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忽必烈汗的统治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作者：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2017-01-24 00:14
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做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①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②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③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④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⑤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⑥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⑦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⑧。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译成英文），⑨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①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②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做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③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④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⑤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⑥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⑦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⑧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⑨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⑩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①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②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③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④、胜藤猛⑤、李唐⑥、爱宕松男⑦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⑧、姚从吾⑨、夏光南⑩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11) 和姚枢(12)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13)原田淑人(14)、驹井和爱(15)、石田干之助①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②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苏联发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③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④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⑤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做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⑥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⑦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⑧鞠清远⑨、翁独健⑩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爱宕松男(12)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1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14)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①和冈瑟·曼戈尔德。②陈恒昭③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④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的论文集⑤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⑥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⑦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了研究。⑧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⑨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⑩，以及中野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12)孙克宽在他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14)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A.沃利斯·布治①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②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③和中野美代子④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⑤斯蒂芬·H.韦斯特的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⑥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⑦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⑧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⑨探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⑩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①对认识征打日本有很大帮助。②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③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研究，④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⑤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⑥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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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①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②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③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④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⑤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⑥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⑦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⑧。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译成英文），⑨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①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②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做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③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④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⑤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⑥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⑦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⑧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⑨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⑩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①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②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③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④、胜藤猛⑤、李唐⑥、爱宕松男⑦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⑧、姚从吾⑨、夏光南⑩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11) 和姚枢(12)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13)原田淑人(14)、驹井和爱(15)、石田干之助①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②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苏联发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③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④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⑤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做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⑥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⑦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⑧鞠清远⑨、翁独健⑩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爱宕松男(12)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1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14)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①和冈瑟·曼戈尔德。②陈恒昭③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④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的论文集⑤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⑥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⑦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了研究。⑧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⑨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⑩，以及中野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12)孙克宽在他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14)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A.沃利斯·布治①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②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③和中野美代子④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⑤斯蒂芬·H.韦斯特的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⑥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⑦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⑧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⑨探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⑩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①对认识征打日本有很大帮助。②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③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研究，④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⑤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⑥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