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Les philosophes：原型与乌托邦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由于无法忽视的社会利益，以及分工研究的重要性，才导致了如下现象的产生：原初的理性统一体处于一种逐渐加剧的瓦解状态，这个时候，才提出了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分和目的方面具有一种共同性的假设。科学话语、道德话语和审美话语三者的残酷分离，乃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到知识分子概念形成的时候，三者的自主的发展已经使它们在实际上无法沟通。哈贝马斯说：“相互背离的多元化，尤其从属于现代的体验……现在，我们不能单纯地希望这种感受自己会消失；我们只能去否定它……”否定这种多元化，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公开地以一些共同前提的假设的名义——所有的理性思想必然蕴含着这样的变化过程或结果。创造（并积极地采纳）一个共同的名义，极力把其他各种纷繁错杂的截然不同的话语纳入到这个共同的名义之下，乃是一个宏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想单纯地否定（除非真的指望它自动消失）这一个已经顺利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并且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进程。
理性话语三种方式的分化，并没有使整个解体过程瓦解。新的话语离开原初的统一体（这里的“原初”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也可能是想象中的），已经走了一段颇为漫长的道路。每一个“有智力的人”，只要付出应有的努力，就可以期待掌握当时的所有知识，只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教育，就可以期望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至少对所有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有所知），这样的时代，上一世纪初便已终结了。从那时起，客观存在的知识总体，与主体掌握的知识（不管是已有的，还是可能的）相分离。所谓的理性思想的统一性，不再是在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之间互惠合作的一个事实，而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什么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个统一体的存在或不存在，无法通过经验归纳证明，它的存在只能诉诸于有限的权威性，并且建立在有限的权威性之上。
在众多可以被诉诸的因素中，“知识分子”这一集体名词的创造（及其后的种种复杂运用）具有特殊地位。一次命名就是一次分裂，但是，这次内含于知识分子集团之孤立性的分裂却直接地把一个有才智的、擅长思想、富于教养、有文化的精英集团劈为两半。它默认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被无情地分裂了。但是，在由专家们割据的碎片化了的领地的上方，却有“如此这般的思想家”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们为了并依据思想而生活，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污染；他们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此类思想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专业或职业，都从属于某种功能性专业团体，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他或她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当然，在某一些职业中，这种自我提升比在另一些职业中更方便、更有可能，但在本质上，它并不完全视职业的世俗功能而定，这种自我提升，从根本上看，是一个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个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试图用枚举具体的职业、专业或受教育程度的方法，在知识分子集团周围划一条“客观的”界线，把他们从非知识分子中区分出来，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举。
知识分子概念被铸造成战斗号召，被铸造成复兴过去未竟意志的努力。作为战斗号召，这一概念和那些以前遭到忽视的民族是一样的，后者在本世纪初开始让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公共语汇中的一分子；尽管可以用广播天线，把声音发往某个特定方向，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开放的社会空间，但是，声音之被听到，仍然要靠每一个接收者竖起他们的耳朵，这里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宣传性概念，期待着它的听众。表面上看，这一概念所诉诸的那些特征，它所中意的接受者已齐备，而在实际上，知识分子概念暗含着指向未来的某些目的和行动。知识分子概念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重新要求实现过去受挫的希望，它必须求助于对上一世纪的辉煌、令人振奋的记忆，以及那时的宏愿。当时，医生、科学研究者、工程技术人员、乡村绅士、牧师、作家，共同从属于les
philosophes这个快乐的家族，他们彼此间相互交流研究著作，互相讨论，共同承担着作为集体性的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这个新生的概念的第二层意义也是指向未来的：这个真实的消息会让人重新想起那个已成为往事并迅速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精神，更进一步说，在对往昔的追忆中，这一时代精神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几乎使我们无法辨识的世界中凸显出来。知识分子概念，或许能把有文化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破碎的关系重新缝合起来；或许能再现或再创一种共同话语，统一已泛滥成灾的专门话语；或许能在此基础上，奠定一个共同的目的和责任。只有共同承担起这一责任，责任才会转变成权利，这种权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可以与les
philosophes媲美。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解释从18世纪的哲学家到20世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这一令人费解的发展道路，也不管他们通过旁征博引论证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中断的，在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les
philosophes是实实在在的在场的，这一事实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在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往昔的追忆、流传的神话、对过去的理想化的意象（就好像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又重新浮现在今天的梦境之中）是最强有力的要素。通过对过去的追忆，或者，通过对追溯性的解释，les
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及其作用，被视作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可以设想，les
philosophes这一最初的术语如果不曾直接运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集体命名，原因只能是，哲学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局限于狭隘范围之中的专门职业；从一个专业中发出的对统一性的呼唤，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式的活动，从而遭到抵制，或者，它会被一笑置之（历史上，这种情况曾不断地发生）。“知识分子”概念至少有希望复兴jeu
sans fron-tiers”的意识，这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哲学家，探索或许还能揭示在我们时代中支撑起知识分子观念的基本形态。
Les philosophes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因为事实上，对于一位philosophe笔下的任何一个论点或实证的观察，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philosophe的作品中，或者，在他本人的另一部著作中找到相反的意见。要清楚地阐明造成philosophe的联合，造成他们之间的无障碍的交流，造成对共同目标的献身的基本“范式”（库恩的意义上），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经历和教养方面，哲学家之间并不具有共同性。像在一个世纪后的俄罗斯的raznochintsy一样，les
philosophes把所有现实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都算作他们自己的成员（可能那些最卑微者除外）。他们的结合，也不是由于气质或品位的相似，在这一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力量超过了使他们相互统一的力量。
另外，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有教养的思想家阶层，有像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的法国lerphilosophes一样，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团体——无论是在别人看来，还是他们自己看起来。什么力量使他们联合？这一力量在当时必定是公认的、众所周知的，同时，必定被后代的活生生的回忆有力地强化了。我以为，这个唯一的、坚强有力的统一的要素，不应到philosophes的话语中去寻找，甚至也不应到他们的表达方式中去寻找，而应到这种话语活动的意图和价值中去寻找。把某种意图与价值赋予这种话语活动，一方面出自philosophes自身，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们在政治史上的一段短暂而壮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遭遇。les
philosophes（指作为一个哲学家群体，而不是哲学家个人）始终浮现在对历史的活生生的回忆之中，它是一种积极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一种自我定义的方式，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philosophes的活动只是部分地决定这种状况的形成，而使知识与权力在瞬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条件，对于上述状况的形成，也起了决定作用，后者的作用至少不会比前者更不重要。
在这些社会条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是法兰西所独有的，也不是只是到了这个重要的1／4世纪才出现的，但是，这些条件同时出现，却只有在此时此地。这种巧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条件之一，**君主政体即将发展到巅峰——它的弱点正如长处一样，毕露无遗，**君主政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尚未完全实现，同时，依然残存着革命的潜在的可能性。
条件之二，旧统治阶级——贵族——正进一步走向没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诸因素中，留有两个巨大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两个缺陷，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概念，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赋予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法则。
条件之三，等到贵族完全丧失其政治价值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壮大使它要求成为那笔无主政治财产的继承人，也就是说，政治等级这一袍子被拿来公开拍卖，每一个前来竞争的投标者都可以获得它。这些投标者可能是一些激进分子，他们并不去迎合某一集团的确定的利益。
条件之四，法国philosophes的特点：“缺乏传统社会地位，缺乏专门适合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职能。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通常为大学教授或政府官员，在新教国家，通常为牧师。但在法国，没有一种传统职业，可以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意象中，衍化出philosophes来，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
条件之五，尽管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没有任何特殊的忠于职业的要求的限制，但philosophes远远不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个人的集合。他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体，密切而频繁的交流构成了一个网络，其范围包括：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les societesde pensee，俱乐部，卷帙浩繁的信函，相互评论，互相造访。在费内（Feyney）的伏尔泰的家，是他们自己的教皇法庭，坐在陪审席上的那些人的意见，就是他们自己的审判和惩罚系统。他们是一个集团，一个自主集团，他们把舆论、著作、言语引为基本的社会粘合剂，并废除所有的其他的社会粘合方式。
条件之六，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形成不可能有更好的时机了。这是一个经营、组织和管理的世纪；风俗成为了立法的对象，生活方式被视为文化现象而被质疑；在这个世纪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陈旧边界从根本上被重新描绘，从而公共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这个世纪需要实践知识、技术技能来处理那些在以前只能算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事件；这是一个追求权力、追求知识的世纪。
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并未穷尽一切社会条件，想必还可以找到更多。任何一个研究法国早期现代史的史学家（我并不属于这一群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另外一些方面是这一时代法国有别于其他时代，或有别于其他国家之处，它们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看来是足够了。因为，首先，单从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看，也足以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告诉我们：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或者是相继发生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在这里却凝聚、碰撞并搅和到了一块儿；其次，上述的六个方面包含了足以解释“推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的诸要素，“权力／知识”的融合是这一进程的永恒的遗产。
土地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封建制原则衰落了，继之而起（更难确地说，与此同时）的是，出现了对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主义的上升过程，从许多历史文献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权力从土地等级的手中转移出来；贵族保留了财产权和财产，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社会地位，至少是由于政治权力等级地位的失去使他们不再是“特权”贵族，而这原是他们这一社会等级世袭的一部分。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分离出来的权力，在根本上被重新配置。**君主制度是韦伯所谓“现代国家”的第一个样本，其特点是国家声称具有垄断暴力手段之权利；君主政体建立起一套法规，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臣服于一个君主的强权之下，在使这些民众从封建制度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从共同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共享者转化为个体——的过程中，**君主制度起了主要的作用。此时，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具有了一种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公民对国家负有义务，国家对公民负有义务——彼此既共生共存，又相互分离；行政机构在这个**主义体系的两个极端之间折中调和，但不管如何，它的一切活动只能或者通过皇室的许可，或者出自后者的命令；一切权力源于最高者。
土地等级的“非政治化”使皇家法院（royal
court）肩负起一项以往政府不曾面对过的工作——至少不曾对付过类似情况。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可能是第一个强调这一**主义的最重要的尽管是出人意料的后果的人。他说：在法国，
封建领主权力已经被剥夺，他们不再承担传统职责。没有任何的地方权威，没有任何贫民救济委员会或教区会议能够替代他们……中央政府毅然独自承担起这些责任。御前会议（the
Council）每年从公共基金中拨款给各个省，用来赈济穷人……御前会议每年还要作出决定，在它专门指定的地区建立贫民救济所，穷困潦倒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些微薄的工资。
在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许多诸如此类的工作当中，赈济贫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国家到处充斥着这一类的事情。**君主政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不只是依靠暴力手段这一要素。
政府大臣们始终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件，从巴黎对他们想到的每一个问题发出指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政手段效率的提高，这种监管的习惯几乎成为了中央政府的成见。
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急需处理的国家事务，必然会导致政治体系中出现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头重足轻”的现象。中央政府官员的数量和影响迅速膨胀。达尔让松在1733年已经看到：
压在政府大臣身上的公务多得惊人。他们事必躬亲，事无大小悉由他们裁决，倘他们有限的知识无法使他们对于手中的庞大权力运用自如时，他们便不得不把事情交给自己下属办理，于是后者逐渐成为了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
政府官员所面对的工作之艰巨性，既造成权力的惊人膨胀，又使**主义统治令人震惊的脆弱。在当时人的眼中，权力看起来使他们感到困惑：政府被授予在广阔地区制定法律的权利，地方差异遭到忽视，政府所建立的法规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此外，权力延伸到了一些先前从未被置于法律和外来权威统治之下的生活领域，从而，在表面上看，权力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空旷无人的空间中驰骋，在一个无人的政治领域中运作，这里，立法者的意志不受任何约束。在这些政治的处女地上，国王至少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从虚无”中造出人类社会。爱尔维修对这一点毫无怀疑：谁是立法者？“开明君主！”杜尔哥曾告诉路易十六：没有人“能够阻止体变革他们制定的法律或他们认同的制度，只要你认为变革是公正的、有益的和可行的”。**权力把社会看作是一块有待殖民的荒凉的土地，它在这片荒地上面建立法律，选择政治模式，凝聚社会。
如果说，对于这种真实存在的令人震惊的力量的印象，反映了**主义的一个侧面，那么，它的相反的侧面给人的则是一种虚弱的印象。其实，这两面是不可分离的。要在平地上凭空建起一座**主义的大厦，需要一幅线条粗犷而又经过细致勾勒的设计图，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对这样一座大厦的设计，或许是一件令人却步的事业，对于它的管理技术的要求，要远远地高于那些很久之前曾经出现过的为了单一目的而协调起来的海上帝国（hydraulic
empires）。这种管理技术当被创造时，需要对信息进行搜集、存贮和处理，而在封建制的等级分明的权力结构中，如此规模的信息搜集、存贮和处理，既无必要也无用处。无论是对制度的设计，还是管理技术或执行手段的提高，以及必要的信息的处理，没有一个是可以依靠传统技能或通常的做法去做的。传统的习俗和传统的管理社会的技术，看来已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障碍，必然会被看作迷信、偏见，被看作是为了保护帮派的或私人的存在而反对公共利益（即反对新秩序）的。因此，新的管理技术及新的管理人才是必需的；人一定得摆脱旧的特权体制，这样，才能不再为陈旧落伍的等级利益或地方利益所束缚。
最不可能创造这一新的管理技术的，也最不可能变成新的精英阶层的群体，就是土地贵族。托克维尔曾指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待贵族的态度，正如今天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贵族维护公共秩序，主持正义，执行法律，赈贫济弱，处理公共事务。”贵族的一项不可剥夺的行政权力，就是限于土地贵族范围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只要社会依然由结成联盟的分离的一块一块的地区所构成，贵族政治的管理活动便只能保障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维持。土地贵族的管辖范围及其行政热情，与他们的所有权密切相关，并受所有权范围的限制。他们本身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轻而易举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央集权政府和中央集权的法律体系，因为后者超越了贵族等级的限度。
埃勒里·沙尔克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法国现代史刚刚起步的时候，贵族“与其说被看作是一种通过继承而获得的身分，不如说被看作是一项职业或职能——被看作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确实，沙尔克搜集了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显示，贵族被认为（他们也自己认为）是继承与这种实践活动的两者共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性（在“继承”与“这种实践行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结合）是贵族形象和合法形式的最显著特征。当必须在“继承”与“实践行为”之间选择一个，当可以不需要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而只要通过“继承”（迟早也会发生不需“继承”这一因素，而只要通过“实践行为”）来认识贵族时，就标志着贵族统治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新兴精英阶层的兴起。
步入现代早期的贵族阶层，是一个“战士等级”。贵族家庭出身的人，从事并垄断了武装职能，“作为继承者”和“实践行为”这两个概念所意指的人的两种类型，依然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两个概念依然具有相同的意义。在早期现代文献中，这两者的同义性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述、论证和辩护，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它表明两者之间的分离很快便会发生。在整个16世纪中，论证贵族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是围绕着race和vertu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前者代表了与“血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理性话语三种方式的分化，并没有使整个解体过程瓦解。新的话语离开原初的统一体（这里的“原初”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也可能是想象中的），已经走了一段颇为漫长的道路。每一个“有智力的人”，只要付出应有的努力，就可以期待掌握当时的所有知识，只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教育，就可以期望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至少对所有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有所知），这样的时代，上一世纪初便已终结了。从那时起，客观存在的知识总体，与主体掌握的知识（不管是已有的，还是可能的）相分离。所谓的理性思想的统一性，不再是在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之间互惠合作的一个事实，而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什么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个统一体的存在或不存在，无法通过经验归纳证明，它的存在只能诉诸于有限的权威性，并且建立在有限的权威性之上。
在众多可以被诉诸的因素中，“知识分子”这一集体名词的创造（及其后的种种复杂运用）具有特殊地位。一次命名就是一次分裂，但是，这次内含于知识分子集团之孤立性的分裂却直接地把一个有才智的、擅长思想、富于教养、有文化的精英集团劈为两半。它默认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被无情地分裂了。但是，在由专家们割据的碎片化了的领地的上方，却有“如此这般的思想家”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们为了并依据思想而生活，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污染；他们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此类思想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专业或职业，都从属于某种功能性专业团体，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他或她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当然，在某一些职业中，这种自我提升比在另一些职业中更方便、更有可能，但在本质上，它并不完全视职业的世俗功能而定，这种自我提升，从根本上看，是一个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个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试图用枚举具体的职业、专业或受教育程度的方法，在知识分子集团周围划一条“客观的”界线，把他们从非知识分子中区分出来，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举。
知识分子概念被铸造成战斗号召，被铸造成复兴过去未竟意志的努力。作为战斗号召，这一概念和那些以前遭到忽视的民族是一样的，后者在本世纪初开始让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公共语汇中的一分子；尽管可以用广播天线，把声音发往某个特定方向，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开放的社会空间，但是，声音之被听到，仍然要靠每一个接收者竖起他们的耳朵，这里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宣传性概念，期待着它的听众。表面上看，这一概念所诉诸的那些特征，它所中意的接受者已齐备，而在实际上，知识分子概念暗含着指向未来的某些目的和行动。知识分子概念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重新要求实现过去受挫的希望，它必须求助于对上一世纪的辉煌、令人振奋的记忆，以及那时的宏愿。当时，医生、科学研究者、工程技术人员、乡村绅士、牧师、作家，共同从属于les
philosophes这个快乐的家族，他们彼此间相互交流研究著作，互相讨论，共同承担着作为集体性的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这个新生的概念的第二层意义也是指向未来的：这个真实的消息会让人重新想起那个已成为往事并迅速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精神，更进一步说，在对往昔的追忆中，这一时代精神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几乎使我们无法辨识的世界中凸显出来。知识分子概念，或许能把有文化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破碎的关系重新缝合起来；或许能再现或再创一种共同话语，统一已泛滥成灾的专门话语；或许能在此基础上，奠定一个共同的目的和责任。只有共同承担起这一责任，责任才会转变成权利，这种权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可以与les
philosophes媲美。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解释从18世纪的哲学家到20世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这一令人费解的发展道路，也不管他们通过旁征博引论证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中断的，在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les
philosophes是实实在在的在场的，这一事实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在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往昔的追忆、流传的神话、对过去的理想化的意象（就好像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又重新浮现在今天的梦境之中）是最强有力的要素。通过对过去的追忆，或者，通过对追溯性的解释，les
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及其作用，被视作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可以设想，les
philosophes这一最初的术语如果不曾直接运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集体命名，原因只能是，哲学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局限于狭隘范围之中的专门职业；从一个专业中发出的对统一性的呼唤，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式的活动，从而遭到抵制，或者，它会被一笑置之（历史上，这种情况曾不断地发生）。“知识分子”概念至少有希望复兴jeu
sans fron-tiers”的意识，这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哲学家，探索或许还能揭示在我们时代中支撑起知识分子观念的基本形态。
Les philosophes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因为事实上，对于一位philosophe笔下的任何一个论点或实证的观察，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philosophe的作品中，或者，在他本人的另一部著作中找到相反的意见。要清楚地阐明造成philosophe的联合，造成他们之间的无障碍的交流，造成对共同目标的献身的基本“范式”（库恩的意义上），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经历和教养方面，哲学家之间并不具有共同性。像在一个世纪后的俄罗斯的raznochintsy一样，les
philosophes把所有现实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都算作他们自己的成员（可能那些最卑微者除外）。他们的结合，也不是由于气质或品位的相似，在这一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力量超过了使他们相互统一的力量。
另外，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有教养的思想家阶层，有像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的法国lerphilosophes一样，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团体——无论是在别人看来，还是他们自己看起来。什么力量使他们联合？这一力量在当时必定是公认的、众所周知的，同时，必定被后代的活生生的回忆有力地强化了。我以为，这个唯一的、坚强有力的统一的要素，不应到philosophes的话语中去寻找，甚至也不应到他们的表达方式中去寻找，而应到这种话语活动的意图和价值中去寻找。把某种意图与价值赋予这种话语活动，一方面出自philosophes自身，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们在政治史上的一段短暂而壮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遭遇。les
philosophes（指作为一个哲学家群体，而不是哲学家个人）始终浮现在对历史的活生生的回忆之中，它是一种积极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一种自我定义的方式，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philosophes的活动只是部分地决定这种状况的形成，而使知识与权力在瞬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条件，对于上述状况的形成，也起了决定作用，后者的作用至少不会比前者更不重要。
在这些社会条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是法兰西所独有的，也不是只是到了这个重要的1／4世纪才出现的，但是，这些条件同时出现，却只有在此时此地。这种巧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条件之一，**君主政体即将发展到巅峰——它的弱点正如长处一样，毕露无遗，**君主政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尚未完全实现，同时，依然残存着革命的潜在的可能性。
条件之二，旧统治阶级——贵族——正进一步走向没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诸因素中，留有两个巨大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两个缺陷，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概念，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赋予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法则。
条件之三，等到贵族完全丧失其政治价值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壮大使它要求成为那笔无主政治财产的继承人，也就是说，政治等级这一袍子被拿来公开拍卖，每一个前来竞争的投标者都可以获得它。这些投标者可能是一些激进分子，他们并不去迎合某一集团的确定的利益。
条件之四，法国philosophes的特点：“缺乏传统社会地位，缺乏专门适合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职能。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通常为大学教授或政府官员，在新教国家，通常为牧师。但在法国，没有一种传统职业，可以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意象中，衍化出philosophes来，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
条件之五，尽管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没有任何特殊的忠于职业的要求的限制，但philosophes远远不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个人的集合。他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体，密切而频繁的交流构成了一个网络，其范围包括：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les societesde pensee，俱乐部，卷帙浩繁的信函，相互评论，互相造访。在费内（Feyney）的伏尔泰的家，是他们自己的教皇法庭，坐在陪审席上的那些人的意见，就是他们自己的审判和惩罚系统。他们是一个集团，一个自主集团，他们把舆论、著作、言语引为基本的社会粘合剂，并废除所有的其他的社会粘合方式。
条件之六，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形成不可能有更好的时机了。这是一个经营、组织和管理的世纪；风俗成为了立法的对象，生活方式被视为文化现象而被质疑；在这个世纪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陈旧边界从根本上被重新描绘，从而公共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这个世纪需要实践知识、技术技能来处理那些在以前只能算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事件；这是一个追求权力、追求知识的世纪。
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并未穷尽一切社会条件，想必还可以找到更多。任何一个研究法国早期现代史的史学家（我并不属于这一群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另外一些方面是这一时代法国有别于其他时代，或有别于其他国家之处，它们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看来是足够了。因为，首先，单从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看，也足以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告诉我们：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或者是相继发生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在这里却凝聚、碰撞并搅和到了一块儿；其次，上述的六个方面包含了足以解释“推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的诸要素，“权力／知识”的融合是这一进程的永恒的遗产。
土地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封建制原则衰落了，继之而起（更难确地说，与此同时）的是，出现了对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主义的上升过程，从许多历史文献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权力从土地等级的手中转移出来；贵族保留了财产权和财产，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社会地位，至少是由于政治权力等级地位的失去使他们不再是“特权”贵族，而这原是他们这一社会等级世袭的一部分。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分离出来的权力，在根本上被重新配置。**君主制度是韦伯所谓“现代国家”的第一个样本，其特点是国家声称具有垄断暴力手段之权利；君主政体建立起一套法规，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臣服于一个君主的强权之下，在使这些民众从封建制度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从共同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共享者转化为个体——的过程中，**君主制度起了主要的作用。此时，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具有了一种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公民对国家负有义务，国家对公民负有义务——彼此既共生共存，又相互分离；行政机构在这个**主义体系的两个极端之间折中调和，但不管如何，它的一切活动只能或者通过皇室的许可，或者出自后者的命令；一切权力源于最高者。
土地等级的“非政治化”使皇家法院（royal
court）肩负起一项以往政府不曾面对过的工作——至少不曾对付过类似情况。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可能是第一个强调这一**主义的最重要的尽管是出人意料的后果的人。他说：在法国，
封建领主权力已经被剥夺，他们不再承担传统职责。没有任何的地方权威，没有任何贫民救济委员会或教区会议能够替代他们……中央政府毅然独自承担起这些责任。御前会议（the
Council）每年从公共基金中拨款给各个省，用来赈济穷人……御前会议每年还要作出决定，在它专门指定的地区建立贫民救济所，穷困潦倒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些微薄的工资。
在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许多诸如此类的工作当中，赈济贫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国家到处充斥着这一类的事情。**君主政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不只是依靠暴力手段这一要素。
政府大臣们始终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件，从巴黎对他们想到的每一个问题发出指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政手段效率的提高，这种监管的习惯几乎成为了中央政府的成见。
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急需处理的国家事务，必然会导致政治体系中出现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头重足轻”的现象。中央政府官员的数量和影响迅速膨胀。达尔让松在1733年已经看到：
压在政府大臣身上的公务多得惊人。他们事必躬亲，事无大小悉由他们裁决，倘他们有限的知识无法使他们对于手中的庞大权力运用自如时，他们便不得不把事情交给自己下属办理，于是后者逐渐成为了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
政府官员所面对的工作之艰巨性，既造成权力的惊人膨胀，又使**主义统治令人震惊的脆弱。在当时人的眼中，权力看起来使他们感到困惑：政府被授予在广阔地区制定法律的权利，地方差异遭到忽视，政府所建立的法规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此外，权力延伸到了一些先前从未被置于法律和外来权威统治之下的生活领域，从而，在表面上看，权力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空旷无人的空间中驰骋，在一个无人的政治领域中运作，这里，立法者的意志不受任何约束。在这些政治的处女地上，国王至少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从虚无”中造出人类社会。爱尔维修对这一点毫无怀疑：谁是立法者？“开明君主！”杜尔哥曾告诉路易十六：没有人“能够阻止体变革他们制定的法律或他们认同的制度，只要你认为变革是公正的、有益的和可行的”。**权力把社会看作是一块有待殖民的荒凉的土地，它在这片荒地上面建立法律，选择政治模式，凝聚社会。
如果说，对于这种真实存在的令人震惊的力量的印象，反映了**主义的一个侧面，那么，它的相反的侧面给人的则是一种虚弱的印象。其实，这两面是不可分离的。要在平地上凭空建起一座**主义的大厦，需要一幅线条粗犷而又经过细致勾勒的设计图，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对这样一座大厦的设计，或许是一件令人却步的事业，对于它的管理技术的要求，要远远地高于那些很久之前曾经出现过的为了单一目的而协调起来的海上帝国（hydraulic
empires）。这种管理技术当被创造时，需要对信息进行搜集、存贮和处理，而在封建制的等级分明的权力结构中，如此规模的信息搜集、存贮和处理，既无必要也无用处。无论是对制度的设计，还是管理技术或执行手段的提高，以及必要的信息的处理，没有一个是可以依靠传统技能或通常的做法去做的。传统的习俗和传统的管理社会的技术，看来已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障碍，必然会被看作迷信、偏见，被看作是为了保护帮派的或私人的存在而反对公共利益（即反对新秩序）的。因此，新的管理技术及新的管理人才是必需的；人一定得摆脱旧的特权体制，这样，才能不再为陈旧落伍的等级利益或地方利益所束缚。
最不可能创造这一新的管理技术的，也最不可能变成新的精英阶层的群体，就是土地贵族。托克维尔曾指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待贵族的态度，正如今天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贵族维护公共秩序，主持正义，执行法律，赈贫济弱，处理公共事务。”贵族的一项不可剥夺的行政权力，就是限于土地贵族范围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只要社会依然由结成联盟的分离的一块一块的地区所构成，贵族政治的管理活动便只能保障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维持。土地贵族的管辖范围及其行政热情，与他们的所有权密切相关，并受所有权范围的限制。他们本身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轻而易举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央集权政府和中央集权的法律体系，因为后者超越了贵族等级的限度。
埃勒里·沙尔克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法国现代史刚刚起步的时候，贵族“与其说被看作是一种通过继承而获得的身分，不如说被看作是一项职业或职能——被看作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确实，沙尔克搜集了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显示，贵族被认为（他们也自己认为）是继承与这种实践活动的两者共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性（在“继承”与“这种实践行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结合）是贵族形象和合法形式的最显著特征。当必须在“继承”与“实践行为”之间选择一个，当可以不需要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而只要通过“继承”（迟早也会发生不需“继承”这一因素，而只要通过“实践行为”）来认识贵族时，就标志着贵族统治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新兴精英阶层的兴起。
步入现代早期的贵族阶层，是一个“战士等级”。贵族家庭出身的人，从事并垄断了武装职能，“作为继承者”和“实践行为”这两个概念所意指的人的两种类型，依然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两个概念依然具有相同的意义。在早期现代文献中，这两者的同义性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述、论证和辩护，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它表明两者之间的分离很快便会发生。在整个16世纪中，论证贵族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是围绕着race和vertu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前者代表了与“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