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Les philosophes：原型与乌托邦（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相关联的东西，后者源于拉丁文，它的含义与其词源密切相关（vir源自vis，vis的意思是“力量”，vir的含义是一个具有男性气慨的人；vertu暗含有“勇气”、敢于向强敌挑战并赢得胜利之意，这些含义在相对文明化了的virtuoso一词中依然被保存着。到现代的初期，可以用勇猛一词来描述的行为范围变小了：vertu一词只被用在了战争领域，vertu是骑士的所有物，是战士的特质）。贵族是race和uertu的统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种统一的思想，并且持续不断地重申对这种统一的要求，频繁地出现在当时大量书刊和论文中，这使我们想到，在这种统一中可能已经出现了罅隙。不是一个，而是有两个标准可以对贵族进行甄别，若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合理地推论，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可以同时在一个人（同一个人）身上具备，但也可能不是。如果欠缺了两者中的一个，那么，他的“贵族性”便有缺陷，并且令人怀疑。
Noblesse被愈来愈频繁地当作一个profession或vocation来讨论。例如，在蒙田看来，军事职能是法国贵族的“唯一正当的和根本的存在方式”。显然，至少在原则上，这一存在方式的正当性已不再能够自动获得保证。于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过程：先是警告两者的分离将会不被承认，随后是寻找导致分离的病症，以期对它进行治疗，最后是为两者的分离哀悼。起初，这些做法是遮遮掩掩地进行的，后来才动员了一切力量。早在1539－1540年，纪尧姆·德·拉·佩里埃尔出版了他的《政治宝鉴》（Le
mirroir politique）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当前最大的谬误之一，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贵族，只是把自己的身分理解为通过遗传（race）获得的，他们想做一个贵族而不必具有美德。”这本书为其后的这一世纪中的关于合法性的讨论确定了主题，与此同时，它也超越了这些主题。德·拉·佩里埃尔在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那么，这些孩子便会显得高贵，有着良好的美德和性情；反之，如果他们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被很好地教养，他们便很容易成为恶棍、坏蛋、道德败坏的人。”德·拉·佩里埃尔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一定出于道德情操，而是有一些更现实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并感到事已迫在眉睫，他才提出这样的警世之言，正如弗朗索瓦·德·拉卢埃特数十年后（即1577年）出版的《贵族及作为其行为方式的美德之论文》（Traite
des nobler et des vertus dont ils sont formes）中所证明的：由于贵族背弃了具有美德的生活，结果，“那些出身于最高贵的和最古老的家族的成员，不再被看作是享有最高荣誉的，那些曾经掌握maison
de Roi要职的gentilhommes也不再担任法官的职务，相反，他们却往往成为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vils毫无礼貌的人，或类似于roturiers的人。”1582年，路易·缪塞曾明确地说：不能只凭一个人的出身而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是否高贵。
在整个16世纪中，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使许多新的革命性的观念得到阐发。它开始于使一个旧概念（vertu）从固有的军事内涵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vertu这一概念是过去关于统治权利及社会优势地位之合法性的讨论用来引证的核心要素。现在，这个概念被要求加入更广泛的内涵，被要求运用于公共生活必需的技术领域，尤其是运用于国王行政管理必需的那些技术领域。**君主政治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政治环境，骑士的勇武不再被需要，相反，迫切需要对政府行政和法律既有热情又具有相关知识的政府官员。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vertu正适用于封建的权力等级体系，那么，涵义变更后的vertu则回应了新产生的需求。不过，还有一些新出现的**可能更加重要。首先，vertu不再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才能，而是可以通过学习或竭力争取获得的，显然，在这里，讨论从归属性问题转向功绩取向。其次，这样的一种观念具有更大的开创性意义：vertu只有通过传授才能获得。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引导教育的问题，而不只是使个人的天赋取向得以展现的问题。
这样，一种奇怪的语义混淆随之出现了。一方面，术语no－blesse仍然在一种描述性意义上被运用着，是拥有自己的血统和头衔的家族的总称，这些家族在传统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下结成一个整体。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noblesse也是一般等级（the
es－tates general）这一结构所固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并不是由于这里所讨论的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而被唤出的。由于所处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不同，对这一结构，有些作者赞美它，有些作者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有些作者对它嘲讽和奚落。另一方面，noblesse现在却被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或评价性的概念，作为一个理想性名词使用着，它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理想人性，有着一种自由变动的特征，摆脱了与任何国家的法定阶层的“特定的联系”。如果说，第一种含义的noblesse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那么，第二种含义的noblesse正是前者必须竭力追求的。17世纪初，在皮埃尔·夏农的《智慧》（De
la sagesse）一书中，noblesse personelle或acquise的高贵，与noblesse
naturelle被明确区分；忠诚尽管不曾妨碍他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却使他采用了一些相互对立的术语，使得上述的那种混淆不可能得到澄清。贵族，作为一种卓越，作为一种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出类拔萃的角色和作用的人的名称，颠覆了血缘贵族赖以存在的根基，换句话说，贵族身分可以向所有人开放，只要那些提出要求者受过良好教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整个法兰西到处开设贵族学校，贵族学校在这里异常繁荣。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讨论教育制度、课程的设置和理想学校的教育纲要。普吕维内尔把它们叫作ecoles
de la vertu。Vertu一词在其现代意义上被讨论：学校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训练贵族的后代，使他们成为公共生活的管理者，把优美与雅致赋予他们的言行，这对于他们在宫廷（一个新的公共活动场所）的生存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宫廷中，日常生活的粗俗，行为的不加修饰，都是极其不适宜的。虽然提议开设的课程中，有相当多被专门用来教授技击术，但与其说这是出于实践运用的考虑，不如说它被当成一种象征，当成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和留恋传统的标记。这里，骑术、狩猎和决斗技巧，优于那些与战场有着更直接关系的实用军事技术。这些新的技能跟一世纪之前的noblesse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贵族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份提议开设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校中，贵族男子被传授“外国风俗与制度，贵族的政治与军事技能，古典学，荣誉的和高尚的行为举止（gentillesse），以及其他许多能够触发学生对美与善的追求的重要事情。”
综上所述，**主义的兴起，使世袭贵族或爵位贵族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集体角色，需要补充的是，贵族地位渐渐削弱，他们那通过官职与爵位的联系，占有大量行政职位的现象已完全不见了。贵族性作为一种力求卓越的理想，一种影响政治的合法形式，并没有放弃其诉求，但现在，贵族的这一诉求与他们的遗传性和血统性已经不再有联系。相反，它需要一种新的同样本质的关联性：通过教育。要卓越，就要受优良的教育。贵族需要教师，需要学者。现在，接受教育这一经历，成为通往vertu之路的关键环节。至于教师何以在那些出身世族的人的。vertu观念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角色，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
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这些教师们。
奥古斯坦·科尚有一种在当时的史学家中非常罕见的社会学眼光，他写道：“要用**来说明精神，也就是说，要从lasociete
de pensee来理解他们的共同信念。教会是在先的，它创造了福音；教会的统一，是为了形成真理，而不是通过真理使教会得以统一。复兴，或启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道德或知识的现象。”科尚是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家，在一战中死于战壕，正值盛年。他希望能够理解雅各宾派统治的短暂时期中的恐怖现象。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导他把眼光转向了那个哲学家的群体（les
philosophes）。他死后出版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论文中，我们可以获知他的推断：只有把雅各宾派的政治看作les
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的延续和现实化，才可能理解这一现象；同时，从雅各宾派的实践出发，来理解有关les
philosophes的事件，雅各宾派的实践是解开哲学家之谜的钥匙。他的这些研究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启蒙并不是一些观念的组合，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事实上，科尚的这些小书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大约70年之后，弗朗索瓦·菲雷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书。在菲雷自己的著作中，他们的观点与阿历克谢·德·托克维尔的一些几乎同样被人遗忘的观察不谋而合。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超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的社会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史的早期英雄时代，只有站在后现代及其“局部化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才能发现这一概念。
德·托克维尔在我们刚才的贵族故事的结束之处引入了知识分子主题：
强盛期的贵族政治不仅领导公共事务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支配着舆论，为作家的写作定基调，为新观念提供权威性。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支配权，他们的声望随着权力的下降而下降，原先他们占有的对公共舆论的统治地位现已成真空，因此作家毫不费力地纂夺了这个位子，并且丝毫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被赶走。
对这些事件所发生的时代，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实际进程，现在看起来，比德·托克维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仅仅把这一过程描绘成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宫殿前面的“保卫者的更替”，就没有正确理解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在这场革命中，那些“文人学者、穷人、出身低下的人、不承担责任的人或平民布衣，实际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尽管事实上另外一些人掌握了政府权力，但是只有前者才是以一种权威的口吻在说话。”那些文人学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乌托邦理想的发源地。他们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为了公众，创造了公共舆论，由于这种创造，他们赢得了一种权威身分，这种权威身分使他们能够与“掌握政府”大权的人进行谈判或者竞争。事实是，他们拿起了从世袭贵族的疲惫乏力的手上落下来的美德这一武器，对它进行重新设计，使之再度熠熠生辉；事实是，贵族的退位为他们重新设计和重新磨亮美德这件武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推理到此为止。甚至这种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也是难以证实的。旧贵族从来没有成为文人学士后来所成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公共舆论领导者。政治的领导阶层不仅被更换了，而且政治本身也被改变，准确地说，不是政治领导阶层首先发生变化，而是政治本身率先被改变了。现在，与以往不同，政治为权威性的文人学者留出了空间。
弗朗索瓦·菲雷说，这种新的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往”的世界，它建立于公共舆论之上——“这种纷乱噪杂的公共舆论，由咖啡馆、沙龙、剧院包厢和‘社交团体’构成”。这些完备的和自我封闭的新的政治世界，远离实际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控制。因此，在这一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能够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官员和立法者来说，是关系到在现实中如何有效行动的问题。与其说那些在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根据实用原则把政治看作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不如说他们提供了一种根据原理体系思考政治问题的思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观念受到现实可行性的考验，能否获得参与辩论的同调者的认同，是唯一有意义的检验。从而，产生了一种判断真理的新的、真正的革命性的标准：同意（consen－sus）。
这一新政治产生了一套生产和传播观念的新的社会架构，它截然不同于我们所能忆起的前现代欧洲的任何事物。它并不反对贵族政治的生存方式：贵族政治的权力是一种暴力的和行政操纵的权力，而不是观念性的权力。教会才是它所要反对的东西，教会才是它的对立面。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是观念生产机制的基础，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激进立场，要求取教会等级制而代之。教会的垂直结构，为思想家和作家提供了一种无法撼动的超验的真理基础：神性的智慧，确定性表现在教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宗教改革破坏了这种稳定性，更严重的是，它在对上帝真理的一贯统一的解释中，引入了多元价值观。结果，对确定性的虔诚的信念，陷入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之中，在16、17整整两个世纪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新出现的世俗哲学家的头脑中。出于对这一危机的回应，水平结构的la
republique deslettres给出了一个回答：同意是确定性的新的基石，是后者的新的上诉法院。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水平结构使那些参加进来的人摆脱了那种固定的、垂直的权力结构，他们的“思想自由”的自我意识，在垂直权力结构面前碰壁了。事实上，不管集体的意见一致，对于个人思想的强迫性限制有多么严重，似乎都要比以教会为典型的那种“思想管制系统”来得松散与柔和。摆脱了国家权力，极大地加深了对自由的感悟。不同于莱茵河东面的哲学家，法兰西philosophes没有担任公职；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larepublique的成员在许多行业和机构中谋生，抵消了他们对各自行业的依赖性；在所有的外来力量中，没有一种能够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当然，另一方面，相对而言，思想自由还不怎么引人瞩目，因而也没有受到广泛的赞扬，声势也不大。宗教的压力，或者世俗的压力，都尚未达到让人感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离les
philosophes还很远。
这一社会架构是独一无二的，它在为寻求现世真理所制定的一系列反事实的规范中找到了对于自身的表达，这些规范赋予了les
philosophes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永恒的作用。今天，这些规范依然存在，它或者被明确阐述并且被公开而无声地遵循，或者被投射到所渴望的进步所指向的最遥远的地方，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本真的交往”这一著名的乌托邦理想。
科尚发现，societe de pensee的“成员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摆脱了任何依附、强制和一切社会职责”。菲雷补充道：“为了扮演好他们的角色，每个成员必须经过净化，去除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具体形态和特殊性，……对于每个成员来说，societe
de pensee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只与思想发生关联。”当然，这一反事实的假设是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所共有的，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他们都是不同的。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一些是穷人，有一些很富有，有人属于权势阶层，有人属于弱势群体，有人交际广泛，有人孑然而立，但是，在这个la
republique中，唯一被明确认可的权力就是思想、论证和逻辑的力量，通过运用这些力量来实现“同意”这一目标。科尚还指出，la
republique“是一个清谈的世界，除了清谈之外，还是清谈，在这里，一个知识之士，谋求他人的同意（舆论的赞同），与在现实世界寻求某种效果和某种影响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舆论是新的确定性的唯一的社会基础，论证因而是通向真理的最佳道路。真理是人创造的，人的理性是最高权威，作为人类现实的发号施令者，人是自足的，现实听命于人，被人类塑造，根据人的意愿（或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现实或者毁灭，或者被重建。这一套社会架构，只有通过在社会中的不确定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舆论而被整合，它反映了一种由主体意愿形成并改造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制，而仅仅是充斥着敌手的世界。
所以，la repulique des lettres是一种实践模式，它的社会基础是广泛而密切的彼此之间的沟通网络，它的思想基础是一套反事实性的约定，后者使这种密切沟通成为可行。这两个必需的存在条件来自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或许不可能再有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一环境开辟了一个摆脱政治权力干预的自治领域。其延续时间虽足以使这种新的实践模式形成为制度，并且获得某种力量以免于后来政治进程中各种颠簸动荡的侵害，但这还不足以使它对在它边缘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安之若素，这些变革受到历史利益的推动，而不是受政治性因素的影响。
摆脱权力的过程（自治的体验）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原因上面已略略提到。**君主政治面对极其庞大的行政公务，无法用传统手段来对付。社会结构的错位，使传统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的价值大大降低，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质的变化。现在，集中在**君主手中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无限权力使他被全面改造社会的实验所吸引，因为社会在强大权力面前，显得温顺而听人摆布。然而，这就需要为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一个宏大设计，因此，那些行家里手，专家顾问——他们“知道何谓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了。
当被问及何谓“更美好的社会”，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对此的唯一回答是把他们的生活模式，投射到“美好社会”这一巨大的屏幕上，这是他们所知的最美好和最满意的生活。多年以后——1931年，维特根斯坦在笔记本上写道：
如果说我的书只是为一个小圈子而写的（倘若可以被称为一个小圈子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这个小圈子当中的人就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确实是我渴望诉诸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了我的Kulturkreis，他们是我的故乡人，而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对我而言不过是异乡人罢了。
这当然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等级制度的心理条件的深刻洞察，只有当les
philosophes发动的时代结束，才会有这样的洞察。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交往圈，而不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生活方式时，知识分子团体才显出了其真实形态：一种通过相互理解和从容自在的纯熟交往而形成的温馨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投射为“美好社会”的心理条件，与维特根斯坦明确表达的那种类型何其相似，即使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一特殊团体依然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人类所特有的品质，其成员依然戴着反事实性的面具，以体现“此类人”的纯净的本性。
不必再问les philosophes创造了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唯有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集体经历，才造就了他们。
Noblesse被愈来愈频繁地当作一个profession或vocation来讨论。例如，在蒙田看来，军事职能是法国贵族的“唯一正当的和根本的存在方式”。显然，至少在原则上，这一存在方式的正当性已不再能够自动获得保证。于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过程：先是警告两者的分离将会不被承认，随后是寻找导致分离的病症，以期对它进行治疗，最后是为两者的分离哀悼。起初，这些做法是遮遮掩掩地进行的，后来才动员了一切力量。早在1539－1540年，纪尧姆·德·拉·佩里埃尔出版了他的《政治宝鉴》（Le
mirroir politique）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当前最大的谬误之一，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贵族，只是把自己的身分理解为通过遗传（race）获得的，他们想做一个贵族而不必具有美德。”这本书为其后的这一世纪中的关于合法性的讨论确定了主题，与此同时，它也超越了这些主题。德·拉·佩里埃尔在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那么，这些孩子便会显得高贵，有着良好的美德和性情；反之，如果他们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被很好地教养，他们便很容易成为恶棍、坏蛋、道德败坏的人。”德·拉·佩里埃尔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一定出于道德情操，而是有一些更现实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并感到事已迫在眉睫，他才提出这样的警世之言，正如弗朗索瓦·德·拉卢埃特数十年后（即1577年）出版的《贵族及作为其行为方式的美德之论文》（Traite
des nobler et des vertus dont ils sont formes）中所证明的：由于贵族背弃了具有美德的生活，结果，“那些出身于最高贵的和最古老的家族的成员，不再被看作是享有最高荣誉的，那些曾经掌握maison
de Roi要职的gentilhommes也不再担任法官的职务，相反，他们却往往成为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vils毫无礼貌的人，或类似于roturiers的人。”1582年，路易·缪塞曾明确地说：不能只凭一个人的出身而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是否高贵。
在整个16世纪中，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使许多新的革命性的观念得到阐发。它开始于使一个旧概念（vertu）从固有的军事内涵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vertu这一概念是过去关于统治权利及社会优势地位之合法性的讨论用来引证的核心要素。现在，这个概念被要求加入更广泛的内涵，被要求运用于公共生活必需的技术领域，尤其是运用于国王行政管理必需的那些技术领域。**君主政治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政治环境，骑士的勇武不再被需要，相反，迫切需要对政府行政和法律既有热情又具有相关知识的政府官员。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vertu正适用于封建的权力等级体系，那么，涵义变更后的vertu则回应了新产生的需求。不过，还有一些新出现的**可能更加重要。首先，vertu不再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才能，而是可以通过学习或竭力争取获得的，显然，在这里，讨论从归属性问题转向功绩取向。其次，这样的一种观念具有更大的开创性意义：vertu只有通过传授才能获得。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引导教育的问题，而不只是使个人的天赋取向得以展现的问题。
这样，一种奇怪的语义混淆随之出现了。一方面，术语no－blesse仍然在一种描述性意义上被运用着，是拥有自己的血统和头衔的家族的总称，这些家族在传统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下结成一个整体。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noblesse也是一般等级（the
es－tates general）这一结构所固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并不是由于这里所讨论的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而被唤出的。由于所处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不同，对这一结构，有些作者赞美它，有些作者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有些作者对它嘲讽和奚落。另一方面，noblesse现在却被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或评价性的概念，作为一个理想性名词使用着，它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理想人性，有着一种自由变动的特征，摆脱了与任何国家的法定阶层的“特定的联系”。如果说，第一种含义的noblesse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那么，第二种含义的noblesse正是前者必须竭力追求的。17世纪初，在皮埃尔·夏农的《智慧》（De
la sagesse）一书中，noblesse personelle或acquise的高贵，与noblesse
naturelle被明确区分；忠诚尽管不曾妨碍他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却使他采用了一些相互对立的术语，使得上述的那种混淆不可能得到澄清。贵族，作为一种卓越，作为一种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出类拔萃的角色和作用的人的名称，颠覆了血缘贵族赖以存在的根基，换句话说，贵族身分可以向所有人开放，只要那些提出要求者受过良好教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整个法兰西到处开设贵族学校，贵族学校在这里异常繁荣。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讨论教育制度、课程的设置和理想学校的教育纲要。普吕维内尔把它们叫作ecoles
de la vertu。Vertu一词在其现代意义上被讨论：学校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训练贵族的后代，使他们成为公共生活的管理者，把优美与雅致赋予他们的言行，这对于他们在宫廷（一个新的公共活动场所）的生存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宫廷中，日常生活的粗俗，行为的不加修饰，都是极其不适宜的。虽然提议开设的课程中，有相当多被专门用来教授技击术，但与其说这是出于实践运用的考虑，不如说它被当成一种象征，当成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和留恋传统的标记。这里，骑术、狩猎和决斗技巧，优于那些与战场有着更直接关系的实用军事技术。这些新的技能跟一世纪之前的noblesse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贵族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份提议开设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校中，贵族男子被传授“外国风俗与制度，贵族的政治与军事技能，古典学，荣誉的和高尚的行为举止（gentillesse），以及其他许多能够触发学生对美与善的追求的重要事情。”
综上所述，**主义的兴起，使世袭贵族或爵位贵族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集体角色，需要补充的是，贵族地位渐渐削弱，他们那通过官职与爵位的联系，占有大量行政职位的现象已完全不见了。贵族性作为一种力求卓越的理想，一种影响政治的合法形式，并没有放弃其诉求，但现在，贵族的这一诉求与他们的遗传性和血统性已经不再有联系。相反，它需要一种新的同样本质的关联性：通过教育。要卓越，就要受优良的教育。贵族需要教师，需要学者。现在，接受教育这一经历，成为通往vertu之路的关键环节。至于教师何以在那些出身世族的人的。vertu观念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角色，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
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这些教师们。
奥古斯坦·科尚有一种在当时的史学家中非常罕见的社会学眼光，他写道：“要用**来说明精神，也就是说，要从lasociete
de pensee来理解他们的共同信念。教会是在先的，它创造了福音；教会的统一，是为了形成真理，而不是通过真理使教会得以统一。复兴，或启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道德或知识的现象。”科尚是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家，在一战中死于战壕，正值盛年。他希望能够理解雅各宾派统治的短暂时期中的恐怖现象。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导他把眼光转向了那个哲学家的群体（les
philosophes）。他死后出版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论文中，我们可以获知他的推断：只有把雅各宾派的政治看作les
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的延续和现实化，才可能理解这一现象；同时，从雅各宾派的实践出发，来理解有关les
philosophes的事件，雅各宾派的实践是解开哲学家之谜的钥匙。他的这些研究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启蒙并不是一些观念的组合，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事实上，科尚的这些小书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大约70年之后，弗朗索瓦·菲雷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书。在菲雷自己的著作中，他们的观点与阿历克谢·德·托克维尔的一些几乎同样被人遗忘的观察不谋而合。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超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的社会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史的早期英雄时代，只有站在后现代及其“局部化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才能发现这一概念。
德·托克维尔在我们刚才的贵族故事的结束之处引入了知识分子主题：
强盛期的贵族政治不仅领导公共事务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支配着舆论，为作家的写作定基调，为新观念提供权威性。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支配权，他们的声望随着权力的下降而下降，原先他们占有的对公共舆论的统治地位现已成真空，因此作家毫不费力地纂夺了这个位子，并且丝毫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被赶走。
对这些事件所发生的时代，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实际进程，现在看起来，比德·托克维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仅仅把这一过程描绘成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宫殿前面的“保卫者的更替”，就没有正确理解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在这场革命中，那些“文人学者、穷人、出身低下的人、不承担责任的人或平民布衣，实际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尽管事实上另外一些人掌握了政府权力，但是只有前者才是以一种权威的口吻在说话。”那些文人学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乌托邦理想的发源地。他们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为了公众，创造了公共舆论，由于这种创造，他们赢得了一种权威身分，这种权威身分使他们能够与“掌握政府”大权的人进行谈判或者竞争。事实是，他们拿起了从世袭贵族的疲惫乏力的手上落下来的美德这一武器，对它进行重新设计，使之再度熠熠生辉；事实是，贵族的退位为他们重新设计和重新磨亮美德这件武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推理到此为止。甚至这种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也是难以证实的。旧贵族从来没有成为文人学士后来所成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公共舆论领导者。政治的领导阶层不仅被更换了，而且政治本身也被改变，准确地说，不是政治领导阶层首先发生变化，而是政治本身率先被改变了。现在，与以往不同，政治为权威性的文人学者留出了空间。
弗朗索瓦·菲雷说，这种新的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往”的世界，它建立于公共舆论之上——“这种纷乱噪杂的公共舆论，由咖啡馆、沙龙、剧院包厢和‘社交团体’构成”。这些完备的和自我封闭的新的政治世界，远离实际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控制。因此，在这一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能够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官员和立法者来说，是关系到在现实中如何有效行动的问题。与其说那些在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根据实用原则把政治看作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不如说他们提供了一种根据原理体系思考政治问题的思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观念受到现实可行性的考验，能否获得参与辩论的同调者的认同，是唯一有意义的检验。从而，产生了一种判断真理的新的、真正的革命性的标准：同意（consen－sus）。
这一新政治产生了一套生产和传播观念的新的社会架构，它截然不同于我们所能忆起的前现代欧洲的任何事物。它并不反对贵族政治的生存方式：贵族政治的权力是一种暴力的和行政操纵的权力，而不是观念性的权力。教会才是它所要反对的东西，教会才是它的对立面。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是观念生产机制的基础，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激进立场，要求取教会等级制而代之。教会的垂直结构，为思想家和作家提供了一种无法撼动的超验的真理基础：神性的智慧，确定性表现在教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宗教改革破坏了这种稳定性，更严重的是，它在对上帝真理的一贯统一的解释中，引入了多元价值观。结果，对确定性的虔诚的信念，陷入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之中，在16、17整整两个世纪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新出现的世俗哲学家的头脑中。出于对这一危机的回应，水平结构的la
republique deslettres给出了一个回答：同意是确定性的新的基石，是后者的新的上诉法院。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水平结构使那些参加进来的人摆脱了那种固定的、垂直的权力结构，他们的“思想自由”的自我意识，在垂直权力结构面前碰壁了。事实上，不管集体的意见一致，对于个人思想的强迫性限制有多么严重，似乎都要比以教会为典型的那种“思想管制系统”来得松散与柔和。摆脱了国家权力，极大地加深了对自由的感悟。不同于莱茵河东面的哲学家，法兰西philosophes没有担任公职；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larepublique的成员在许多行业和机构中谋生，抵消了他们对各自行业的依赖性；在所有的外来力量中，没有一种能够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当然，另一方面，相对而言，思想自由还不怎么引人瞩目，因而也没有受到广泛的赞扬，声势也不大。宗教的压力，或者世俗的压力，都尚未达到让人感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离les
philosophes还很远。
这一社会架构是独一无二的，它在为寻求现世真理所制定的一系列反事实的规范中找到了对于自身的表达，这些规范赋予了les
philosophes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永恒的作用。今天，这些规范依然存在，它或者被明确阐述并且被公开而无声地遵循，或者被投射到所渴望的进步所指向的最遥远的地方，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本真的交往”这一著名的乌托邦理想。
科尚发现，societe de pensee的“成员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摆脱了任何依附、强制和一切社会职责”。菲雷补充道：“为了扮演好他们的角色，每个成员必须经过净化，去除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具体形态和特殊性，……对于每个成员来说，societe
de pensee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只与思想发生关联。”当然，这一反事实的假设是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所共有的，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他们都是不同的。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一些是穷人，有一些很富有，有人属于权势阶层，有人属于弱势群体，有人交际广泛，有人孑然而立，但是，在这个la
republique中，唯一被明确认可的权力就是思想、论证和逻辑的力量，通过运用这些力量来实现“同意”这一目标。科尚还指出，la
republique“是一个清谈的世界，除了清谈之外，还是清谈，在这里，一个知识之士，谋求他人的同意（舆论的赞同），与在现实世界寻求某种效果和某种影响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舆论是新的确定性的唯一的社会基础，论证因而是通向真理的最佳道路。真理是人创造的，人的理性是最高权威，作为人类现实的发号施令者，人是自足的，现实听命于人，被人类塑造，根据人的意愿（或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现实或者毁灭，或者被重建。这一套社会架构，只有通过在社会中的不确定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舆论而被整合，它反映了一种由主体意愿形成并改造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制，而仅仅是充斥着敌手的世界。
所以，la repulique des lettres是一种实践模式，它的社会基础是广泛而密切的彼此之间的沟通网络，它的思想基础是一套反事实性的约定，后者使这种密切沟通成为可行。这两个必需的存在条件来自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或许不可能再有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一环境开辟了一个摆脱政治权力干预的自治领域。其延续时间虽足以使这种新的实践模式形成为制度，并且获得某种力量以免于后来政治进程中各种颠簸动荡的侵害，但这还不足以使它对在它边缘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安之若素，这些变革受到历史利益的推动，而不是受政治性因素的影响。
摆脱权力的过程（自治的体验）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原因上面已略略提到。**君主政治面对极其庞大的行政公务，无法用传统手段来对付。社会结构的错位，使传统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的价值大大降低，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质的变化。现在，集中在**君主手中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无限权力使他被全面改造社会的实验所吸引，因为社会在强大权力面前，显得温顺而听人摆布。然而，这就需要为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一个宏大设计，因此，那些行家里手，专家顾问——他们“知道何谓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了。
当被问及何谓“更美好的社会”，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对此的唯一回答是把他们的生活模式，投射到“美好社会”这一巨大的屏幕上，这是他们所知的最美好和最满意的生活。多年以后——1931年，维特根斯坦在笔记本上写道：
如果说我的书只是为一个小圈子而写的（倘若可以被称为一个小圈子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这个小圈子当中的人就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确实是我渴望诉诸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了我的Kulturkreis，他们是我的故乡人，而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对我而言不过是异乡人罢了。
这当然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等级制度的心理条件的深刻洞察，只有当les
philosophes发动的时代结束，才会有这样的洞察。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交往圈，而不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生活方式时，知识分子团体才显出了其真实形态：一种通过相互理解和从容自在的纯熟交往而形成的温馨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投射为“美好社会”的心理条件，与维特根斯坦明确表达的那种类型何其相似，即使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一特殊团体依然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人类所特有的品质，其成员依然戴着反事实性的面具，以体现“此类人”的纯净的本性。
不必再问les philosophes创造了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唯有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集体经历，才造就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