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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接受尼采哲学原因探析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李 克

    在中国本世纪的学者中,鲁迅是最早接触尼采哲学的人之一。

    19世纪末,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王室政府的国家来往逐渐密切,日本开始输入德国学术,德国对日本的影响不断增强。当时不少日本学者前往德国深造,鲁迅学习的仙台医专的许多教师就留学于德国,藤野先生一度也曾打算去德国,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在这种关注德国学术的背景下,尼采哲学自然也受到了重视。1894年,日本《心海杂志》刊文介绍了尼采。1898年,留学德国的井上哲次郎在大学讲坛上宣扬尼采,这之后,又有吉田静致、长谷川天溪等人陆续撰文介绍尼采。1901年,日本《帝国文学》卷头刊出了尼采肖像,还有登张竹凤的《尼采自传》以及上田敏的关于尼采的译文介绍。同年八月,由于高山樗牛《论美的生活》一文引起了“什么是美的生活”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尼采的思想。在争论中尼采逝世,消息传来,日本关于尼采的议论达到了**。①

    1902年4月鲁迅抵达日本,郭沫若说,此时尼采哲学“磅礴于日本”。尽管年轻的鲁迅此时还不谙德文,东京的德文书籍也不算多,但他仍买了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以下简称《说》),这是鲁迅接触尼采的开始。从此时起,尼采哲学在鲁迅心目中逐渐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它对鲁迅的人生斗争乃至性格塑造都起了一定作用。那么,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关注尼采哲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接受了尼采哲学呢?

    1  一种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它在传播中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尼采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探讨鲁迅接受尼采哲学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尼采哲学自身具有的一些特征。

    尼采哲学的突出特点是艺术色彩十分浓厚。只要看看尼采的几部书名,如《曙光》、《漂泊者的影子》,对此就会有强烈感受。尼采的语言文采斐然,艺术气味十足的语句不是零星地散见于某一作品中,而是大量地出现于他的哲学著作中。《说》一书数十万言,皆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读来琅琅上口,韵味十足。鲁迅曾赞美尼采语言“有金石之力”。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对此也深有感触,称赞“尼采的文体有激动人心的神秘魔力,尤其是他的箴言,其风格的精彩一如抒情诗。”②运用诗的语言阐释哲学的道理是尼采无可否认的天才,为此,对于尼采到底是诗人还是哲学家曾经引起争辩。有人认为他的语言有着“福音书似的说服力”和“恍惚的美”,他的妙趣横生的格言和燃烧歌唱的言辞,使他的作品成为“抒情诗的构造,寓意、故事的一部分”,因而将尼采视为艺术家。的确,尼采曾像艺术家那样受到人们推崇。茅盾年轻时曾这样评论尼采:“我们现在是将尼采放在哲学家的队伍里了,但是尼采当初,倘然是拿剧体诗或对话体来发表他的意见,恐怕称赞的人还要多。我们只将《说》一部书来看,便知尼采确实有诗的天才。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不如说他是大文豪。”③尼采惯用的是箴言、警句、比喻和象征,无论哪一种,都充满着激情。他的哲学,尤其是《说》这部书,感情的炽热胜于抽象的推理,形象的比喻和暗示多于晦涩的说教和论证。它犹如抒情诗之自白,感情之忏悔,具有深湛的感染力。表现强烈的情感和富有魅力的语言,使尼采在众哲学家中格外耀眼。

    尼采哲学的第二个特征表现在构造方法上。传统哲学重视逻辑和推理,大都用三段论构造体系。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从基督教经院哲学到近代唯物主义代表费尔巴哈,理性的推理和逻辑的论证成为哲学理所当然采用的方法,它是搭建整个传统哲学的基本骨架。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莱布尼茨的单子,或是哲学家崇奉的心灵、本体、绝对、理想等,都是在逻辑方法的架构下才有意义。各种哲学的主要范畴,通过理性的推理和论证,才能生发开去,关联沟通,将大千世界织成一张严密的网,使万事万物都在这张网的确定位置得到说明。对于传统哲学而言,逻辑不仅是构造体系的工具,也是读者理解的线索,更是作者思路清晰的标志。缺少了它,思想的环节便失去了前后相继的联系,人们就难以把握和接受。在这方面,尼采哲学与传统哲学有相当的抵牾,它不追求对晦涩概念的解说,也不阐述玄诡幽深的原理。尼采对所谓永生、灵魂等,不仅不感兴趣,还极力攻击。基督教把天堂描绘得纯洁诱人,尼采则号召人们回到“大地”。他关注的是现世的人,从对现世的人的要求出发去说明世界。尼采不是抽象地论证人应该如何去做,而是以强烈的感情、独特的文体、刚劲的文字向人们发出劝戒和命令。他的哲学强调的是感情与意志的活泼有力,这是尼采哲学打动人的独特之处。

    尼采哲学的第三个特征表现在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上。尼采以语言的尖锐犀利名噪一时,他以非凡之勇气,把传统文明的各种遮羞布撕个粉碎。对人们通常讳莫如深的问题,常能一针见血,一语道破。罗素说,尼采“爱以逆理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目的是让守旧的读者感到震惊。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的含义来使用善恶二字,然后讲他喜欢恶而不喜欢善。”④确如罗素所说,尼采常用这一手法,如他说,“善良的人们从来不说真话,善良者教你们走向错误的港口和海湾。你们生长在善良者的谎话中,由于善良者,所有事物都已变成虚伪而且歪曲根本。”⑤尼采把流行的善视为恶,而通常的恶却被他视为善。所以他的言谈常令人瞠目惊愕,咋舌哗然。这使尼采哲学往往以对传统社会和道德最激进、最猛烈、最彻底的否定者姿态出现,在某一特定时期,它会成为反抗传统社会的一面旗帜,对人们有相当的吸引力。

    尼采哲学形式上的这些特征与其内容密切相关。尼采最初的研究从希腊悲剧入手,后来涉猎的领域虽更为广泛,但艺术和美学始终是它关注的。他哲学浓厚的艺术色彩,与艺术和美学在其哲学中的地位是一致的。因此,形式上的不合逻辑,不成系统,按照传统哲学的要求衡量,当然不免非议。但从尼采哲学本身看,这种艺术特征并不构成其缺点。如果说黑格尔的纯粹逻辑表现了对理性重视的话,那么尼采哲学中浓厚的艺术气息则反映了它对本能的推崇。对艺术的见重,这大概是人们称尼采为文艺性的哲学家的缘由吧。

    因此,用传统哲学的眼光看,尼采哲学像艺术;若从艺术的角度审视,它又像哲学。尼采哲学塑造了许多形象,与艺术形象比较,这些形象还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尼采哲学散发着浓郁的情感,但其表现往往流于晦涩和艰深,这使尼采哲学有时会介于艺术和哲理之间,成为哲理性的艺术,又是富有艺术性的哲理。它既有哲学启人思的特点,还兼有艺术感人深、动人速的功能。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尼采哲学在现实中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

    首先,尼采哲学易得到艺术家的共鸣,其哲学在具有艺术气质的人那里具有较大市场。事实上,最早“发现”尼采的就是文艺理论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勃兰兑斯。他于1889年在哥本哈根大学介绍尼采,几乎与此同时斯特林堡在戏剧中表现了尼采的思想。二十世纪初,尼采对艺术家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显著,英国有萧伯纳,美国有杰克·伦敦,俄国有高尔基,法国有罗曼·罗兰、法朗士,奥地利有茨维格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曾经抱怨,说人们认为他受到尼采影响纯粹是误解,理由是他未读过尼采的书。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尼采哲学在当时对于艺术家的影响力。

    其次,尼采哲学不是大学讲坛上的高头讲章,它的读者不限于专业学者的小圈子内。尼采哲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走出了书斋课堂,对众多的人发生作用,那些未受过专业训练、欠缺哲学修养的人,也会被它吸引。传播的迅速,影响的广泛,是尼采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第三、任何一个哲学家在思想发展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某些曲折和矛盾,尼采也不例外。尼采曾对自己早期的作品《悲剧的诞生》提出过批评,认为书中好些地方“拙劣、令人困惑,比喻零乱混杂,显得十分柔和以至达到一种女性气质的地步”,这本书使他感到不愉快。⑥然而,在尼采哲学中表现得更突出的是另一种矛盾:他故意把话讲得前后不一,把连贯性的内容用矛盾的方式来表现。这两重“矛盾”有时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形式表达上的矛盾表现了尼采哲学不重视逻辑、缺少传统哲学的严谨,这给人们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带来了一定困难。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尼采哲学的了解,有赖于解释者本人的性格。”⑦这话讲得也许稍嫌偏激,但人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尼采这面大旗下,确实麇集了形形色色的众多信徒。不仅东西方的一批艺术家积极宣扬尼采,而且第三帝国的纳粹也对尼采大加捧扬。缺乏逻辑,使尼采哲学易于遭到“阉割”,令它在现实中的影响变得多样化。可以说,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们,尼采哲学意味着很不相同的东西,它所起的作用亦判然有别。

    2  鲁迅1902年开始接触尼采,从现有的材料看,他并没有系统地阅读尼采。尼采哲学虽然在当时的东京较为流行,鲁迅也是书店的常客,但如果说他读了尼采的许多著作,是令人怀疑的。《鲁迅全集》中有三十几处提到尼采,从他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尼采的话看,他读尼采的书应该是有限的。尼采的代表作《说》是鲁迅感兴趣和熟悉的,1918年鲁迅还亲自翻译了此书的前三节,1920年又翻译了此书的“序言”全文,并附加一些解释。鲁迅后期读过尼采的《自传》,梵澄翻译完此书,是鲁迅亲自校对的。总的来看,鲁迅对待尼采并不像一般的学者那样,去梳理尼采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其作种种烦琐的考证,持纯学理的研究态度。尽管如此,从鲁迅对尼采的简要评论中,看得出来,他对尼采的阅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

    由于尼采哲学在表达上不像传统哲学那样看重逻辑,因而时代思潮对尼采哲学的选择凸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了尼采哲学在现实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情形往往是这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个人的全部思想,而是他思想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而社会对这一部分、这一方面的选择不会顾及或强调与这个人思想的其它部分、其它方面的关联。尼采哲学的命运就是如此,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突出和强调尼采哲学的不同方面,对它作不同的“阉割”和解释,使尼采哲学在现实中发挥不同的功能。在探讨鲁迅接受尼采哲学的原因时,必须联系当时的具体背景,需要考虑在鲁迅的视野中,尼采哲学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经过鲁迅的选择和接受,尼采哲学具有怎样的功能。

    以此来看,虽然1902年鲁迅就接触到了尼采,但我以为,鲁迅真正在思想上和尼采哲学发生共鸣,应是在1907年。1902年和1907年比较,鲁迅在思想上有一个变化和飞跃,正是这个变化和飞跃,为他接受尼采哲学打下了基础。

    鲁迅初到日本之际,他的思想还没有脱离那时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启蒙思想框架。当时流行的启蒙思想认为,中国衰败,惟在科学落后。要振兴中国,必须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鲁迅此时的着眼点还是放在用自然科学启蒙群众,破除迷信,发展民族工业上。他积极投入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活动,1903年写了《说钅日》一文,介绍了居里夫人关于镭的科学成果。他还翻译了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北极探险记》等。这一系列活动的意图,鲁迅讲得很明白:“胪陈科学,常人厌之。……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科学小说能够“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取知识,破除迷信。“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⑧中国需要的是科学,从弘文学院毕业,鲁迅就选择了医学。这种把自然科学摆在首位,依赖集体民众的主张,可视为1902年鲁迅的主导思想,它与尼采哲学相距甚远,在这一思想基础上,鲁迅不可能和尼采哲学发生共鸣。要接受尼采哲学,鲁迅思想上还需经过一番变化,日本的现实对促使鲁迅思想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至1905年,相继发生了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和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庞大昏聩的中国,在一向被人们视为弹丸小国的日本的打击下,充分暴露了它的**无能。日本从此一跃而为东方列强,在世界舞台上开始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对于鲁迅和大多数留学生,吸引他们的倒不是日本和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地位和作用这类纯粹政治性的问题,生活于日本人中间,耳闻目睹民间百姓和日本军人的一些表现,令他们感触颇深。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爱国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围攻旅顺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将军长子战死,乃木命勿举葬礼,待父子三人皆战死,合葬一处。乃木父子的事迹在日本广为传诵,不但令日本人、也使许多留学生感动。梁启超记载过一段经历:“某日上街,遇见一队即将入伍的军人昂然于街头,亲友宗族相与欢送。其中二三标帜题曰‘祈战死’。”见此情景,梁启超感动万分,矍然肃然,流连不能去。他认为日本人有日本魂,中国所最要者,是要创造中国魂⑨。当战胜俄国的消息传来,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仙台这样一个小地方,人们的情绪亦达到狂热沸腾的程度。甲午战争前,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抱有倾慕的心理,战争结束后,这种心理荡然无存。当时,日本女子由于爱国心重,多不愿与中国男子结婚。日本人的这种爱国精神,既使留学生感动惊异,又使他们备受刺激。这促使他们思考:人们的精神状态、民族意识和国民性格对强盛一个国家具有怎样的作用。一个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其它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精神振作,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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