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国民党（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３月１９日只身离家出走避祸，直到４月１９日返家。此后，１９３１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１９３３年６月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据有关材料证实，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特务工作总部上海区正式成立后，就由“刘翰荪（即刘汉生，化名高尔梦）日常则在各进步书店巡回侦察，并到内山书店专门搜集鲁迅的行动和与之交往人员的情况，分别列为情报向南京特工总部报告”⑦。国民党的另一特务机构军事调查统计局的前身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也曾严密监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他们曾想派人打入，但没有成功⑦。由上可以看出，进入３０年代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松每一个机会，妄图进行拉拢。据锡金提供的材料，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⑦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１９７０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⑦，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从种种迹象看，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３６年鲁迅逝世前，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积极进行拉拢活动的时期。这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并扶持傀儡溥仪建立所谓“满州国”后，又进军华北，北平、天津形势非常严重。而国民党反动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１９３５年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央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革命文艺界决定解散左联，筹备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因事出仓促，内部意见未能协调一致，因而出现了所谓“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在此情况下，某些左翼作家的左倾幼稚病又开始抬头，当时身为左联行政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在鲁迅病重时，竟然“打上门来”指责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⑦等等。在左翼文艺家内部两派严重对立大打内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见有机可乘，趁势挑拨离间，造谣惑众，同时公开或暗地里进行拉拢活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日的上海《社会日报》即登载所谓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鲁迅将转变”，即向国民党方面转变，并造谣说引线人是胡风。次年４月，南京方面组织“中国文艺社春季旅行团”到上海，名为旅行，实际上是施展手段，进行拉拢活动。４月２３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设宴招待文艺旅行团时，给鲁迅发了请贴，邀请鲁迅赴宴，当即遭到拒绝。时隔不久，鲁迅过去的学生，当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的李秉中却频频来信、来访。值得提出的是，７月１３日李秉中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给鲁迅写了一信⑦，意思说只要鲁迅“同意”，他愿意把解除鲁迅的“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李秉中的来信显然是国民党方面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假象。鲁迅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１０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 鲁迅逝世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应变策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凌晨５时２５分鲁迅溘然长逝。这一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不仅国内广大群众深为哀悼，而且日本文化思想界也迅即作出了反应。慑于鲁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孔祥熙、上海市长吴铁城也不得不送挽联表示哀悼，以表明自己并非人民的敌人或进步文化的扼杀者⑦。
面对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统一新闻报导的口径，曾下达“密令”，作为报导这一巨大事件的“指导”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一、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自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著作亦少贡献，对于此点，应表示惋惜。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⑦由上可看出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策略，他们既忌恨鲁迅又怕失去民心，因此只好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貌似客观公允实则心怀鬼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对鲁迅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只好暗地里设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这一“指导”方针一直维持到蒋介石集团逃出@!#$、盘踞@!#$时才有所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蒋介石集团怀着对人民的仇恨，对鲁迅一直采取全盘否定、一笔抹杀的态度。他们对鲁迅的作品不论小说、杂文、诗歌一律列为**，不许出版、不许流通，采取查、封、禁、堵的文化围剿政策。这一反动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思想文化界有识之士及广大读者的反对。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鲁迅在国际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日益扩大。１９８１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不仅日本、前苏联举行了相当规模的纪念会、学术讨论会，连美国学术界也于９月２３～２８日在加利福利亚州召开了国际鲁迅学术纪念会，这是一次有相当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有很高质量的论文，这对@!#$知识界是一次巨大的冲击。由于@!#$广大读者及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公开出版鲁迅著作，终于迫使@!#$当局在８０年代末解除禁令，淡化对鲁迅的攻击、批判。人民的呼声、时代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仅１９８９年这一年@!#$出版界就争先恐后地出版了三四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同年９月２５日的《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鲁迅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在@!#$，中国新文学传统可说断层了四十年，如今《鲁迅全集》得以在台出版，乃是@!#$文化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谷风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序言指出：必须“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迅，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上述言论不仅表明了@!#$文化思想界、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高瞻远瞩的气概，也充分反映了二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
注 释①鲁迅加入光复会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１９０４年，一说为１９０８年。这里根据鲁迅的好友、也是光复会员的许寿裳所撰的《鲁迅先生年谱》定为１９０８年。
②陶成章字焕卿，故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③据徐彬如的文章《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是由**广东区委学委会提议，由朱家骅出面发电报邀请的。见《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０１页。
④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５６页。⑤⑥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２９页。⑦鲁迅：《２７０６２３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５０页。此处“鼻”系指顾颉刚。⑧鲁迅：《２７０９１９ 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４页。⑨鲁迅：《２７１０１４ 致台静农、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８４页。⑦鲁迅：《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７页。⑦《中统内幕》，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一期。
⑦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９页，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一期。⑦锡金的文章《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刊载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７８年第一辑上。鲁迅１９２７年底受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大学院是当时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鲁迅转为教育部“特约编辑”。⑦增田涉１９３１年３月来上海，经内山完造介始与鲁迅相识。从４月１１日起至７月１７日止，增田涉每日下午到鲁迅寓所，听鲁迅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⑦《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２６页。⑦原信存北京鲁迅博物馆。|⑦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２年第四辑。⑦此材料原载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５日的《文艺报》上，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一期王荆之《国民党“密令”和鲁迅研究》。（责任编辑 熊显长）
作者 王敬文，男，１９３３年生，（武汉）湖北大学（邮编４３００６２）人文学院教授。
从种种迹象看，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３６年鲁迅逝世前，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积极进行拉拢活动的时期。这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并扶持傀儡溥仪建立所谓“满州国”后，又进军华北，北平、天津形势非常严重。而国民党反动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１９３５年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央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革命文艺界决定解散左联，筹备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因事出仓促，内部意见未能协调一致，因而出现了所谓“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在此情况下，某些左翼作家的左倾幼稚病又开始抬头，当时身为左联行政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在鲁迅病重时，竟然“打上门来”指责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⑦等等。在左翼文艺家内部两派严重对立大打内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见有机可乘，趁势挑拨离间，造谣惑众，同时公开或暗地里进行拉拢活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日的上海《社会日报》即登载所谓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鲁迅将转变”，即向国民党方面转变，并造谣说引线人是胡风。次年４月，南京方面组织“中国文艺社春季旅行团”到上海，名为旅行，实际上是施展手段，进行拉拢活动。４月２３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设宴招待文艺旅行团时，给鲁迅发了请贴，邀请鲁迅赴宴，当即遭到拒绝。时隔不久，鲁迅过去的学生，当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的李秉中却频频来信、来访。值得提出的是，７月１３日李秉中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给鲁迅写了一信⑦，意思说只要鲁迅“同意”，他愿意把解除鲁迅的“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李秉中的来信显然是国民党方面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假象。鲁迅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１０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 鲁迅逝世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应变策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凌晨５时２５分鲁迅溘然长逝。这一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不仅国内广大群众深为哀悼，而且日本文化思想界也迅即作出了反应。慑于鲁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孔祥熙、上海市长吴铁城也不得不送挽联表示哀悼，以表明自己并非人民的敌人或进步文化的扼杀者⑦。
面对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统一新闻报导的口径，曾下达“密令”，作为报导这一巨大事件的“指导”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一、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自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著作亦少贡献，对于此点，应表示惋惜。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⑦由上可看出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策略，他们既忌恨鲁迅又怕失去民心，因此只好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貌似客观公允实则心怀鬼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对鲁迅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只好暗地里设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这一“指导”方针一直维持到蒋介石集团逃出@!#$、盘踞@!#$时才有所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蒋介石集团怀着对人民的仇恨，对鲁迅一直采取全盘否定、一笔抹杀的态度。他们对鲁迅的作品不论小说、杂文、诗歌一律列为**，不许出版、不许流通，采取查、封、禁、堵的文化围剿政策。这一反动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思想文化界有识之士及广大读者的反对。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鲁迅在国际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日益扩大。１９８１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不仅日本、前苏联举行了相当规模的纪念会、学术讨论会，连美国学术界也于９月２３～２８日在加利福利亚州召开了国际鲁迅学术纪念会，这是一次有相当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有很高质量的论文，这对@!#$知识界是一次巨大的冲击。由于@!#$广大读者及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公开出版鲁迅著作，终于迫使@!#$当局在８０年代末解除禁令，淡化对鲁迅的攻击、批判。人民的呼声、时代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仅１９８９年这一年@!#$出版界就争先恐后地出版了三四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同年９月２５日的《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鲁迅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在@!#$，中国新文学传统可说断层了四十年，如今《鲁迅全集》得以在台出版，乃是@!#$文化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谷风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序言指出：必须“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迅，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上述言论不仅表明了@!#$文化思想界、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高瞻远瞩的气概，也充分反映了二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
注 释①鲁迅加入光复会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１９０４年，一说为１９０８年。这里根据鲁迅的好友、也是光复会员的许寿裳所撰的《鲁迅先生年谱》定为１９０８年。
②陶成章字焕卿，故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③据徐彬如的文章《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是由**广东区委学委会提议，由朱家骅出面发电报邀请的。见《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０１页。
④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５６页。⑤⑥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２９页。⑦鲁迅：《２７０６２３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５０页。此处“鼻”系指顾颉刚。⑧鲁迅：《２７０９１９ 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４页。⑨鲁迅：《２７１０１４ 致台静农、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８４页。⑦鲁迅：《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７页。⑦《中统内幕》，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一期。
⑦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９页，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一期。⑦锡金的文章《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刊载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７８年第一辑上。鲁迅１９２７年底受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大学院是当时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鲁迅转为教育部“特约编辑”。⑦增田涉１９３１年３月来上海，经内山完造介始与鲁迅相识。从４月１１日起至７月１７日止，增田涉每日下午到鲁迅寓所，听鲁迅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⑦《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２６页。⑦原信存北京鲁迅博物馆。|⑦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２年第四辑。⑦此材料原载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５日的《文艺报》上，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一期王荆之《国民党“密令”和鲁迅研究》。（责任编辑 熊显长）
作者 王敬文，男，１９３３年生，（武汉）湖北大学（邮编４３００６２）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