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诗集》序（2/2）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题思想可以觉察的，一种是诗句可
解，而全篇主题思想无从捉摸的。前者是由于诗句的比兴方法运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
象征或比拟，而是折射或反射。后者是由于诗人的逻辑思维不够明确，使形象思维没有
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在两方面都没有处理好。
看近年来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不论朦胧的浓度如何，或者还有并不朦胧的。再看
许多诗评家、诗论家的批评，渐渐地感觉到，朦胧诗的问题，不在朦胧，而在诗。
“诗言志。”（《尚书》）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
“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酪》）
“诗以言情。”（刘歆）
“诗可以兴。”（《论语·阳货》）
这是我国传统文学对于诗的定义。从《尚书》中“诗言志”一句定下了诗的疆域，
以后的学者做的工作，只是给以各个角度的诠释。“在心为志”，是第一个对“志”字
的诠释。但是，什么叫“在心”？还不明白，于是再加上一句：“情动于中。”于是
“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里头蠢动的情。到了刘歆，索性改说“诗以言情”，因为这
个“志”字到了汉代，有了“意志”的义诂，属于理性认识了。孔子说了一句“诗可以
兴”，他的意思是以为读诗者可以从诗人的作品中感悟，联想或启发到某些东西，而不
是诗人直接明白地讲给他听的。从读者的角度，这叫做“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
明呢？荀子就干脆说“善诗者不说”。会做诗的人不会直接说明他的诗意，或者我们仍
然用“志”字。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诗的性能格外明确。但是，
这许多中国古人的古语，还不如一个现代英国人说的简单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
《论纯诗》里说：“诗与散文之不同，在于诗是：
思想的感情化。”
当今我们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我看过的那些诗而论，我感觉他们
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一代的青年，是从三十年的理性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恢
复理性。为什么？往哪里走？五个W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想用诗来发问，用诗来探索，
用诗来控诉。他们学会了各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明喻、隐喻、特喻、象征、寄托、
外应物象，用以说明他们的时代感、历史感、民族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
他们没有回忆，因为没有美好的往昔；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他们诗
中所表现的只有思想，哲学的或伦理的，而且连这些思想也显示得不很清楚，使我们发
现诗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这些诗的读者，如果能撩开朦胧的面纱，将会
看到，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蒙娜·丽莎，而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徐芳写过一篇谈诗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诗歌现实》。最近又为自己的诗集写了
一篇七千字的《后记》。她都给我看了。她这篇《后记》叙述她写诗的过程，联系到她
的前一篇论文，我发觉她很有些忏悔的情绪。她跟着舒婷、顾城、北岛走过来，也曾向
往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卡夫卡……，现在，她编好了第一个诗集，打算
和这些人告别了。这又是一种迷惘，一种矛盾，可以说是“被诗歌现实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她终于走到哪里去。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
一篇四十年代的诗《征衣曲》，是为抗日作战军人缝制征衣而写的。在时代现实的冲击
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追回她
的青春。我高兴鼓励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学，去追回诗的青春。
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解，而全篇主题思想无从捉摸的。前者是由于诗句的比兴方法运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
象征或比拟，而是折射或反射。后者是由于诗人的逻辑思维不够明确，使形象思维没有
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在两方面都没有处理好。
看近年来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不论朦胧的浓度如何，或者还有并不朦胧的。再看
许多诗评家、诗论家的批评，渐渐地感觉到，朦胧诗的问题，不在朦胧，而在诗。
“诗言志。”（《尚书》）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
“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酪》）
“诗以言情。”（刘歆）
“诗可以兴。”（《论语·阳货》）
这是我国传统文学对于诗的定义。从《尚书》中“诗言志”一句定下了诗的疆域，
以后的学者做的工作，只是给以各个角度的诠释。“在心为志”，是第一个对“志”字
的诠释。但是，什么叫“在心”？还不明白，于是再加上一句：“情动于中。”于是
“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里头蠢动的情。到了刘歆，索性改说“诗以言情”，因为这
个“志”字到了汉代，有了“意志”的义诂，属于理性认识了。孔子说了一句“诗可以
兴”，他的意思是以为读诗者可以从诗人的作品中感悟，联想或启发到某些东西，而不
是诗人直接明白地讲给他听的。从读者的角度，这叫做“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
明呢？荀子就干脆说“善诗者不说”。会做诗的人不会直接说明他的诗意，或者我们仍
然用“志”字。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诗的性能格外明确。但是，
这许多中国古人的古语，还不如一个现代英国人说的简单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
《论纯诗》里说：“诗与散文之不同，在于诗是：
思想的感情化。”
当今我们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我看过的那些诗而论，我感觉他们
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一代的青年，是从三十年的理性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恢
复理性。为什么？往哪里走？五个W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想用诗来发问，用诗来探索，
用诗来控诉。他们学会了各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明喻、隐喻、特喻、象征、寄托、
外应物象，用以说明他们的时代感、历史感、民族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
他们没有回忆，因为没有美好的往昔；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他们诗
中所表现的只有思想，哲学的或伦理的，而且连这些思想也显示得不很清楚，使我们发
现诗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这些诗的读者，如果能撩开朦胧的面纱，将会
看到，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蒙娜·丽莎，而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徐芳写过一篇谈诗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诗歌现实》。最近又为自己的诗集写了
一篇七千字的《后记》。她都给我看了。她这篇《后记》叙述她写诗的过程，联系到她
的前一篇论文，我发觉她很有些忏悔的情绪。她跟着舒婷、顾城、北岛走过来，也曾向
往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卡夫卡……，现在，她编好了第一个诗集，打算
和这些人告别了。这又是一种迷惘，一种矛盾，可以说是“被诗歌现实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她终于走到哪里去。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
一篇四十年代的诗《征衣曲》，是为抗日作战军人缝制征衣而写的。在时代现实的冲击
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追回她
的青春。我高兴鼓励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学，去追回诗的青春。
一九**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