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钱理群
鲁迅是谁：世纪末的回答读《鲁迅新画像》①钱理群这本书的题目没有选好。引人注目的，是副题：“鲁迅是谁？”这可是个世纪难题。郁达夫好像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要产生自己的天才作家，不容易；要认识他，却更难。
“出版说明”里的一句话也出语惊人：“著名人物在大众中的形象，往往是定型的，单一的，通俗化的，被扭曲的。鲁迅也是。大众往往是那些从未认真读过、未完整读过鲁迅的人。”结论是：“鲁迅是怎样的人？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应该来回答。”
为什么这个难题应该由“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来回答？是不是因为他（她）们能够“认真读、完整地读”鲁迅的著作？这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能不能反转来变成惟一条件：只要“认真读、完整地读”鲁迅著作，就能够回答“鲁迅是谁”？
不一定。那么，能否读懂鲁迅的症结在哪儿？我打开书，向作者请教。
又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引起兴趣，“体验鲁迅”。作者是著名作家白桦，说他是在被命运抛到生育鲁迅的那片土地上，夜夜听到“病儿的母亲的叫魂儿”的声音，仿佛自己的魂儿也被叫走时，才接近了鲁迅的；直到十年大劫，身心都受尽折磨，再去读鲁迅早说了几十年的话：“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才“如遭雷击”读懂了，读到心里去了。他因此说：“我没有能力臧否历史，也没有能力褒贬鲁迅。我只能以自己的心身去体验鲁迅！”
比白桦年轻一辈的张承志，在他那篇颇有影响的《致先生书》里，更是明确宣布：“我只凭自己的内心体验写关于先生的这篇随笔！”他这样写道：“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与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
另一位年轻的作家李锐也如是说：“也许是终于到了不惑之年，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震撼之后，又经历了种种‘轰动’的狂喜和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才终于学会了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一角不与人言的土地”；而正是“内心深处这一角以生死之难换来的留给自己的土地”，与鲁迅的心灵沟通了。因此，李锐说他“以先生为题来做文章是因为自己，是想把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也说给先生听听”。
再看看批评家们，鲁迅的研究者们怎么说。于是，我读到了这样的回答：“‘鲁迅是谁’？我想最好的回答，也许是：读者（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或悟性的个体）与鲁迅著作的相遇”（王乾坤：《世纪之末的“玄观”》）。
我好像突有所悟：读鲁迅，是需要灵魂的“相遇”的。他不是可以推到相当的距离外，作纯客观的“研究”的对象，让你支解分离的；他要进入你的内心，要你也进入他的内心，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否则你永远接近不了他，永远也读不懂他。
而灵魂的相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不仅是人生的经验、阅历，还要把这外在的经验上升（转化）为个人主体生命的内在的体验，同时伴之以一定的理性的思考，成为一种自省（自我灵魂的震动），从而进入精神的深层面，灵魂的相遇正是、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个领域。
鲁迅，张承志说“（他的）特殊的文章与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李锐说“（他）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作对”，“以一人之识和五千年的传统作对”，“以一人之情却承当了中国五千年第一伤心人的悲剧”，王乾坤说他是“刺中国旧文明的马虻”，都是强调他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由此引发的对中国社会、文化、国民性，以至人性本身的认识的特殊性（异质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视为一种深刻性，超前性。
这本书的作者，从年龄上看，大概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但在谈到自己的“读鲁心史”时，却不约而同地谈到，直到经历了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体验与世纪末的精神危机，也就是李锐所说的经历了“浩劫”的震撼与九十年代“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以后，才开始与鲁迅有了“心灵的相遇”。那么，鲁迅比我们超前了半个世纪。或许还要更长：因为如编者在后记里所透露，至今还有许多“文化人”不愿（不敢？）面对鲁迅。
这使我想起了为鲁迅“画像”的著名艺术家裘沙、王伟君夫妇说的话：他（她）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切都“绝望”了的时候，才接近（读懂）了鲁迅，发现了鲁迅这一“绝望中的惟一的希望”的。这大概是代表了从五四开始到五十年代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有的人的醒悟恐怕还要更晚。而年轻一代却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的“大绝望”以后，才开始发现了鲁迅的。鲁迅早就这样表白了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思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惟有我们通过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达到了这样的体认，我们才会明白“鲁迅是谁”，才会懂得鲁迅对我们个人与民族、人类的价值。因此，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与对自我（个体的自由生命）的确认是同步的；或者说，对鲁迅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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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谁：世纪末的回答读《鲁迅新画像》①钱理群这本书的题目没有选好。引人注目的，是副题：“鲁迅是谁？”这可是个世纪难题。郁达夫好像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要产生自己的天才作家，不容易；要认识他，却更难。
“出版说明”里的一句话也出语惊人：“著名人物在大众中的形象，往往是定型的，单一的，通俗化的，被扭曲的。鲁迅也是。大众往往是那些从未认真读过、未完整读过鲁迅的人。”结论是：“鲁迅是怎样的人？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应该来回答。”
为什么这个难题应该由“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来回答？是不是因为他（她）们能够“认真读、完整地读”鲁迅的著作？这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能不能反转来变成惟一条件：只要“认真读、完整地读”鲁迅著作，就能够回答“鲁迅是谁”？
不一定。那么，能否读懂鲁迅的症结在哪儿？我打开书，向作者请教。
又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引起兴趣，“体验鲁迅”。作者是著名作家白桦，说他是在被命运抛到生育鲁迅的那片土地上，夜夜听到“病儿的母亲的叫魂儿”的声音，仿佛自己的魂儿也被叫走时，才接近了鲁迅的；直到十年大劫，身心都受尽折磨，再去读鲁迅早说了几十年的话：“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才“如遭雷击”读懂了，读到心里去了。他因此说：“我没有能力臧否历史，也没有能力褒贬鲁迅。我只能以自己的心身去体验鲁迅！”
比白桦年轻一辈的张承志，在他那篇颇有影响的《致先生书》里，更是明确宣布：“我只凭自己的内心体验写关于先生的这篇随笔！”他这样写道：“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与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
另一位年轻的作家李锐也如是说：“也许是终于到了不惑之年，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震撼之后，又经历了种种‘轰动’的狂喜和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才终于学会了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一角不与人言的土地”；而正是“内心深处这一角以生死之难换来的留给自己的土地”，与鲁迅的心灵沟通了。因此，李锐说他“以先生为题来做文章是因为自己，是想把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也说给先生听听”。
再看看批评家们，鲁迅的研究者们怎么说。于是，我读到了这样的回答：“‘鲁迅是谁’？我想最好的回答，也许是：读者（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或悟性的个体）与鲁迅著作的相遇”（王乾坤：《世纪之末的“玄观”》）。
我好像突有所悟：读鲁迅，是需要灵魂的“相遇”的。他不是可以推到相当的距离外，作纯客观的“研究”的对象，让你支解分离的；他要进入你的内心，要你也进入他的内心，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否则你永远接近不了他，永远也读不懂他。
而灵魂的相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不仅是人生的经验、阅历，还要把这外在的经验上升（转化）为个人主体生命的内在的体验，同时伴之以一定的理性的思考，成为一种自省（自我灵魂的震动），从而进入精神的深层面，灵魂的相遇正是、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个领域。
鲁迅，张承志说“（他的）特殊的文章与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李锐说“（他）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作对”，“以一人之识和五千年的传统作对”，“以一人之情却承当了中国五千年第一伤心人的悲剧”，王乾坤说他是“刺中国旧文明的马虻”，都是强调他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由此引发的对中国社会、文化、国民性，以至人性本身的认识的特殊性（异质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视为一种深刻性，超前性。
这本书的作者，从年龄上看，大概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但在谈到自己的“读鲁心史”时，却不约而同地谈到，直到经历了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体验与世纪末的精神危机，也就是李锐所说的经历了“浩劫”的震撼与九十年代“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以后，才开始与鲁迅有了“心灵的相遇”。那么，鲁迅比我们超前了半个世纪。或许还要更长：因为如编者在后记里所透露，至今还有许多“文化人”不愿（不敢？）面对鲁迅。
这使我想起了为鲁迅“画像”的著名艺术家裘沙、王伟君夫妇说的话：他（她）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切都“绝望”了的时候，才接近（读懂）了鲁迅，发现了鲁迅这一“绝望中的惟一的希望”的。这大概是代表了从五四开始到五十年代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有的人的醒悟恐怕还要更晚。而年轻一代却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的“大绝望”以后，才开始发现了鲁迅的。鲁迅早就这样表白了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思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惟有我们通过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达到了这样的体认，我们才会明白“鲁迅是谁”，才会懂得鲁迅对我们个人与民族、人类的价值。因此，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与对自我（个体的自由生命）的确认是同步的；或者说，对鲁迅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