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2/2）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剑桥中华民国史 2017-01-23 23:58
的固有观念，正是按照这样的观念，他激烈地主张中国人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引伸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范畴。不过，矛盾的是，他对中国精神的强调似乎并不把它当作普遍真理的体现，要求严格地信守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作为清代传统的著名学者，章炳麟尤其强调，青年要学好全部文化遗产并为之自豪。不过另一方面，在文化遗产的范围内，他有他自己个人的爱好。其他革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如刘师培、柳亚子等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民族遗产中偏爱其文学和美学的方面。的确，固有“文化”民族主义只是革命阵营中的一种倾向。孙逸仙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刘师培、章炳麟等文人很不相同，他的确能把固有民族主义的激烈成分结合进他的三民主义折衷体系，但是他的根本倾向仍然是西方式的，他的追随者中的很多人也是如此。不过，“固有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论题将在今后的国民党运动的历史中起重要作用。
革命阵营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是无政府主义的倾向。20世纪之初，无政府-工联主义在欧洲较激进的一派和美国左派中是主要的势力。那时，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般来说）或马克思主义者（特殊地说）代表“革命左派”。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翻译日文和与日本激进分子的接触是中国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①
有些革命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可能和激烈抨击过去压抑人的消极的权威有关，这种抨击我们在先驱思想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确，先驱思想家（以及很多革命者）决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权威本来就是有害的或多余的。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起教育作用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促进民众的力量。有些更敏感的人，由于相信海外那种一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在西方即将来临的说法，则会匆匆地作出那样的结论。热心提倡“国粹”的刘师培能够在老子的书中为他的信念找出根据，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可以恢复道家“无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表明了当时学说万花筒似地混杂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在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学说的看法仁爱“互助”中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更近似于中国传统——与极端的政治激进主义学说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
在这方面，应当补充，1911年以前和以后我们都看到某些性情特殊的人，他们对同一个鼓手并不像多数新文人那样作出反应。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当务之急都采取高度抵制的态度。
章炳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深深地、热情地卷入社会-政治冲突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中，在有关“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再次流行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识宗）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就后一方面说，他以一种玄妙的观点找到了他最终的慰藉，这种观点否认整个现象世界的内在价值。他随意理解达尔文主义，把它当作无常世界的例证，他干脆否认达尔文主义会提供任何最终拯救的希望。实际上他否认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国维这个复杂人物，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导致他并不自称关心国家“富强”和任何政治救亡学说，认为那只是表面的。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以后，他发现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有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得到了西方的证实。显然是尼采和一些实证主义者使他终于确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解除人生的痛苦；在这之后，他在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学批评（如他对小说《红楼梦》的解释）中，最后在一种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慰藉。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① 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91—396页。
革命阵营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是无政府主义的倾向。20世纪之初，无政府-工联主义在欧洲较激进的一派和美国左派中是主要的势力。那时，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般来说）或马克思主义者（特殊地说）代表“革命左派”。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翻译日文和与日本激进分子的接触是中国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①
有些革命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可能和激烈抨击过去压抑人的消极的权威有关，这种抨击我们在先驱思想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确，先驱思想家（以及很多革命者）决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权威本来就是有害的或多余的。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起教育作用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促进民众的力量。有些更敏感的人，由于相信海外那种一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在西方即将来临的说法，则会匆匆地作出那样的结论。热心提倡“国粹”的刘师培能够在老子的书中为他的信念找出根据，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可以恢复道家“无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表明了当时学说万花筒似地混杂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在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学说的看法仁爱“互助”中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更近似于中国传统——与极端的政治激进主义学说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
在这方面，应当补充，1911年以前和以后我们都看到某些性情特殊的人，他们对同一个鼓手并不像多数新文人那样作出反应。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当务之急都采取高度抵制的态度。
章炳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深深地、热情地卷入社会-政治冲突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中，在有关“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再次流行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识宗）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就后一方面说，他以一种玄妙的观点找到了他最终的慰藉，这种观点否认整个现象世界的内在价值。他随意理解达尔文主义，把它当作无常世界的例证，他干脆否认达尔文主义会提供任何最终拯救的希望。实际上他否认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国维这个复杂人物，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导致他并不自称关心国家“富强”和任何政治救亡学说，认为那只是表面的。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以后，他发现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有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得到了西方的证实。显然是尼采和一些实证主义者使他终于确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解除人生的痛苦；在这之后，他在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学批评（如他对小说《红楼梦》的解释）中，最后在一种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慰藉。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① 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91—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