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证始于何时？（2/2）

    秦汉时期，以“券书”作为合法根据的买卖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和奴婢，到了唐代以“券书”为根据的买卖内容有了扩大，而且在法律上开始明文加以保护。券书已改称为“契券”或“文契”。《唐律疏议。杂律》载：“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青，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即卖买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这说明唐代已由官府强制性立券，以保障买卖奴婢、马牛等纳入法律管辖范围之内，违者要受法律制裁。而市司不及时为之券书者，也要受到笞杖之刑。

    官府制发这种文契的目的，虽然在于征税，以扩充国库之需。但同时却也起到了公证的作用。

    五代以后，券书的公证作用进一步扩大，例如遗产继承等等，相传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逼后周恭帝柴宗训退位，为笼络人心，颁发柴氏所谓“丹券铁书”，实质上就是公证文书。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载：“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章者，听自陈，官给公凭。”又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书判》载：遗嘱必须“经官印押，出执为照”。这与现代遗嘱公证几乎没有差别。宋代田宅买卖必须“立券报官”，交纳契税。官府则在契券上加盖公印，称之为“税契”。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的按语里说：“争田之讼，税籍可以为证，分财之讼，丁籍可以为证”。

    说明这种税契既有官府盖印，当然也就起到了公证作用。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的律例也对这种税契作了明文保护的规定：如果典卖田宅不交契税，可以刑罚制裁，并追回典卖原价，一半入官府，一半奖给告发人。《大清律例》则明确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

    但是，无论是“傅别”、“约剂”、“券书”、“文契”，还是“税契”，“

    它们公证的范围较小，只适合用于买卖、遗嘱等数项法律行为，尚没有形成严格、系统和完整的制度。正确地说，我国的公证虽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却发展过程缓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形式，一直过了2000多年，才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公证法规。

    （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