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国民党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王敬文
提 要 本文认为在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鲁迅同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四·一二”政变后，鲁迅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既压制迫害鲁迅，又妄想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拉拢。鲁迅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先是玩弄欲抑先扬的手腕，１９４９年逃往@!#$后，则对鲁迅著作采取查、封、禁、堵的政策。到８０年代末，在@!#$广大民众的冲击下，这一反动政策被迫取消。关键词 鲁迅 国民党 复杂的关系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因此要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鲁迅尤其如此。在他从事社会改革、文学创作等活动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处在相当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下面仅就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一、 鲁迅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同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
本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由他的同乡好友陶成章介绍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①。陶成章是当时光复会的领袖之一，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本土之间，经常奔波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他腰束麻绳，脚登草鞋，日行百里，废寝忘食。因他与会党、绿林中的朋友有交情，所以被光复会的另一领袖人物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②。这位“焕强盗”却非常信任鲁迅，经常将一些光复会的秘密文件、印签等送交鲁迅保管。光复会后来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共谋起义大事。
鲁迅加入光复会后，爱国热情很高，积极参与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动。１９１１年武昌举义时，鲁迅正在浙江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在革命军进入绍兴府之前，人心浮动，他曾带领全校师生手拿长刀武装游行，以安定民心。
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８月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中国国民党。从现有的资料看，鲁迅在革命胜利后并没有转入国民党，但是１９１２年初，他曾应光复会另一领袖人物、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之邀，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员。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迁都北京。１９１３年孙中山讨袁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鲁迅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当时的国民党人很重视他。１９２５年底北京国民党主持的日报《国民新报》创刊，邀请鲁迅及北大教师张凤举逐月轮流值编该报《副刊》乙刊。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同国民党人朱家骅、邓飞黄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即收到当时主持广州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要人朱家骅的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③。在鲁迅尚未最后决定去广州时，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即迫不及待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日，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当时国民党对鲁迅“期盼”之切。
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１９２７年初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不仅安排许广平为中大助教，而且对鲁迅推荐的许寿裳、章廷谦等人也一一妥为安排。与此同时《国民日报》、《国民新闻》纷纷发表消息、文章、照片。国民党在广州的一些要人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陈公博等也纷纷发出请柬。情况颇为热烈。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不过朱家骅是中大的实际负责人，在北京又有一段“共同战斗”的旧情，对他的邀约，鲁迅是并未拒绝的。如鲁迅日记所记：１月２６日“晚往骝先（即朱家骅）寓夜餐”；２月１日“夜往骝先寓夜饭”。２月１日是旧历除夕，朱家骅邀鲁迅共吃年夜饭，可见二人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除朱家骅外，鲁迅也曾应邀到孔祥熙家小坐。鲁迅与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同年３月２９日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鲁迅日记》）。
１９２７年３月下旬，北伐军连克上海、南京，鲁迅应《国民新闻》之约，于４月１０日写了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在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由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使鲁迅同中国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对鲁迅多有借重。
二、“四·一二”政变后，鲁迅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又曾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国民党反动集团既极力压制迫害鲁迅，又妄想利用每个机会进行拉拢
１９２７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这时，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朱家骅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分道扬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也开始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他们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妄图拉拢，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些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装璜门面、粉饰太平。
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初，因傅斯年邀请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便有辞职的意思，他不愿与顾共事。在营救被捕学生失败后，更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于是同年４月２９日上午退还中山大学聘书，并辞去一切职务。但中大当局还想借重鲁迅这块招牌，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因而百般挽留。朱家骅亲自出面，一方面公开登出校方“挽留周树人教授”的文告，一方面又派“文科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前来慰问。但鲁迅去意已决，无可挽回。于是聘书送过来又退回去，几经反复，终于无济于事。公开“挽留”的同时，压迫也在暗中进行。有一位青年，想以陈独秀办《新青年》时，鲁迅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指证鲁迅“是@!#$”。④这一招当然没有奏效，因为朱家骅们很清楚，办《新青年》时，连陈独秀也还不是@!#$。于是，他们又造舆论，当时的《工商报》上造谣说因为“清党”，鲁迅已经逃走⑤，言外之意是说鲁迅是“赤党”或准“@!#$”。稍后，香港的《循环日报》上又说鲁迅已“到了汉口”。我们知道１９２７年“七·一五”之前，宁汉尚未合流。汉口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正在筹划反蒋，说鲁迅到了汉口，无异是说鲁迅参与或拥护反蒋的活动。这些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人所设的圈套，如果你害怕了，真的离开了广州，那就证明你确有问题，即刻可以逮捕你。但鲁迅沉着应战，稳坐钓鱼台，并写信告诉他们：“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⑥这是鲁迅的斗争策略，使反动派抓不着任何借口，无可奈何。当然，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进一步迫害鲁迅，是因为朱家骅们十分清楚，鲁迅并不是@!#$，在广大群众中又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清党”清到他头上，那对他们自己是十分不利的。在朱家骅看来，鲁迅虽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但留在广州比离开广州对他们更为有利，为此，他们在５月５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刊出了鲁迅在“四·一五”之前写出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７月１６日的《民国日报》上又刊登了“新文学巨子鲁迅先生之公开演讲”的消息，以造成鲁迅并不反对政变后的广州政府的假象。这当然也是他们的政治策略。这里有必要谈一谈鲁迅与朱家骅的关系。应该承认鲁迅与朱家骅在“四·一五”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友谊，这从鲁迅到广州中大后，朱家骅对他的多次探望，以及鲁迅几次到朱家骅家吃饭可以看出。“四·一五”之后，鲁迅与朱家骅产生了分歧，毅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但从鲁迅这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朱家骅尚无太大的恶感。日记中对朱家骅的称呼没有变化，如４月１９日“骝先来”，２２日“夜骝先来”，２９日“下午骝先来”等等。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朱家骝也未表示出明显的不满，有时甚至还对朱的处境表示关心。由于傅斯年在中大日益得势，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⑦的情况下，鲁迅担心朱家骅可能变成厦门大学的林语堂，将会被他人排挤走。如５月３０日致章廷谦的信中便提到“骅先且将为玉堂欤”。由此可见广州时期虽然出现了“四·一五”事变，但鲁迅与朱家骅的关系尚未急剧恶化。身为广州市清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政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的朱家骅没有利用权势加害鲁迅的原因：（一）朱心中很清楚，鲁迅不是@!#$员，许广平倒是国民党员；（二）在北京时二人曾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而遭到通缉，南下后，鲁迅又是朱出面邀请来中大的，如果鲁迅出了什么事，朱对内对外都不大好交待；（三）当然，最重要的朱家骅还是想借重鲁迅稳定人心，使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不那么反动和丑恶。
鲁迅在广州继续呆了５个月，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７日乘船离开广州，１０月３日抵达上海。开始两年由于“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⑧，只“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⑨。因此，不少高等院校请他去作教授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但上海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将极不稳定。恰在此时，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院长，他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聘请鲁迅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每月有３００元的收入。由于大学院是学术研究机构，“特约著述员”可以在家著述不必上班，这样，从１９２７年底到１９２９年底鲁迅过了两年较为平静的著译生活，虽然曾经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批判，人身安全倒还无大问题。
但是进入１９３０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⑦。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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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因此要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鲁迅尤其如此。在他从事社会改革、文学创作等活动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处在相当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下面仅就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一、 鲁迅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同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
本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由他的同乡好友陶成章介绍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①。陶成章是当时光复会的领袖之一，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本土之间，经常奔波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他腰束麻绳，脚登草鞋，日行百里，废寝忘食。因他与会党、绿林中的朋友有交情，所以被光复会的另一领袖人物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②。这位“焕强盗”却非常信任鲁迅，经常将一些光复会的秘密文件、印签等送交鲁迅保管。光复会后来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共谋起义大事。
鲁迅加入光复会后，爱国热情很高，积极参与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动。１９１１年武昌举义时，鲁迅正在浙江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在革命军进入绍兴府之前，人心浮动，他曾带领全校师生手拿长刀武装游行，以安定民心。
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８月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中国国民党。从现有的资料看，鲁迅在革命胜利后并没有转入国民党，但是１９１２年初，他曾应光复会另一领袖人物、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之邀，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员。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迁都北京。１９１３年孙中山讨袁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鲁迅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当时的国民党人很重视他。１９２５年底北京国民党主持的日报《国民新报》创刊，邀请鲁迅及北大教师张凤举逐月轮流值编该报《副刊》乙刊。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同国民党人朱家骅、邓飞黄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即收到当时主持广州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要人朱家骅的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③。在鲁迅尚未最后决定去广州时，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即迫不及待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日，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当时国民党对鲁迅“期盼”之切。
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１９２７年初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不仅安排许广平为中大助教，而且对鲁迅推荐的许寿裳、章廷谦等人也一一妥为安排。与此同时《国民日报》、《国民新闻》纷纷发表消息、文章、照片。国民党在广州的一些要人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陈公博等也纷纷发出请柬。情况颇为热烈。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不过朱家骅是中大的实际负责人，在北京又有一段“共同战斗”的旧情，对他的邀约，鲁迅是并未拒绝的。如鲁迅日记所记：１月２６日“晚往骝先（即朱家骅）寓夜餐”；２月１日“夜往骝先寓夜饭”。２月１日是旧历除夕，朱家骅邀鲁迅共吃年夜饭，可见二人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除朱家骅外，鲁迅也曾应邀到孔祥熙家小坐。鲁迅与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同年３月２９日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鲁迅日记》）。
１９２７年３月下旬，北伐军连克上海、南京，鲁迅应《国民新闻》之约，于４月１０日写了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在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由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使鲁迅同中国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对鲁迅多有借重。
二、“四·一二”政变后，鲁迅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又曾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国民党反动集团既极力压制迫害鲁迅，又妄想利用每个机会进行拉拢
１９２７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这时，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朱家骅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分道扬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也开始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他们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妄图拉拢，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些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装璜门面、粉饰太平。
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初，因傅斯年邀请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便有辞职的意思，他不愿与顾共事。在营救被捕学生失败后，更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于是同年４月２９日上午退还中山大学聘书，并辞去一切职务。但中大当局还想借重鲁迅这块招牌，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因而百般挽留。朱家骅亲自出面，一方面公开登出校方“挽留周树人教授”的文告，一方面又派“文科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前来慰问。但鲁迅去意已决，无可挽回。于是聘书送过来又退回去，几经反复，终于无济于事。公开“挽留”的同时，压迫也在暗中进行。有一位青年，想以陈独秀办《新青年》时，鲁迅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指证鲁迅“是@!#$”。④这一招当然没有奏效，因为朱家骅们很清楚，办《新青年》时，连陈独秀也还不是@!#$。于是，他们又造舆论，当时的《工商报》上造谣说因为“清党”，鲁迅已经逃走⑤，言外之意是说鲁迅是“赤党”或准“@!#$”。稍后，香港的《循环日报》上又说鲁迅已“到了汉口”。我们知道１９２７年“七·一五”之前，宁汉尚未合流。汉口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正在筹划反蒋，说鲁迅到了汉口，无异是说鲁迅参与或拥护反蒋的活动。这些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人所设的圈套，如果你害怕了，真的离开了广州，那就证明你确有问题，即刻可以逮捕你。但鲁迅沉着应战，稳坐钓鱼台，并写信告诉他们：“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⑥这是鲁迅的斗争策略，使反动派抓不着任何借口，无可奈何。当然，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进一步迫害鲁迅，是因为朱家骅们十分清楚，鲁迅并不是@!#$，在广大群众中又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清党”清到他头上，那对他们自己是十分不利的。在朱家骅看来，鲁迅虽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但留在广州比离开广州对他们更为有利，为此，他们在５月５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刊出了鲁迅在“四·一五”之前写出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７月１６日的《民国日报》上又刊登了“新文学巨子鲁迅先生之公开演讲”的消息，以造成鲁迅并不反对政变后的广州政府的假象。这当然也是他们的政治策略。这里有必要谈一谈鲁迅与朱家骅的关系。应该承认鲁迅与朱家骅在“四·一五”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友谊，这从鲁迅到广州中大后，朱家骅对他的多次探望，以及鲁迅几次到朱家骅家吃饭可以看出。“四·一五”之后，鲁迅与朱家骅产生了分歧，毅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但从鲁迅这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朱家骅尚无太大的恶感。日记中对朱家骅的称呼没有变化，如４月１９日“骝先来”，２２日“夜骝先来”，２９日“下午骝先来”等等。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朱家骝也未表示出明显的不满，有时甚至还对朱的处境表示关心。由于傅斯年在中大日益得势，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⑦的情况下，鲁迅担心朱家骅可能变成厦门大学的林语堂，将会被他人排挤走。如５月３０日致章廷谦的信中便提到“骅先且将为玉堂欤”。由此可见广州时期虽然出现了“四·一五”事变，但鲁迅与朱家骅的关系尚未急剧恶化。身为广州市清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政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的朱家骅没有利用权势加害鲁迅的原因：（一）朱心中很清楚，鲁迅不是@!#$员，许广平倒是国民党员；（二）在北京时二人曾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而遭到通缉，南下后，鲁迅又是朱出面邀请来中大的，如果鲁迅出了什么事，朱对内对外都不大好交待；（三）当然，最重要的朱家骅还是想借重鲁迅稳定人心，使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不那么反动和丑恶。
鲁迅在广州继续呆了５个月，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７日乘船离开广州，１０月３日抵达上海。开始两年由于“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⑧，只“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⑨。因此，不少高等院校请他去作教授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但上海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将极不稳定。恰在此时，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院长，他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聘请鲁迅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每月有３００元的收入。由于大学院是学术研究机构，“特约著述员”可以在家著述不必上班，这样，从１９２７年底到１９２９年底鲁迅过了两年较为平静的著译生活，虽然曾经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批判，人身安全倒还无大问题。
但是进入１９３０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⑦。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