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20世纪的头10年也显示了另外一个主题——革命的主题的强有力的影响。革命这概念是指在性质上完全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决裂的那种集体行动，它无疑是以进步的观念作为基础，不过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很可能与西方18世纪的思想有联系，而不是与19世纪渐进的进化或历史的发展观念有联系。中国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本世纪初在日本的革命学生，总是以一种混杂着18世纪西方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词的语言来发表言论。

    在对待历史方面，严复和梁启超（他的言词再次是不那么前后一致的）显示出某种民粹思想。他们痛恨传统文化束缚民众的创造力和才能；但是，受到束缚的民众的潜力只要在一个先驱的指导下，经过长期而有条理的进化发展过程就能发挥出来。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一旦旧社会的障碍被革命性的变化所排除，潜在于表面之下的民众智慧就能显露。作为一个整体，革命者们总是议论纷纷。孙逸仙也早有准备，认为中国民众事实上已有“村社民主”的根基，一旦赶走满族压迫者，它就可以为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其他的人则认为，进化的力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释放出来。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后来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了解的“实证进化论”和“辩证革命论”之间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是模糊不清的。应当补充，革命的结果被想象成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民主共和政体。

    中国的革命者从一开始便面临同样的列宁主义的困境。革命是否是时机一到就会发生的客观事件？它是否需要革命分子和英雄们组成的先锋队？和大多数革命的俄国同龄人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这些俄国人的影响，他们当然很快就相信，革命要有革命的领导人。年轻的革命者因而不仅要寻求民族需要这一答案，而且要寻求作为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新形象。严复和梁启超的新人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现代人”——新社会的自信的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专门职业者。不过，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既使这种观念有可能产生，也使得一种有关个人的更浪漫的看法有可能产生，这种浪漫的看法强调解放人的感情体验能力。本世纪初林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文展现出丰富的感情体验的图景——爱情、冒险、英雄主义的图景。①这种新的感情和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融合，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在著名的革命烈士秋瑾、吴樾、陈天华这样一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如上所述，不管就改良者还是就革命者来说，这种新的理想一点也没有涉及对整个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就在年轻的革命者反对由来已久的儒家传统制度时，他们在更广泛的传统中也有其坚实的根源。在他们心里，游侠传统、明代英雄义士的传统、清初不合作者的传统，和俄国民粹主义恐怖分子的榜样以及像拜伦那样的诗人-反抗者的形象都混杂在一起。人们无须怀疑他们是真诚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但是革命也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

    我们不仅在革命者对事物的看法中发现了强有力的传统成分，我们甚至发现，革命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必将成为与整个文化有关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尽管改良者也加入了），这种民族主义和严复从根本上反对传统观念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随处可见的困境。一方面，实现民族富强也许需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有关存亡的民族同一性的意识似乎又要求相信民族文化历史成就的内在价值。

    在中国，激烈的学者章炳麟所鼓吹的反满主题似乎为民族地位的固有意识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清代不仅仅是一个衰落的朝代，几个世纪以来它还代表一个劣等民族奴役在任何方面都比满族优越的汉民族。革命一旦成功，必将最终解放汉民族高度的创造力。汉民族是一个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国粹”和自己走向未来的道路的有机统一体。章炳麟无疑熟悉欧洲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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