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的特点（7）

    第五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的特点（7）

    汪维藩认为，民族的独立，民族的兴亡，绝非与教会的自治，与事奉上帝没有关系：一个民族遭受欺辱，他的教会就可能遭受欺辱，甚而可能依附于外来强权，使其所有对上帝的虔诚与事奉都被打上不公义、不圣洁的烙印，若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事奉，“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民族，其教会与神的儿女必同样在屈辱与恐惧之中……自己的民族若不能从仇敌的践踏与蹂躏下被拯救出来，便没有神儿女圣洁、公义的事奉”汪维藩归途集福州:福建基督教协会出版,199518。这不仅是出于圣经的教导，更是我们中国教会在20世纪50年代亲身的经历:

    “爱主之心愈深，每每对祖国之情愈淡。这是一个依附于西方、自外于自己民族的教会所无法摆脱的困境，所无法避免的悲剧！一个实现了自我的中国教会，之所以于我如此亲切，因为她帮助我解决了一个人生征途上的‘两难之间’，同时又使我怀着对民族的归属感，重新面对上帝；使我们怀着一颗爱主之心，找到了一条归回祖国之路。”汪维藩归途集福州:福建基督教协会出版,199535

    汪维藩深沉的爱国情、民族情既源于抗战时期烽火硝烟的锻造，更是出自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之爱国传统，中国传统的“士”向来就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对国家、民族所遭受苦难的深切悲恸，对处于历史沧桑之中的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挚爱深情。诚如季羡林先生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收获，1995（5）

    2基督徒与社会主义社会

    汪维藩从信仰的角度提出，凡是行公义的社会，必是神所兴起的，不论其是否认识耶和华（参赛45：1-13），而公义与光明在新中国占主导地位，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他肯定新中国是一个蒙神祝福、公义抬头的国家，号召信徒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

    “若是我们能够了解，热爱新中国就是爱人和爱公义的话，也许我们就不会以为爱国是一个信徒的分外之事了。也正因为这样，任何对新中国和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的冷淡，也就是对人、对公义、对人的幸福自由的生活的冷淡。而这一种冷淡正是信徒应当在神面前悔改的罪过……

    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人类幸福美好的将来，应当是信徒敬虔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承认在已往的日子当中，因着不明白他的心意而有的过犯与罪孽，并且从头学习爱人，学习关切人的生活，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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