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西方文化观---北大演讲录之三（2/2）

人文精神、人性之光。将其概括?“反摹古、反伪智、反惑于常、反泥于习"，体现了一种人的创造力与创造精神。同时他又提醒人们注意，如果把科学趋于极端，变成一种科学崇拜，过份强调理性，就会导致对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和人的精神信仰的否定，妨碍人的个体精神自由。鲁迅实际上是对科学主义的危害性作了预言。鲁迅同样充分肯定了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对西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他同时坚持不能光强调物质而忽略了精神。如果把对物质的重视推向极端，变成对物质的崇拜，就必然导致人的主体精神的丧失，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而这正是鲁迅最为警惕的。鲁迅还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政治的发展。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民主平等对反对中世纪封建主义独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如果发展为民主崇拜，也会有很大的危险性。民主是强调多数人的意志的，反对少数独裁，如果导致对众数的崇拜，就会导致历史的循环：封建社会以独凌众，现在以众凌独，**的本质不变，不过是用多数人的**替代了君王的**，也一样容易使人们成为奴隶。鲁迅也高度评价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原则，但同时提醒大家注意，平等隐伏着一种危险，容易抹杀每个人的特点，人的个别性。社会上人的才智有高低，它不是把低提高，而是把高降到低，导致平均线下降，整个社会趋于平庸化，以人人一致为前提，很难有个性的独特发展。总之，鲁迅肯定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但又看到了在西方工业文明中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他从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出发，对西方工业文明，感到了深刻的失望，认为它不能帮助人彻底走出奴隶的困境。他不孤立谈科学、理性，而是?“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从"少数人自由和多数人的群体民主"，从"平等与不平等"的相互对立命题来考察他们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渗透、影响、制约关系，对任何一方都不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在肯定的同时有否定，否定的同时有肯定，肯定的同时作出质疑，否定的同时也提出质疑，这使他的论点具有某种相对性。但这相对性并没有导致折衷主义，他不追?“既要……又要"这样的"合题"，而认为这两者永远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中，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衡。他正视正反题之间的矛盾斗争，并把正反题的矛盾转化为自身选择的矛盾，把外在的矛盾转化为内在矛盾，从而产生一种困惑，一种焦虑和一种痛苦，他一生中就在徘徊于这两者之间。鲁迅在理论上是相对的，但在实践上，在个体的选择上，他是偏至的，他偏向选择精神与非理性，个体与自由。他提出问题但自己没有解决，他只把这种困惑和矛盾如实地告诉大家，揭示给大家，至于怎样处理不是他的任务。鲁迅对于我们后来者也仅是一个启示，问题解决则要靠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体验，作出自己的选择。鲁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审视，主要有两次：一次在本世纪初，集中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第二次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与九十年代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都市消费文化极度膨胀。鲁迅当时正在上海，让我们来看看鲁迅对这样的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现代都市文明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这里向大家介绍几篇文章。

    一、《电的利弊》。鲁迅提到，电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很重要的标志。电在不同情况下会起到不同的作用。电可能?“文明人所制造的刑具"；有福的人用电疗痛、美容；被压迫的人却因此受苦而丧命。他谈到电同样是科学成果，既可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可以变成酷刑，形成对人的一种更大压迫。

    二、《男人的进化》。这一篇讨论现代都市社会的婚姻关系、男女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人是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是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族长还威风。后来，不知怎么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几千年进化，这些圈儿、环儿变成了金的、银的、珍珠宝石。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后，就像现代社会，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不得了，天下一切都可以买卖，**也不例外。男人花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有东西，而且说，我并没有强奸你，你拿了钱便须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在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男女关系变成了公平交易，蹂躏她，还要她说一?“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吗？这是男人进化的颇高阶段。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比**更高明。在这制度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新妇被放到新郎的床上时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资格都没有。男子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从圣贤礼教，即便在心里动了邪恶也犯了奸淫之罪。如果雄狗对雌狗用了这样严厉的而巧妙的手段，雌狗一定急着跳墙，而女人只有跳井，当节女、贞女去。男人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女人虽无礼教，也心甘情愿地做奴隶。此所谓男人的进化！由此可见，传统婚姻可怕，而科学化的理论更可怕。鲁迅批判的锋芒是双向的，既指向传统婚姻，也指向在科学、金钱名义下的现代婚姻制度。三、《论"人言可畏"》，这篇文章是对现代传播媒介、大众文化的一种批判。文章涉及到三十年代最著名的电影明星阮玲玉。阮玲玉自杀后在遗书中有四?“人言可畏"。鲁迅指出，阮玲玉的自杀显示出新闻的威力，在现代新闻媒介下，像阮玲玉这样的人最容易受到迫害。她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最爱听人家的丑闻，尤其是熟识人的丑闻。阮玲玉是一个公众而无不及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体验，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在座诸位将来会有更多的体会。

    鲁迅在考察上海文坛时发现了一类新的文人，叫作"商定文豪"，是商业文化的产物。他说，"现在是前周做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一下子成为名人，根子在卖钱。商家印好稿子，倘若封建得势，广告说作者是封建文豪；倘若革命行时，广告便说是革命文豪。别家的书印出来了，便说那一家并非真的文豪等等。"在现代商业社会，文学也变成了消费品，于是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以致于"文人无文"：拾点琐事，做本随笔，就成了文人；讲一通昏话成了文人；编几本刊物，暗捧自己是文人；甚至翻译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出一本文学家词典，把自己也塞进去。---不过，三十年代文人的这些小玩意儿，比起九十年代某些文人的商业行为，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再看一下鲁迅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批判。大家知道，鲁迅和刘半农、钱玄同等都是五四时期的战友，三十年代却发生了分化。这些人成了教授，学术上做出了很大成就。但他们"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于是，他们也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在《"感旧"以后（下）》一文里，鲁迅写到一件事：北京大学招考，刘半农先生以著名教授的身份做考官，他从国文卷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作诗，那些被他挖苦的中学生简直要钻地洞。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不会不对，鲁迅却以为还有磋商的余地：他要为青年学生辩护，也出出教授的洋相。他举例说，有一个中学生考试写了"倡明文化"，把字写错了，应为"昌明文?“。然后刘半农先生就做考据，他说"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鲁迅反驳道，我记得《诗经》里也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也没有人解作自己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不过错而已，谈不上可笑可鄙。鲁迅尖锐地问道："中学生在文章中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一个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发往西洋把学流，硬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可笑的是在哪一边呢？"鲁迅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体制化的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有学问的大学教授，用他们的知识权力嘲笑青年学生，这就造成了对青年学生新形式的压迫。说老实话，大概没有任何人会站在中学生的角度去说话，而鲁迅却爱护青年，且敏感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站在弱者（被奴役者）这一边的。

    还有《名人与名言》，这是针对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说的。章先生是大学者，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高论："学白话是很难的，比文言还难，因为现在白话多是古语，不知道白话的某个音出自古语那个音，白话便难学。"鲁迅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章先生作为一个小学家，他谈小学是对的，倘或章先生超出小学范围来大谈白话问题，就要出毛病。于是提出一个尖锐问题：要警惕名人崇拜，以为倘是名人说出的话就特别有道理。其实，"博识家的话多浅，专家的话多悖"。专门家对超出专门范围的问题发表意见，多半荒唐。鲁迅的这话番议论自不是指向太炎先生个人，他所面对的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把学术权威地位绝对化，也会形成一种新的压迫。

    鲁迅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很有现实意义。上海三十年代有一种被资本家所控制的御用工会，曾提出过一个"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的口号。鲁迅分析说，这句可疑的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有理的压迫"不应反抗。于是又有"全体工友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共济时限，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这样的号召，并且宣扬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外国那么苦。"鲁迅所发现的"有理压迫"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宣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在鲁迅看来，压迫就是反动，有压迫就应该反抗，这里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人们应该洞悉一切对压迫、奴役的掩饰和粉饰。可以看到，如果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传统文化，那么三十年代则主要指向现代社会，对现代化结果（现代教育、现代传播、现代商业、现代文化、现代学术）的一种批判。更可贵的是他在批判现代文化时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压迫关系依然存在，但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压迫关系。西方现代文明并没有真正使人从奴隶状态解放出来，相反新旧奴役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恶性嫁接。鲁迅早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这一问题：过去我们有本土自发的偏枯，现在我们又获得外来的新的疫病?“二患交伐，中国之沉沦遂以益矣！"**十年代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恐怕也正在这传统与现代中的弊端的恶性的嫁接，"二患交伐"上。---鲁迅的预见又提前了半个４９中州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名人，因此，正好为报纸凑热闹，增加一点销路。现代新闻有一个坏脾气，爱渲染，尤其是对女性，更加上种种描写。所以报上经常有许多社会新闻，如果案子中是男人不多写，若是女人便大加描写，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便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小女孩跑了，她到底是自己跑的还是受人引诱都不知道，但才子们就断言"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嫁两次在这穷乡僻壤本是很平常的事，到了才子笔下就变成"奇淫不减武则天"。你怎么知道？在强者是不要紧的，只需一封信，道歉和更正就接着登出来。无权无势如阮玲玉就成了吃苦的材料。鲁迅这里讲的，都是现代新闻传播媒介对人的伤害和压抑，其实是不亚于封建社会的。到了九十年代比之三十年代可以说是有过之世纪。

    考察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鲁迅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一个新的社会典型的出现。这种人在**十年代又再度出现，即所谓洋人的买办。鲁迅称之为"西崽"，并且说"西崽"之可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于他的"相"。"相"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为他一方面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也高于群华人；在另一方面，他以为自己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远胜过洋鬼子，也就更胜于在洋鬼之下的群华人。所以他有两面：以为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这是典型的市民文化下的洋奴心理；他又在洋人面前摆出我是黄帝子孙的架子，这又是"中华中心主义"在作崇；这也是一种恶性嫁接。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质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驱为奴隶，西崽可恶就在这里。鲁迅站在群华人立场上，站在中国大多数人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中国传统统治者，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鲁迅在考察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现中国人民所处的三重奴隶社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鲁迅在考察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时候，又有痛心的发现。鲁迅多次谈到，中国统治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想到知识分子，一是在开国的时候，他希望知识分子为他歌功颂德，提供统治合法性，这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是"帮闲"的角色。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文人不过是一个清客。一旦统治者到了统治不下去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就会想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平时常说治国平天下，大概总有办法吧。于是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于是知识分子觉得皇恩浩荡，得意得不得了，其实不过是官的帮忙。所以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了或是官的帮忙，或是官的帮闲的循环。但鲁迅在考察三十年代大都市现代文明后又有新的发现。在本世纪初，他曾说过物质过分发达有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三十年代，他这一思路，有了新的发展：在一切商业化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和帮闲。在本世纪初，鲁迅还发觉所谓"众治"的威胁，以独治众是封建**，以众治独是现代民主**，过分强调众治的作用，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造成新的危险。在三十年代，人们把"众"的概念赋予意识形态化的"人民"的意义，鼓吹"人民至上"。但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至上"变成"人民代言人至上"。"代言人"或为政党，或为组织，自以为代表人民，人民至上变成"我"至上，形成一种新的压迫。于是，鲁迅发出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大众"的帮闲的警告。如果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只是官的帮忙帮闲，是一重奴役关系。到了现代社会就存在沦为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而封建统治依然存在，知识分子成为三重奴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帮忙帮闲，不仅指大众代言人压迫，也指大众文化，即现代传播大众通俗文化形成对人新的束缚和压迫。我现在最害怕看电视，因为电视天天向你灌输高度统一的东西。现代年青人越来越从大众文化中熏陶出来，而大众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常对个体思考形成压迫，人若天天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里，被它笼罩，最后自我会消失，忽然有一天发现，你不会独立思考了。大众文化是一套统一的模式。所以大众文化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是非常可怕的，某种意义上比代言人还厉害。因为代言人压迫可以感觉到，而大众化的压迫是感觉不到的。鲁迅在三十年代提出不要做大众的帮忙帮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我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做大众帮忙帮闲的危机。现在人们对官的帮忙帮闲有一定警惕性，唯有对大众的帮忙帮闲缺乏警惕。因此重温鲁迅对按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三十年代现代都市文化的批判性审视，特别他从不同角度所揭示的新的压迫、奴役关系的再生产现象，以及与传统压迫、奴役关系的结合，是特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１］钱理群：《鲁迅对"现代性"诸问题的历史回应》，原载《文艺研究》１９９６年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