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参照--读孙郁：《鲁迅与周作人》（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有兴致。……（周作人）其知识的广度，可说超过其兄。但他不像其兄在生命哲学与个体体验那么深入下去，故力度被其广度所掩，冲击力便弱了许多"（６７、６９页）。
"我曾想，如果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周作人的状态可说是难得的。他的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想法，是十分理智和人道的。可惜他处于乱世，这些思想，便不免乌托邦，或消极。……但周作人超前的一面，跨俗的一面，在今天已显出价值来"（３０９页），"周作人是讲究审美人生的，（即）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人的自由的对象化，……这完全是个体的审美愉悦出发的臆想，亦可谓理想的圣境。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人生境界会吸引更多的人，它的诱力，和鲁迅的诱力，同样是不可衰竭的"（３１７页）。
"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说过，在我的身上，附着两个灵魂，一是鲁迅，一是周作人。这很类似于周作人说的'两个鬼'。有了这两个灵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与平凡、悲慨与闲适之间"（３７４页），"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劫运'……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周氏兄弟重逢着，交流着。在这个基点上重新去认识周围的一切"（３７５页），"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就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３页）。
"……最困扰后人的，是他们思想的悖论的地方。在解析他们思想最深层的领域时，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一方面是深感知识结构的无法沟通，另一方面，是其价值难题本身所含的精神隐喻，非一般理性之所能简单透析。我常常想起他们的荣辱，在世俗社会里，我们以简单的理论去论述二人，……轻率地描述二人，是难悟其生存的真义的"（３４１－３４２页）。抄得也够多的了，还是打住吧。
但还要说几句。按我的理解（或许也有我的发挥），作者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参照"，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确认周氏兄弟在思想根柢上的一致，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在我看来，就是"立人思想"；但他们又有不同的关注点，有各自的领域，因而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大的相渗性与互补性，可以互为发挥，在"参照"中相互深化。但在现实生活的层面，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与情感反应，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上的选择，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构成现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个体人格的两种范式，正是在相互"参照"中，显示出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以及无可逃避的困惑与危机。就社会的总体而言，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相互补充与制约，从而维护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发展上的"生态平衡"。但在个体选择上则又是偏至而相互拒斥的。第三个层面的"意思"也许是更有意思的：周氏兄弟在生命形态选择上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又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时代，是属于人自身的，也就是所显示的是人天性中的"悖论"：人始终是在"剧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创造"与"保守"，"躁动"与"安宁"，"激情"与"温情"，"粗暴"与"温和"，"失衡"与"平衡"，"无序"与"秩序"，"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崇高"与"平凡"……，也就是生命之"重"与"轻"这样的生命形态（心理，情感……）的两极选择的张力中摇摆，陷入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说的"两个不停息地分裂着和不停息地融合着的因素的永恒的调和和永恒的斗争"之中，形成了永远的困惑。---屠格涅夫当年（１８６０）在他著名的演讲里，曾指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屠格涅夫还说："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译文收《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又发现了自己"或者接近鲁迅，或者接近周作人"，能不能把周氏兄弟的生命形态（及其选择）也看作是"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呢？（在所体现的具体的典型意义上又不同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周氏兄弟不仅如本书作者所说，是"（２０世纪）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而且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典型现象。这样，"周氏兄弟"也就成了具有人类与民族、时代精神史的典型意义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共生体"，从这一"共生体"的内在矛盾，困惑，相互联系，渗透，影响……中去把握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个体生命及其关系，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分割的孤立的研究或僵硬的比较的研究的固有格局，为我们追求鲁迅、周作人研究的新的深度与高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至少是值得一试的。
这样，我们就说到本书的局限与不足：可以说作者凭借着自己的思想的敏锐，良好的生命与艺术直觉，感受到了、抓住了、并且提出了问题，却缺少更大的自觉性，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更深入、更充分的展开与阐释。这使我想起，最近听到的南方的朋友对他们说的"京派学者"的批评：有才华，有激情，理论的修养与提升则不足。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适合多数京派学人，但用作本书的评语，则大体合适。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有才气的著作：优点与不足都在于此。但也正因为有了缺陷与遣憾，这才更显出是一本真实的书，它不会成为研究的终点（或顶点），而是作者（与同行们）新的研究（与突破）的起点。---我们可以这样期待。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５日写毕于燕北园·新书序跋·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七期
"我曾想，如果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周作人的状态可说是难得的。他的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想法，是十分理智和人道的。可惜他处于乱世，这些思想，便不免乌托邦，或消极。……但周作人超前的一面，跨俗的一面，在今天已显出价值来"（３０９页），"周作人是讲究审美人生的，（即）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人的自由的对象化，……这完全是个体的审美愉悦出发的臆想，亦可谓理想的圣境。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人生境界会吸引更多的人，它的诱力，和鲁迅的诱力，同样是不可衰竭的"（３１７页）。
"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说过，在我的身上，附着两个灵魂，一是鲁迅，一是周作人。这很类似于周作人说的'两个鬼'。有了这两个灵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与平凡、悲慨与闲适之间"（３７４页），"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劫运'……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周氏兄弟重逢着，交流着。在这个基点上重新去认识周围的一切"（３７５页），"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就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３页）。
"……最困扰后人的，是他们思想的悖论的地方。在解析他们思想最深层的领域时，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一方面是深感知识结构的无法沟通，另一方面，是其价值难题本身所含的精神隐喻，非一般理性之所能简单透析。我常常想起他们的荣辱，在世俗社会里，我们以简单的理论去论述二人，……轻率地描述二人，是难悟其生存的真义的"（３４１－３４２页）。抄得也够多的了，还是打住吧。
但还要说几句。按我的理解（或许也有我的发挥），作者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参照"，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确认周氏兄弟在思想根柢上的一致，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在我看来，就是"立人思想"；但他们又有不同的关注点，有各自的领域，因而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大的相渗性与互补性，可以互为发挥，在"参照"中相互深化。但在现实生活的层面，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与情感反应，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上的选择，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构成现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个体人格的两种范式，正是在相互"参照"中，显示出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以及无可逃避的困惑与危机。就社会的总体而言，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相互补充与制约，从而维护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发展上的"生态平衡"。但在个体选择上则又是偏至而相互拒斥的。第三个层面的"意思"也许是更有意思的：周氏兄弟在生命形态选择上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又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时代，是属于人自身的，也就是所显示的是人天性中的"悖论"：人始终是在"剧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创造"与"保守"，"躁动"与"安宁"，"激情"与"温情"，"粗暴"与"温和"，"失衡"与"平衡"，"无序"与"秩序"，"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崇高"与"平凡"……，也就是生命之"重"与"轻"这样的生命形态（心理，情感……）的两极选择的张力中摇摆，陷入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说的"两个不停息地分裂着和不停息地融合着的因素的永恒的调和和永恒的斗争"之中，形成了永远的困惑。---屠格涅夫当年（１８６０）在他著名的演讲里，曾指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屠格涅夫还说："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译文收《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又发现了自己"或者接近鲁迅，或者接近周作人"，能不能把周氏兄弟的生命形态（及其选择）也看作是"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呢？（在所体现的具体的典型意义上又不同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周氏兄弟不仅如本书作者所说，是"（２０世纪）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而且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典型现象。这样，"周氏兄弟"也就成了具有人类与民族、时代精神史的典型意义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共生体"，从这一"共生体"的内在矛盾，困惑，相互联系，渗透，影响……中去把握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个体生命及其关系，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分割的孤立的研究或僵硬的比较的研究的固有格局，为我们追求鲁迅、周作人研究的新的深度与高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至少是值得一试的。
这样，我们就说到本书的局限与不足：可以说作者凭借着自己的思想的敏锐，良好的生命与艺术直觉，感受到了、抓住了、并且提出了问题，却缺少更大的自觉性，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更深入、更充分的展开与阐释。这使我想起，最近听到的南方的朋友对他们说的"京派学者"的批评：有才华，有激情，理论的修养与提升则不足。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适合多数京派学人，但用作本书的评语，则大体合适。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有才气的著作：优点与不足都在于此。但也正因为有了缺陷与遣憾，这才更显出是一本真实的书，它不会成为研究的终点（或顶点），而是作者（与同行们）新的研究（与突破）的起点。---我们可以这样期待。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５日写毕于燕北园·新书序跋·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