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创作集》引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我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入社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

    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文学刊物编辑。我的业余工作是写诗、写小说，

    翻译外国文学书。我热心于做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在那一段时期，我把

    我所写的诗和小说看作是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我

    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

    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写一本《销金锅》，以南宋首都

    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

    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

    变了。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我只写了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己读过一遍，

    觉得对抗战没有什么效益，我封笔了。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仿佛涸辙之鲋，返回长江大河，重新获得跃浪

    腾波的条件。原以为可以继续过去的创作生命，抓起笔来再写。又谁知内战突起，社会

    秩序大动荡，生活气氛大紧张，绵延五六年，天时，人和，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这

    一段时期中，我只写了几篇杂文。也曾计划写一个长篇《浮沤》，以记录抗战八年的社

    会生态，只写了几段，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无法效命，

    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我才知

    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

    文艺作品，和妇女的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

    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伟大作家，如但盯

    莎士比亚、赛文提斯、哥德、托尔斯泰等人，据说他们写的是人间永久的主题，所以他

    们的作品能够历万古而常新。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只是一个小卒子，

    何敢希望高攀伟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当时文学界的几点浮沤，转眼之间，便

    自然破灭，我也视为当然，并无遗憾。出于我意外的是，近几年来，我的那些尸居余气

    的作品，会有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青年作家们从灰积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找出来，

    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严家炎教授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

    志的分类法，把我的作品归入“新感觉派”，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是具有现代

    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介绍我的旧作，

    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此外，还有吴福辉、余凤高、施建伟等好几位文论家，

    都为我写了专论，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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