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万历六年二月丁酉，正当潘季驯交待江西事务，准备转迁刑部右侍郎时，北京传来新的敕命：升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已而，季驯疏辞，上以河漕多虞，总理任重，不许。
为什么潘季驯突然会第三次被任命总理河漕工作？要揭开这个谜，首先必须对隆庆六年以来河漕工作的情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一）"治黄保运"的新思路开始受到朝野的普遍认同
早在隆庆六年正月戊辰，朝廷命工部尚书朱衡接替潘季驯经理河工。经提议，又将家居兵部左恃郎万恭调来，专门负责黄河一段的治理工作。
这时，勘河给事中雒遵通过现场踏勘，已经发现潘季驯"复故道"、筑堤防的方略对于治理徐州以下的黄河故道确实是有效的，而所谓的"开泇河"之议则很难成功。因此当潘季驯被罢黜之后，雒遵先后条陈了一系列奏章，请求朝廷继续潘季驯的治河政策，并暂时废止开泇河议。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与其烦劳厚费以开泇口之河，孰若时加修防，如期趱运，保百数十余年之故道。"①与此同时，巡按直隶御史张守约也上疏陈言，称："与其开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旧河，为力甚易；与其费数百万开河，孰若以数十万修河，为费甚省。"②张守约的疏文，再加上雒遵的勘查报告，犹如一盆凉水，彻底熄灭了张居正、朱衡等人的"开泇河"设想。这时他们才认识到当初潘季驯的观点言之不谬，他们是错怪了潘季驯，冤枉了好人。正如前面所引申时行的评论："公归而泇河之工亦报罢。用事者乃大海，且叹服公卓识。"后来到了隆庆六年六月间，朱衡本人还亲自上疏承认失策，并请寝泇河之议。他说：泇河开凿之难有三，一则开深之难，一则凿石之难，一则筑堤之难。"先是漕河淤塞，损船伤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策，请开泇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使岁加修葺之功自无可患，故不烦别为建置。况公帑空虚，支费不给，濒河生灵从事徐、邳役劳者未息，呻吟犹闻，拨之时势，诚所弗宜。"①这样、在事实面前，朱衡等人也对河漕兼治、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向前完善了。
如朱衡在隆庆六年七月甲午上奏的一篇疏文中称："河由淮入海，运道实资之，故于两岸筑堤，不使其从旁溃溢，始得遂其就下海之性。盖以顺为治，非以人力胜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赖不变。"②该年十月庚午，他又在另一篇疏文中称："臣故谓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故自茶城至邳、迁，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益以防黄水之出则正河必淤，??河深水束无旁决中溃之虞。"③这个论述，几乎就是潘季驯观点的原样照搬。
至于万恭，上任伊始，就对潘季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① 《明穆宗实录》隆庆卷六七。
② 《穆宗实录》卷六六。
① 《明神宗实录》万历卷二。
② 《神宗实录》卷三。
③ 《伸宗实录》卷六。
持赞赏和拥护的态度，并对潘季驯在第二次治河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表同情。他在隆庆六年十一月甲午的一篇疏文中说："欲河不为暴，莫如令河长而深，莫如束水急而骤。束水急骤，使由地中，舍筑堤无别策。前都御史潘季驯议开一百里故道，给事中雒遵议筑三百里长堤，人情汹汹，谓堤费且无益于河。独荷先皇谕，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画地之约，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以六万两而费止，三万堤工遂成河流顺轨。"①按此时万历皇帝已登基，内阁首辅已是张居正。故万恭此处称明穆宗为"先皇"。说明潘季驯在隆庆年间主持治河时，朝中对他的治河主张看法尚不统一。而到万恭主持治河时，大家意见已经趋向一致，承认"治黄保运、束水攻沙"之策是当时唯一节省而又效显的治河之策了。
（二）河、漕矛盾的激化，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
明代前期的河漕制度曾有规定，"理漕属之漕司，治河属之河道。"两个衙门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到了万历初年，由于上述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病，又重新规定："以漕司而则之天妃闸以南，于河道而责之天妃闸以北。"实际上是用"信地画分"的办法来代替河道与漕司在职责上的分工。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没有解决河、漕两部分之间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尖锐矛盾。其实这也是明代官方治河政策的一个必然恶果：评价治河效果的标准不是看河道是否畅通安流，而是看漕运是否畅行无阻。如果漕运不通，你治河的效果再好也是有罪。这样就使得河道、漕运诸有司时时留意不要引火烧身，出了问题就向对方部门推卸责任。特别是漕运部门，只要漕运延误或者出了损船沉船事故，他就借口河道不便，把责任推向河道衙门。这种情形正像当时的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所批评的："画地既分，遂成彼己。一设官也，而或去或留；一决口也，而或筑或否。以至有司下吏，彼此观望，迄无成功。
无论今日，即臣有知识以来，漕艘迟缓，不曰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曰河道而曰漕艘，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①这时候在河道总督万恭与漕运总督王宗沐②之间就发生了这种矛盾。对此，张居正也多有所闻。所以在隆庆六年万恭赴任总河职务的时候，张居正就给王宗沐写过信，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协作，避免发生矛盾。他说："万恭已至河上，河漕事体如左右手，同心协力，乃克有济，惟公留意矣。"③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两个衙门之间的矛盾仍旧不可避免地复发，并且愈演愈烈。这一点可以从张居正给万恭的信中看出来："近有人言公与漕督不协，两家宾客，遂因而鼓煽其间。仆闻之，深以为忧，甚于忧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轸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举，漕运乃通；漕运通，河工斯显。譬之左右手，皆以卫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风，撸师见帆之将坠，释其撸而为之正帆，帆者不以为侵官，撸师亦未尝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异此？"④但万恭、王宗沐都是个性极强的人物。《明史·万恭传》说万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张居正也曾评价王宗沐说："王君锐意任事，而颇有① 《神宗实录》卷七。
① [明]陈堂，《请遣大臣治河疏》，引自《河防一览》卷一三。
② 工宗沐，号敬所，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此时任漕运总督。
③ 张居正：《答河漕王敬所》，见《张太岳集》卷二四。
④ 张居正：《与河漕万两溪论协和克让》，见《张太岳集》卷二五。
好功之病。"现在让他们两个人学习先圣舜禹皋陶，协和克让，做谦谦君子，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不得不考虑采用调人换马的老方子。恰在此时，万历元年九月丁未，工科给事中朱南雍奏本劾万恭治河不力，有掩过悻功之罪。工部复亦罪恭，下严旨切责之。这样，万恭被罢官回家，改由原任山东巡抚傅希挚代替。①傅希挚，号后川，衡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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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潘季驯突然会第三次被任命总理河漕工作？要揭开这个谜，首先必须对隆庆六年以来河漕工作的情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一）"治黄保运"的新思路开始受到朝野的普遍认同
早在隆庆六年正月戊辰，朝廷命工部尚书朱衡接替潘季驯经理河工。经提议，又将家居兵部左恃郎万恭调来，专门负责黄河一段的治理工作。
这时，勘河给事中雒遵通过现场踏勘，已经发现潘季驯"复故道"、筑堤防的方略对于治理徐州以下的黄河故道确实是有效的，而所谓的"开泇河"之议则很难成功。因此当潘季驯被罢黜之后，雒遵先后条陈了一系列奏章，请求朝廷继续潘季驯的治河政策，并暂时废止开泇河议。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与其烦劳厚费以开泇口之河，孰若时加修防，如期趱运，保百数十余年之故道。"①与此同时，巡按直隶御史张守约也上疏陈言，称："与其开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旧河，为力甚易；与其费数百万开河，孰若以数十万修河，为费甚省。"②张守约的疏文，再加上雒遵的勘查报告，犹如一盆凉水，彻底熄灭了张居正、朱衡等人的"开泇河"设想。这时他们才认识到当初潘季驯的观点言之不谬，他们是错怪了潘季驯，冤枉了好人。正如前面所引申时行的评论："公归而泇河之工亦报罢。用事者乃大海，且叹服公卓识。"后来到了隆庆六年六月间，朱衡本人还亲自上疏承认失策，并请寝泇河之议。他说：泇河开凿之难有三，一则开深之难，一则凿石之难，一则筑堤之难。"先是漕河淤塞，损船伤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策，请开泇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使岁加修葺之功自无可患，故不烦别为建置。况公帑空虚，支费不给，濒河生灵从事徐、邳役劳者未息，呻吟犹闻，拨之时势，诚所弗宜。"①这样、在事实面前，朱衡等人也对河漕兼治、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向前完善了。
如朱衡在隆庆六年七月甲午上奏的一篇疏文中称："河由淮入海，运道实资之，故于两岸筑堤，不使其从旁溃溢，始得遂其就下海之性。盖以顺为治，非以人力胜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赖不变。"②该年十月庚午，他又在另一篇疏文中称："臣故谓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故自茶城至邳、迁，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益以防黄水之出则正河必淤，??河深水束无旁决中溃之虞。"③这个论述，几乎就是潘季驯观点的原样照搬。
至于万恭，上任伊始，就对潘季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① 《明穆宗实录》隆庆卷六七。
② 《穆宗实录》卷六六。
① 《明神宗实录》万历卷二。
② 《神宗实录》卷三。
③ 《伸宗实录》卷六。
持赞赏和拥护的态度，并对潘季驯在第二次治河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表同情。他在隆庆六年十一月甲午的一篇疏文中说："欲河不为暴，莫如令河长而深，莫如束水急而骤。束水急骤，使由地中，舍筑堤无别策。前都御史潘季驯议开一百里故道，给事中雒遵议筑三百里长堤，人情汹汹，谓堤费且无益于河。独荷先皇谕，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画地之约，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以六万两而费止，三万堤工遂成河流顺轨。"①按此时万历皇帝已登基，内阁首辅已是张居正。故万恭此处称明穆宗为"先皇"。说明潘季驯在隆庆年间主持治河时，朝中对他的治河主张看法尚不统一。而到万恭主持治河时，大家意见已经趋向一致，承认"治黄保运、束水攻沙"之策是当时唯一节省而又效显的治河之策了。
（二）河、漕矛盾的激化，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
明代前期的河漕制度曾有规定，"理漕属之漕司，治河属之河道。"两个衙门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到了万历初年，由于上述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病，又重新规定："以漕司而则之天妃闸以南，于河道而责之天妃闸以北。"实际上是用"信地画分"的办法来代替河道与漕司在职责上的分工。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没有解决河、漕两部分之间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尖锐矛盾。其实这也是明代官方治河政策的一个必然恶果：评价治河效果的标准不是看河道是否畅通安流，而是看漕运是否畅行无阻。如果漕运不通，你治河的效果再好也是有罪。这样就使得河道、漕运诸有司时时留意不要引火烧身，出了问题就向对方部门推卸责任。特别是漕运部门，只要漕运延误或者出了损船沉船事故，他就借口河道不便，把责任推向河道衙门。这种情形正像当时的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所批评的："画地既分，遂成彼己。一设官也，而或去或留；一决口也，而或筑或否。以至有司下吏，彼此观望，迄无成功。
无论今日，即臣有知识以来，漕艘迟缓，不曰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曰河道而曰漕艘，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①这时候在河道总督万恭与漕运总督王宗沐②之间就发生了这种矛盾。对此，张居正也多有所闻。所以在隆庆六年万恭赴任总河职务的时候，张居正就给王宗沐写过信，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协作，避免发生矛盾。他说："万恭已至河上，河漕事体如左右手，同心协力，乃克有济，惟公留意矣。"③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两个衙门之间的矛盾仍旧不可避免地复发，并且愈演愈烈。这一点可以从张居正给万恭的信中看出来："近有人言公与漕督不协，两家宾客，遂因而鼓煽其间。仆闻之，深以为忧，甚于忧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轸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举，漕运乃通；漕运通，河工斯显。譬之左右手，皆以卫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风，撸师见帆之将坠，释其撸而为之正帆，帆者不以为侵官，撸师亦未尝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异此？"④但万恭、王宗沐都是个性极强的人物。《明史·万恭传》说万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张居正也曾评价王宗沐说："王君锐意任事，而颇有① 《神宗实录》卷七。
① [明]陈堂，《请遣大臣治河疏》，引自《河防一览》卷一三。
② 工宗沐，号敬所，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此时任漕运总督。
③ 张居正：《答河漕王敬所》，见《张太岳集》卷二四。
④ 张居正：《与河漕万两溪论协和克让》，见《张太岳集》卷二五。
好功之病。"现在让他们两个人学习先圣舜禹皋陶，协和克让，做谦谦君子，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不得不考虑采用调人换马的老方子。恰在此时，万历元年九月丁未，工科给事中朱南雍奏本劾万恭治河不力，有掩过悻功之罪。工部复亦罪恭，下严旨切责之。这样，万恭被罢官回家，改由原任山东巡抚傅希挚代替。①傅希挚，号后川，衡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