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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西方文化观---北大演讲录之三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钱理群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并且在实际上影响着本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一切政治、文化势力都不能回避的尖锐的问题。这是由本世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特殊性造成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交流,早在汉唐时代和明代,就已经开始。但汉唐、明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文化交流,在性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前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基本上是平等的交流。鸦片战争后,西方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其文化也随着商品输入而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是被动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0世纪,西方文化的输入始终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传入造成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它传入了中国所没有的一种新质的文化,确实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或者说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文化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在民族心理与情感上也就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东方学生必须向西方老师学习,但始终不能摆脱一种屈辱感;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知识分子,又不能不时时产生种种忧虑,一种焦灼心理,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会失落。这样的民族感情问题,恐怕是一切后发达国家都会遇到的。鲁迅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呢?他首先对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心理作了一个分析,他从屈辱与担心、焦虑的背后,感觉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或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实质上是一种中华中心主义情结。表面上是民族的自卑心理,隐藏在深处的是民族自大情绪。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为什么比其他东方民族更加强烈,就因为难以摆脱"中华中心主义"梦的诱惑。而在鲁迅看来,这是中华民族最致命的问题,它将妨碍民族的更新和真正自信。所以,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开篇,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华中心主义。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央大国地位,民族就缺乏上进心,缺乏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使得中国文化长时间没有进步。以至到上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缺乏自我批判力量的已经老化的中国文化,一下子遇到一种尚具活力的西方文化,倾刻间,帝国的文化大厦就垮了。在鲁迅的观念中,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一方面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但又有独立的价值。这说明,他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西方文化的,既没有把西方文化看作蛮荒文化,也没有将其视为先进文化。同时,他认为尽管西方文化是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打进来的,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有益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异质文化,就有了比较。由此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人们不是说要发扬传统文化吗?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真正值得发扬光大的东西,首先就是要正确地分析自己,仅仅自己看自己是看不清楚的,必须要有一个他者的存在。现在西方文化就是"他者",你先要知道(真知,而非假知;深知,而非浅知)西方文化,然后加以周密的比较,才能产生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性。所谓自觉,就是要反对盲目性。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对待自己文化最大的盲目性,就在于那个中华中心主义。什么叫中华中心主义?就是认为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至善至美性,达到了顶端、极境。鲁迅认为这种至善至美性,是虚妄的,是一种盲目性?“打破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这是鲁迅接受外来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鲁迅看来,西方文化的侵略性的强行输入,在造成了中国本土文化危机的同时,它也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机会,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打破了传统至善至美性的文化神话,然后我们才能客观地自觉地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改革,而整个文化的发展应立足在变革上。最近经常有人提出来,好像由于鲁迅对传统文化采取比较激烈的批判的态度,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了。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民族文化断裂的真正危机在哪里?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危机在于不思变革,陷入盲目性。鲁迅尖锐地指出,传统文化不会灭亡在变革上,而恰恰要灭亡在不变不动的保古上,越保古这古就越保不住,这是鲁迅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他就是要借助西方文化来打破中国文化的神圣性、神话,然后才能变革,有变然后才有更新,才能发展传统文化。这里同样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爱国主义?鲁迅当时就作了回答?“满口爱国满口国粹,也并不妨碍人们作奴才。"他希望我们要警惕那些爱亡国者。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世界上固然多爱国者,但也搀杂着爱亡国者,爱国者虽然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至将来,爱亡国者只是在悲叹过去,而且赞叹着所以亡的病根。鲁迅特别提醒我们,那些外国保古主义者称赞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得当心,有的是别有用心的称赞。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外国人到中国来,用鲁迅的话说,考古家,来了来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拼命地称赞中国的文化如何好,有的中国人就昏了头。你看外国人都说我们好,那我们文化更不得了。鲁迅说,你要分析分析,外国人说中国好,那是有各种各样动机的。一种人认为中国是劣种人,因此只能照原来模样,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变,很多外国人最喜欢去看中国最原始的东西,认为这最好,你们要保留别动。中国人说,你看他说保留不动,我们就保留不动了。其实他内心是藐视你,认为你是野蛮民族,他是到你这里来寻找野蛮的东西的,所以他希望你不动。还有一种人呢,他是来旅游的,是来寻找刺激的。因此,他最希望到中国来看辫子,希望中国成为老古董。在警惕保古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鲁迅又特意指出,要注?“兽**国主义",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鲁迅说,这些兽**国主义有一个特点,他们自认为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度里,"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扫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鲁迅在这里所说,一个方面是指当时西方的侵略者,强权主义、霸权主义者。这表现了鲁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弱势的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他坚守着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中国自己的一种警告,因为当今世界,能够成为大国的,只有西方大国和东方大国---中国,因此他总是时刻警惕中华中心主义死灰复燃,警惕中国一旦重新强大起来,就会陷入霸权主义。在这里,鲁迅和尼采划清了界线。鲁迅在谈他和尼采的区别时说,尼采只是歌颂强者,是完全的强者哲学。而鲁迅则是自强,抵抗强者,力抗强者,又警惕自己成为强者后又去建立一种新的强权。鲁迅把立足点放在如何"自强"上,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反抗强权的基础是"自强",着重批判自己国内阻碍自强的封建的东西,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是他的一贯的思路。怎样才能"自强"呢?鲁迅认为,关键是向敌人学习。你要反抗强权,首先要向他学习,也就是拜敌人为老师。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鲁迅式的命题。而且是在1935年提出来的,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说鲁迅是汉奸,对"日本鬼子"仇恨都来不及,怎么要向他学习?但这正是鲁迅真正的爱国表现。这道理非常简单。比如两个人打架,你要战胜他,你必须要把他的优点也吸收过来变成你的,然后你再发挥自己的长处,就一定能把他打败。鲁迅在大敌入侵时,敢于提出要向敌人学习,这表现了他一种真正的民族自信心。鲁迅说你看汉唐的中国那是何等的气魄,那时它正处极盛时期,甚至敢于任命外国人当自己国家的官员。外来的东西拿来以后,变为我自己的东西,可以自由地驱使。而清朝的那些人,一见外国人就害怕得要死,推拒、惶恐、退缩、逃避,还找出种种理由来掩饰自己。

    鲁迅的这些命题,一直到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觉得当前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很可怕、很糟糕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是保古主义,一种是兽**国主义。现在回想起来是个笑话:前几年中国经济有点儿发展,西方就设了个圈套,说中国的经济已发达到前面第几名了,目的是想把你算到发达国家中,关税协定就是另一套办法了。这是一种策略,而中国人有的就认为,外国人说我们强大了,我们就真强大了,就大提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讲中国可以说"不"了。刚恢复了那么一小点元气,就想大打出手,这太可笑了。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高论。我认为带有典型性,必须痛加驳斥。我不讲作者的名字和文章发表地方,也就是表明,我不是针对人,我关注的是一种思潮。这文章写得气势磅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西式乌托邦梦的破灭,以及一系列在西方扼制下的民族意识的本能的反应,民族情感开始复兴,和早期的内倾性被动性不同,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在根基深处有一种原初的使命意识。中国是伟大的,中国必须在世纪舞台上有他的独特非凡的发言权。中国应该成为新的文明发育地,形成示范效应,带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从这点来说,96年说不的现象,撇开它商业化、浅薄浮躁不谈,在本质上,深处都是揭示了一个觉醒民族的自信,它将是一代中国人的宣言。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回首20世纪的中国,仅仅意味着中国人在形象上站了起来。当后人回首21世纪中国,他将显而易见,发现中国人已经在实质站起来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世纪已经降临。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一切敢于阻挠和破坏它前进道路、方向的人与物都将被它辗得粉碎。这就是世纪之交真实的中国形象。"这是登在我们的报纸杂志上的,堂堂皇皇的学者言论。所谓"新一轮"者,是古已有之的中华中心主义与十年浩劫中喧嚣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与策源地"论的新版本。我们做了一个世纪的中华中心的梦,文化革命中这种使命意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灾难才过20年,伤口未完全愈合,为何如此健忘?而且,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作为世界大家庭中普通的一员,取得一份应该取得的自己的独立的发言权,偏要那么高人一等。鲁迅曾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中国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它为禽兽,一种称它为圣上,从来没有称它为朋友。这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又把外国人看成是禽兽,但是,禽兽很容易变成圣上,主人很容易变成奴才,主奴是很容易互变的,要知道,既可以独特非凡地君临于他国之上,也就可以独特非凡地充当他国的附庸。至最后杀机显露的豪言壮语?“辗得粉碎"之类,每一个有点年纪的中国人都记得,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有多少人头在阻挠与破坏的借口下辗得粉碎。读一读这样的文字,对我们大有好处。在本世纪末,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以保古主义和兽**国主义形态出现的新一轮的民族情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产生后到底有什么危害,我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来考虑考虑这些问题。鲁迅早就说要警惕一致对外口号下的勾当:"甲说: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的时候,把我的东西拿走了呢?现在拿出来,还我吧。乙说:我们要一致对外,在这样危急的时候,你还只拿自己的东西,亡国奴。"鲁迅还有句话:"用笔和舌将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这是不错的,但要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式的,做自己人的奴才的"。人们揭露,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如何苦,受压迫,我们并不反对这种揭露,同时要警惕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帝国主义这么坏,还是中国好。觉得当中国人的奴隶比当外国人的好,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逻辑,很容易迷惑人。其实,应该是什么奴隶都不能当。

    以上我们的讨论或许扯得远了一点,但仍然是围绕着一种中心话题:接受西方文化时,如何处理与民族感情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鲁迅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看法,如何看待西方的19世纪工业文明,也就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鲁迅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奉为至善至美的绝对的文化神话;同时也不给西方文化以至善至美性。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是一种偏至的文化。一方面,都是有局限性的、片面的有缺陷的文化,而不是至善至美的,不能把它神化、理想化,把它美化、绝对化。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要有一种宽容。如果你用至善至美来衡量,一旦发现有缺陷,就会容易否认这个文化。任何文化,它的价值和偏至是同时存在19鲁迅的西方文化观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一种多元的世界文化的观念:所有文化都是偏至的,但它们又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形成了互补的关系。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彼此平等的比较中,既互相吸收补充,又互相拒斥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把西方文化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根柢"的,一部分是"枝叶"的。"根柢"指它的普遍性、世界性、人类性,"枝叶"则指它的个别性、特殊性与民族性。把这两者作一个适当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一个热门话题,是讨论东西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有人把西方化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绝对化、普遍化,希望全盘西化,这显然不正确。但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路,不承认西方文化中包含有人类文化的结晶,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包含有某些(不是全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这恐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过去做了许多蠢事,把许多人类文明的结晶都送给资产阶级了,把民主、人道、个性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那无产阶级剩下什么呢?文革中的许多野蛮行径和这样的思潮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鲁迅在他这里,把根柢与枝叶分开,而且以为西方文明的根柢包含有普遍性、人类性的东西,是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强调,?“人"放在第一位,立国先立人。在他看来,物质、科学、民主等等,都不是根柢,只是枝叶,而且还包含着负面因素:可能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形成威胁。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如何看待19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用流行的话说,就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我们的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工业文明的。这时,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自身的矛盾、缺陷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中国人(知识分子),在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工业文明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还有许多毛病,弊端,很多人就转变了态度。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由崇拜到反对,由崇扬西方文化到崇扬传统文化,由西方主义转移到东方主义的过程,最早是林纾、严复、梁启超等人。有意思的是,历史又在本世纪末重现:八十年代末,大批的中国人跑到外国去了,那时,许多人最都在做西方的梦,将西方视为天堂,现在真正到了西方,就发现现实的西方世界同时是地狱。特别是发现西方对中国有一种民族歧视(这种歧视有时是不露痕迹的),感到屈辱,又回过头来看中国,越看越可爱了。于是,争先恐后地批判西方、美化中国,和当年争先恐后崇洋一样,仍然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过是从众赶潮流,和鲁迅倡导的个体精神自由大相径庭。鲁迅当年面对盲目崇拜或盲目否定的狂潮,始终保持清醒,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形成西方工业文明基础的基本要素:物质、科学、民主等,作了历史与现状的深入考察,进行了超前性思考。他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发展历史的清理中,发现科学进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曾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特别注重发掘科学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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