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的诞生（2/2）

是爱斗争，自己斗，也爱看别的东西斗，诸如斗鸡、斗牛、斗鹌鹑、斗蟋蟀 、斗画眉，古代还有斗鱼。闲人围着呆看，还借此赌输赢。有些中国人似乎患了健忘症。健忘，固然可以脱离精神的苦痛，但也因为健忘，往往会重蹈覆辙。比 如做儿媳时受婆婆虐待，做了婆婆照样虐待儿媳；未当官时痛骂官吏，一旦当官跟前任们并没有什么两样。 　　就这样，鲁迅在深刻解剖中国国民性的基础上，塑造出了阿Ｑ这样一种超越 时空、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鲁迅笔下的阿Ｑ是不幸的。他“真能做”，却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 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片瓦寸土，长期寄居在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小庙——土谷祠中。他说他原本姓赵，但因太穷，财主赵太爷 认为他不配姓赵，于是他从此就被剥夺了姓氏。他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阔人可以三妻四妾，被视为体面的事情，而他只因跪着向一位小寡妇吴妈求爱， 就被大杠子敲打，不但赔了钱，而且断了生路，只剩下一条万不可再脱的裤子。阿Ｑ这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遇，使鲁迅深感悲哀。然而身为奴隶的阿Ｑ却不思反抗。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 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又使鲁迅深感悲愤。阿Ｑ的性格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简言之，就是用精神 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阿Ｑ炫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又幻想未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唯独不正视不名一文、连老婆 都娶不起的现实。阿Ｑ明明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却用“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宽自解，于是心满意足。他被人抢走了偶尔赌赢的钱，还挨 了一顿乱打，于是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光，似乎打人的是自己，挨打的是别人。这种自我分裂，自摧自戕的办法，又使他转败为胜，心满意足。在阿Ｑ手中，自轻 自贱也是精神胜利的武器。欺侮他的人在打他之前，让他先说是“人打畜牲”，以防止他说“儿子打老子”。阿Ｑ只好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 不放么？”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最使鲁迅感到痛心的，是阿Ｑ不但忌讳缺点，而且以丑骄人。阿Ｑ头上有癞 疮疤，便忌讳别人悦“癞”，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都讳。别人仍拿他的生理缺陷取笑，阿Ｑ便说：“你还不配……”这时候，阿Ｑ仿佛觉得 他头上有的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并非令人恶心的癞头疮了。鲁迅记得，五四时期有一位叫林损的文人，写过一首题为《苦——乐——美——丑》的诗，其中有这 样的句子：“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鲁迅认为，这种昏乱无赖的思想，能使人无可救药，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不疗治这种精 神状态，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挣脱奴隶的枷锁。《阿Ｑ正传》连载了两个多月，鲁迅实在很想收束了，只是担心伏园反对， 便将结尾的第九章“大团圆”藏在心里。可巧，孙伏园外出了，由一位叫何作霖的先生接替他的编务，鲁迅便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２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了 最后一章。待到３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Ｑ已经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抢毙一个多月了。纵令孙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都已无济于事。《阿Ｑ正传》连续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 ，以为作品中的某一段就是在骂自己，或者是在揭发他的**。鲁迅创作《阿Ｑ正传》，初衷“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 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答（戏）周刊编者信》）显然，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地给予 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茅盾认为，《阿Ｑ正传》实是一部杰作。阿Ｑ这个人物，既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又概括了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读后使人想起俄国冈察 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周作人指出，阿Ｑ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作品中多用反语，即所谓冷的讽刺——“冷嘲”，其笔法受到了俄国 果戈理、波兰显克微支和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等作家影响。胡适则一言以蔽之：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Ｑ正传》，虽然数量 不多，但差不多没有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