病的人从来都是力不从心的。
诸葛亮在司马懿派来的使者面前耍尽花招，为的是能向后者表明自己还很能吃，因而身体很好。这一招果然使司马懿知难而退，不敢再打蜀军的主意，就不能不说诸葛亮已经洞明了身体和对象之间功败垂成的生死关系。卡夫卡说，如果我的胃口不错，我就会用吃食在我身上，堆积起那可怕的冒险想象来；鲁迅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须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坟·看镜有感》）。这里究竟有没有感同身受的意思？
"胃"是鲁迅经常用到的一个比喻。［１８］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是身体基础中的基础。意大利的执政官、独裁政权的绝对拥护者克拉苏在挑选角斗士时，角斗士学校的校长把斯巴达克斯推荐给了克拉苏，因为该斯巴达克斯能一口咬断人的脚筋。克拉苏卖下了他；斯巴达克斯后来成为能征善战的、专门和克拉苏为敌的起义军领袖，全是因为有了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有人说，彼得大帝之所以能改革成功，他强壮的身体帮了他一多半的忙。因此，先不忙将"胃口"上升到隐喻的吓人高度－－如远视眼常常做的那样，我们先只从物的水平上来观察一下胃的功能。
能吃的人，一般来说肯定会身体硕健，也就肯定能较为轻易地跨过横在自己面前的标高。鲁迅反复从各个角度写到"胃"，正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与它将要处理的对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能为力的隐蔽表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就是潜意识了。鲁迅对洋鬼子们说："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写下去，站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这番话也不能仅仅只从隐喻的角度去观察，毋宁说，它首先描叙了一种身体的吃力景况。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一点点，就一点点行不行？
王充在一千多年前的一座小书斋里幸灾乐祸地说："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体弱。"（《论衡·气寿》）病夫鲁迅终生都在残破的身体和同样残破的世界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出于歪锅对歪灶的原因，两个残破的人、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契合点：鲁迅对残破世界的拼力批判，最深层的心理学动因，很可能是要把对自己身体的恼怒洒向残破的世界和社会，以换取一点点心理上的平衡，因为他毕竟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鲁迅当然明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对于这一点，胆小鬼兼病夫卡夫卡就说过：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意味着是和造物主打擂台，因为归根到底是神给了你这样的身体而不是父母－－父母只是在按照神的旨意行事。鲁迅寻找到的契合点是他的灭火机、是他的出气阀门，也是他从身体这间铁屋子走出去迎接清新空气的救命动作。关于这一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为清楚，鲁迅逝世的当天周作人就对《大公报》的记者说，谈起鲁迅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那一回事……（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大晚报》）。这中间有没有可逆的过程呢？明眼人肯定是不难看出的。
鲁迅的文字精短、激愤，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鲁迅说，他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华盖集体续编·〈阿Ｑ正传〉的成因》）。远视眼和近视眼常常把这理解为鲁迅的谦虚，他们搞不明白，这一"挤"是拼尽了全力的。病夫鲁迅的气很短，所以文章不长；之所以气短，是由于用力过猛。而为什么要用力过猛，周作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过猛意味着激愤、辛辣、刻薄，也意味着投枪和匕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业余拳击手、壮如公牛的海明威，为了把小说写得简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短），在写作时需要把双脚浸泡在冷水中，来给自己过于的热情和冲动降温。这样，海明威的小说看起来就很短，鲁迅的文章读起来却很长。对此，另一个病夫卡夫卡提前给出了解释："在**世界中可笑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可能的；"内心世界只能经历，只能化作行动，却不能得到有效的、精准的、言能尽意的描绘，所以，心理学就只能是一门"关于烦躁的学问"。
这种烦躁的矛盾性缘起，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曾有过很精当的描述：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冯雪峰《回忆鲁迅》）。病夫鲁迅的不幸在于：他遇上了一个残破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他有足够的力气去做揭露科和批判科；病夫鲁迅的幸运在于：他的确是遇上了一个患病的时代，这个倒霉的时代可以充当他在不可战胜的疾病那里受到的鸟气的出气筒。卡夫卡说得好?“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面前，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面前，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面前，它会老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卡夫卡建议说，这话反过来说也正确。就这样，时代首先成了病夫鲁迅的出气筒。鲁迅之所以比他的同辈人或同时代人更能激愤地对待社会，曾被许多人命名为性格原因，但另一个更深刻、也更隐蔽的来源被忽略了：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个有气想出的人。［１９］远视眼和近视眼在把鲁迅拼力弄成神和美化为偶像后，显然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只是尘埃。这已经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些远视眼和近视眼较为近期的祖宗们古老的嘴脸了。
"肉搏"是鲁迅的真实写照；但肉搏的涵义最终表明了：在**的无能和时代的巨大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它首先是一个无能者不愿认输的生动肖像，并不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认为的，一开始就是民族魂的写照。尼采说，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说，作者死了；米歇尔·福科说，人死了；后现代主义说，身体活着。这个逐步被揭露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远视眼和近视眼造成的普遍误解，经过无数代人那充满可疑的艰苦努力，才被有限地矫正。对这些简单问题的不简单解码，为一大群思想家的出生提供了必要的理由。他们也号称伟大。这真是一个笑话；当然，它是吃饱了撑的才产生的笑话。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由此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仅仅是在恢复常识，仅仅只在矫正视力？
弱者的上帝肯定是强有力的，强者的上帝则多半是羸弱的。肉搏表明了，鲁迅只是一个以强者姿态出现的弱者。肉搏是鲁迅独有的伦理学。不理解这种伦理学，我们就不可能把鲁迅当作一个真正**凡胎的活人，也无法理解他的社会批评为什么会达到这样激烈的程度－－身体的状况肯定只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把自己的怒气洒在残破的时代身上，时代更多的是一个出气筒的身份，它的是否被改造和怎样被改造，则是十分靠后的问题。毕竟身体永远都在自己身上，它的疼痛永远不可能让它的主人视而不见。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在鲁迅那里，至于时代本身的残缺值不值得同情，那是不用去问的。W·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人物更多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就鼓起掌来（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鲁迅笔下的情况却往往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常常是有意愤怒地叫了起来，有时甚至带有明显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面孔（鲁迅自己却把这叫做呐喊）。这都是值得深究的。卡夫卡还认为，伦理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绝望。肉搏的伦理学也是这个意思：它拼命抓住了一个受气包，先出了自己的鸟气再说。
３"身体即故乡……"（海因）一副水、火、土的秘密混合剂，便做成了恺撒和拿骚的心，一种未知动力不可战胜的威力，能使斯罗纳厚颜无耻，使他的妻子感触灵敏。
这首题作《药房》的卑俗的英文小诗，伏尔泰曾经以为比布洛瓦高洁的《圣歌队》还好。这是不是善于开玩笑的伏尔泰向我们开的又一轮玩笑？有资料说，爱笑的伏尔泰这一回很可能是认真的。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这样讲呢？心理学家的惯常举动能够解答我们幼稚的疑问－－心理学家经常希望能从人的生理缺陷上，找到心理变态和**动作失常的原因。而心理变态，弗洛伊德暗示道，往往称得上魔鬼的嫡出子孙。由此，我们不正可以下结论说，灵魂（它有时根据需要也称本质）是由身体调控的么？要不，心理学家的理论也太难以自圆其说了。心理学家最后终于把自己弄成?“生理学家"（想想奥地利的"老流氓"弗洛伊德），这就是所有真正的心理学家最"无可如何"的宿命了。
身体有有限的未来，却没有永恒；身体，它自始至终都在排拒着永恒。一贯追求理想，充当了若干日月远视眼的诗人海因，在病中发现了自己隐蔽了多年的另一半：身体。他以浪子回头的口气说："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想象力，与他对这世界的认识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海因《病》）海因是对的：是身体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最大障碍，当然也是最大助力。这种口气听上去让人欣慰。卡夫卡说了，我身体的状况组成了我前进最主要的拦路虎－－有了这样一个身体，任何象样一点的目的也达不到。说到这里，卡夫卡明显有了破罐破摔的意思了："我将不得不习惯它那连续不断的失败。"为此，卡尔·波谱尔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不是赚钱的**，而是飞行的**，使我们发明了飞机。"（波谱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谱尔忘记了说，这完全是因为人根本就不是可以飞行的鸟，仅仅是囿于重力在大地上负重行走的两脚兽，他的负重，来源于他那在佛家看来应该算作"臭皮囊"的身体。诗人钟鸣给波谱尔添上了一个精彩的理由：人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钟鸣《旁观者》）。这已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远视眼和近视眼看来应该存在的本质、理想、未来直到永恒的精神家园。在寻找这些玩意的途中，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自己的第一性征给弄丢了，直仿佛自己一贯就是那些寻找圣杯的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神话不是说了么，圣杯找到的那一刻，就是肉身消亡的那一瞬。倒是比较不那么圣洁的T．S．艾略特明白这中间的深意，他的明白最终产生了伟大的诗篇《荒原》。寻找到圣杯的孩子，是不是有如精神家园论者认为的那样，一劳永逸地活在永恒之中了呢？
一个笑话说：一位妓女向一位曾与自己媾和过的总经理讨"房租"，该总经理以"房间"太大、"水电"不通为由拒绝付款。这位智商奇高的女人马上反唇相讥：房间太大，是因为?“家具"太小；水电不通，是因为你没有找着"开关"。该妓女其实也是在嘲笑我们所有人：精神的发动机永远都在我们的身体之内，身体上天然包纳着调控一切超越性精神的开关。我们要么是没有找到它，要么就是只找到了它。没有找到的人，以为只有臭皮囊；只找到了的人，却忘记了还有一副臭皮囊。很显然，两者都是错误的。只有找对了开关，才会找到我们将要发动的真正激情。激情不仅是精神的事，而且首先必定是**的领地。一个**领导了无数个激情，它是它们的酋长－－激情无法自己领导自己。生理学早就证实了，激情是由生理性的激素最终调控的。激素存在于我们的内分泌之中。因此，激情是复数的，而**永远呈单数状态。这一点倒是和灵魂、本质有思维上的异曲同工之处：上帝只有一个，魔鬼和人之子却趋向于无穷。**不仅是感受器、接受器，也是一切动作－－无论是超越性动作还是纯粹**性动作－－的惟一施与者。洛伊·C·巴斯特告诫我们说：
真理的一半是理想四分之三将是不真实的。
这就是只找到了开关的真相。剩下四分之一正确的真理（姑且这么说吧），却往往是歪打正着的，有相当运气的成分。鲁迅找着了自己身体的开关，也是好运道帮了他：由于体弱、气短、疾病缠身，他既不得不重视自己的**，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正确的开关，使自己有可能冲出身体这间铁屋子，以便释放自己的怨气。鲁迅为什么要用铁屋子和想冲出铁屋子的人来比喻变革（《呐喊·自序》）？难道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不正是让人窒息、憋气的所在吗？这是不是曲曲折折表达了鲁迅在**方面所受到的压抑？这点潜意识不妨留在这里，作为存照。?“方脑袋的理论家们"（钟鸣语）对此却拒不发言。
人们通常以为，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险恶，才使天生爱好公正、正义和有爱心的鲁迅怒不可遏。这是个抓痒痒的看法。卡夫卡给病夫鲁迅开了一个理由很充足的处方：我之所以这样写作，完全取决于对我身体和对我身体未来的绝望。因此，我们能够说，更真实、更隐蔽的说法很可能就在这里：倒霉的时代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充当有志于改造国民性和爱好文艺并且有怨气要出的鲁迅一个绝好口实。它是他不期而遇的一个活靶子，这里边包含着太多的偶然性。它们直接组成了鲁迅的好运道。而这个好运道是不能被小看的：正是它，促成了被远视眼和近视眼们称作民族魂的鲁迅的诞生。顺便说一句，"民族魂"也决不是高看了鲁迅，出于这样的原因，倒很可能是误解了鲁迅：我曾多次说过，一个伟大的行动往往起源于一个相对渺小的私心－－"我"想拯救你，"我"只有拯救了你，"我"内心才会舒服（要是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感到幸福吗）；"我"现在有气要出，"我"也只有出了这口恶气才舒坦，至于它是否刚好歪打正着批判了社会，对社会来说是不是投枪和匕首，那"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即使是，它也是第二性征的。［２０］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心情复杂地说，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我曾研究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给出了鬼的乳名－－灵魂。人有身体，有精神，有意识，但绝无灵魂，这就是鲁迅在临死前的坚定结论。其可信度和坚定程度有多高，是不难想见的。灵魂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死者的死，是精神、**、意识?“予与汝偕亡"。伏尔泰要求死后将自己的心脏浸泡起来，并留下了一句高傲的遗言："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伏尔泰本来是想对抛弃了自己的、势利的巴黎庸众开最后一次玩笑，没想到后者根本就不懂他的幽默，把玩笑径直当成了真事。巴黎的庸众们和善于起哄、乐于充当看客的中国庸众们一个鸟样。他们不知道，死者的所谓精神只是对活着的人说的。诺贝尔·埃里亚斯认为，死没有任何秘密，也不开启任何门，它是一个活人的终结，在他身后留存的，是他留给其他人的东西，是长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东西（参阅迪迪埃·埃里蓬《权利与反抗》）。所以我们才说，死者的精神对死者本人毫无意义－－堪?“敌"基督的伏尔泰是不会搞错的；所以，海因才会说：身体即故乡（海因《病》）。在身体之外，向来就没有什么灵魂，也无所谓灵魂。
鲁迅激愤地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坟·题记》）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修辞，是来源于他残破身体的直接引语，也是肉搏的伦理学典型的语言表达。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敌人出怨气，一方面又不忘保住自己的身体；两者之间很难说有真正的逻辑承传，但肉搏的伦理学给它们找到了：因为他既不想自杀，不想从速结果自己的老命，更不敢对自己的身体发脾气。**有着自己的计算数学和运算通则，也有着自己的秘密逻辑。但它和中国版革命内部的运算法则不一样，**的计算法则永远不会有支吾，不会有口吃；它的疼痛、幸福和**一样，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丝毫的躲闪性。**的秘密逻辑遵守直线型的三段论。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佬罗伯特·乔丹俯视着山丘，面对即将来临、有可能来临的死亡说，我已经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一生了。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如此美好，真值得为它而战，我真不想离开（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鲁迅在死之前是说不出这些话的。这是一个健壮者、一个战士、一个强者的语言。它不是鲁迅和肉搏的伦理学的语言。病夫鲁迅临死之前最有力气的一句话是：一个也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是的，肉搏的伦理学不允许宽恕行为的发生。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宽恕要么是强者的行为，要么是弱者的行为，却不大可能是以强者的姿势现身的弱者的动作。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