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要经历一次自我精神的解放，当我们打破了一个个的蒙蔽我们自己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的“神话”（虚幻的“希望”），我们就一步步地接近了鲁迅。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拯救鲁迅早就说过：“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我们真的从“瞒与骗”的大泽里走了出来，我们每一个个体精神得救了，我们民族精神也有望了。
真正的鲁迅研究是应该与上述“在自我体验中发现鲁迅”的过程同步的，而且应该赋予这种（对鲁迅的）发现与体认，（自我精神的）解放与拯救以理论的形态。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鲁迅研究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体验与思考的几代学者，迫不及待地讲述着他们新发现的鲁迅，这是对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研究的一个历史的反拨，对研究者自身而言，则是一次思想的清理与精神自赎。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盛行一时，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受到置疑，但仍有研究者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属于自己的体验与信念（包括对鲁迅的信念），不再随着“风气”的转移而发生动摇，这种发自内心的坚持，对鲁迅研究的持续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商品大潮中精神危机的出现，以及对危机的反省，鲁迅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发现与关注，目前这样的阅读热潮还刚开始，还在发展中，但它将为鲁迅研究提供比过去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民间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与深远的。当然，任何时候鲁迅著作的读者在全民族的读者群（包括青年读者群）中都会是少数，这是由前述鲁迅的超前性所决定的，但由于中国读者的广大，其绝对数仍是相当可观，影响也是更大的。这一时期，在鲁迅研究的学术界，虽然没有出现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时期那样的震撼性的著作，但却始终吸引着最具反叛性与思想创造力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在日常的更为沉实的学术研究中，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尽管鲁迅研究界并未如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那样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从而引起有必要、无必要的争论，但对鲁迅作品的“重读”与“再研究”却是一直在悄悄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着。这种“重读”与研究者个体生命体验、时代思潮的嬗变，有着互为促进的关系。大体上是从《野草》开始，以后是《故事新编》这都是鲁迅著作中最具有个人性与独创性，因而也是最难懂的；近年又有对《呐喊》、《彷徨》的再研读这是人们最先接受的鲁迅著作，但其中也许就存在着更多的误读或表面化、狭窄化的阅读，从而为今天的阐释提供广阔的可能性。我个人更关注与期待的是对鲁迅杂文的重读，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余地，不仅鲁迅杂文中所提出的大量的“鲁迅式的思想命题”有待重新整理与阐发，比如鲁迅三十年代杂文对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就极具启示性，杂文所显示的鲁迅式的思维、心理与言语方式，审美方式，以及杂文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也急待作新的开掘。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以后或会有更大的发展。据我的观察，这些年的上述“重读”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对鲁迅作品主体的重视，从鲁迅作品中去发掘其精神内涵与人格力量，以为现实生活中知识者的人格自塑提供参照与资源。其次是注意从文体家、语言艺术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鲁迅，鲁迅作品中“有意味的形式”因而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由此引发的是研究方法的试验性与创新，当人们试图从国外引入某种新的研究方法，或从传统研究中有所借鉴，很自然地选择鲁迅作品作为试验场，这是反映了鲁迅作品思想与形式上的先锋性的。这或许会因为试验不当而造成某种混乱，但同时可以期待新的研究道路将在混乱中形成与发展。以上具体作品的微观阅读，是为鲁迅研究的整体性新的开拓奠定基础的。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的观照与概括。值得重视的是最近有学者提出的要重视鲁迅思想的“原创性”，进行“鲁迅思想原点”的研究，由此鲁迅的“立人”思想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个体精神自由”被认为是鲁迅的“终极（价值）标准”（参看王乾坤《鲁迅世界的哲学解读》，《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７年７—１１期连载）。所提出的具体观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而所强调的从“原点”上把握鲁迅思想与文学及其整体结构则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研究与把握和前述具体作品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前者脱离后者将可能空泛，后者离开前者则会陷于烦琐与破碎。而同时提出的是鲁迅研究必须突破纯文学、纯思想研究的范围，而至少应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所谓“哲学解读”这类的课题正是这样提出的。而提出者正是一位哲学研究者。这或许是预示着鲁迅研究队伍与研究格局的重要变化。
而且以上关于鲁迅研究的这一番话，多少已经离题。或许可供编者在修订本书，特别是补充第二辑“新鲁学”（这个标题不好，要改）时，聊作参考。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０日写毕于燕北园
真正的鲁迅研究是应该与上述“在自我体验中发现鲁迅”的过程同步的，而且应该赋予这种（对鲁迅的）发现与体认，（自我精神的）解放与拯救以理论的形态。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鲁迅研究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体验与思考的几代学者，迫不及待地讲述着他们新发现的鲁迅，这是对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研究的一个历史的反拨，对研究者自身而言，则是一次思想的清理与精神自赎。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盛行一时，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受到置疑，但仍有研究者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属于自己的体验与信念（包括对鲁迅的信念），不再随着“风气”的转移而发生动摇，这种发自内心的坚持，对鲁迅研究的持续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商品大潮中精神危机的出现，以及对危机的反省，鲁迅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发现与关注，目前这样的阅读热潮还刚开始，还在发展中，但它将为鲁迅研究提供比过去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民间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与深远的。当然，任何时候鲁迅著作的读者在全民族的读者群（包括青年读者群）中都会是少数，这是由前述鲁迅的超前性所决定的，但由于中国读者的广大，其绝对数仍是相当可观，影响也是更大的。这一时期，在鲁迅研究的学术界，虽然没有出现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时期那样的震撼性的著作，但却始终吸引着最具反叛性与思想创造力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在日常的更为沉实的学术研究中，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尽管鲁迅研究界并未如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那样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从而引起有必要、无必要的争论，但对鲁迅作品的“重读”与“再研究”却是一直在悄悄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着。这种“重读”与研究者个体生命体验、时代思潮的嬗变，有着互为促进的关系。大体上是从《野草》开始，以后是《故事新编》这都是鲁迅著作中最具有个人性与独创性，因而也是最难懂的；近年又有对《呐喊》、《彷徨》的再研读这是人们最先接受的鲁迅著作，但其中也许就存在着更多的误读或表面化、狭窄化的阅读，从而为今天的阐释提供广阔的可能性。我个人更关注与期待的是对鲁迅杂文的重读，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余地，不仅鲁迅杂文中所提出的大量的“鲁迅式的思想命题”有待重新整理与阐发，比如鲁迅三十年代杂文对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就极具启示性，杂文所显示的鲁迅式的思维、心理与言语方式，审美方式，以及杂文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也急待作新的开掘。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以后或会有更大的发展。据我的观察，这些年的上述“重读”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对鲁迅作品主体的重视，从鲁迅作品中去发掘其精神内涵与人格力量，以为现实生活中知识者的人格自塑提供参照与资源。其次是注意从文体家、语言艺术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鲁迅，鲁迅作品中“有意味的形式”因而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由此引发的是研究方法的试验性与创新，当人们试图从国外引入某种新的研究方法，或从传统研究中有所借鉴，很自然地选择鲁迅作品作为试验场，这是反映了鲁迅作品思想与形式上的先锋性的。这或许会因为试验不当而造成某种混乱，但同时可以期待新的研究道路将在混乱中形成与发展。以上具体作品的微观阅读，是为鲁迅研究的整体性新的开拓奠定基础的。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的观照与概括。值得重视的是最近有学者提出的要重视鲁迅思想的“原创性”，进行“鲁迅思想原点”的研究，由此鲁迅的“立人”思想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个体精神自由”被认为是鲁迅的“终极（价值）标准”（参看王乾坤《鲁迅世界的哲学解读》，《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７年７—１１期连载）。所提出的具体观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而所强调的从“原点”上把握鲁迅思想与文学及其整体结构则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研究与把握和前述具体作品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前者脱离后者将可能空泛，后者离开前者则会陷于烦琐与破碎。而同时提出的是鲁迅研究必须突破纯文学、纯思想研究的范围，而至少应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所谓“哲学解读”这类的课题正是这样提出的。而提出者正是一位哲学研究者。这或许是预示着鲁迅研究队伍与研究格局的重要变化。
而且以上关于鲁迅研究的这一番话，多少已经离题。或许可供编者在修订本书，特别是补充第二辑“新鲁学”（这个标题不好，要改）时，聊作参考。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０日写毕于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