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当一面的第二次治河活动（隆庆四年～隆庆六年）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四年，潘季驯一直在家中为母亲守丧。闲来无事，日与儿孙辈杜门较课。恰遇其兄仲骖因事下狱，公遂早出晚归，多方奔走以救之，竟因此得罪朝廷使者，遭弹劾。隆庆三年四月，挚友王世贞抵湖州任知府，季驯真是喜不自禁，经常与王世贞、陆理之辈登岘山，登飞英塔，赋诗唱和，饮酒结社，慢慢地竞有了绝意仕途的念头。
然而这一时期明朝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河漕形势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这个时期的政局变化就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隆庆元年二月，首辅徐阶调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吏部侍郎陈以勤为礼部尚书，预内阁机务，并参大政。而礼部尚书高拱、吏部尚书郭朴却因徐阶草遗诏不预，而与之有隙。
由于徐阶与高拱的不和，该年五月，高拱在言官的弹劾下，被迫辞职致仕；同年八月，郭朴也被弹劾辞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隆庆二年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为他在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改革活动铺平了道路。然而，该年7 月，徐阶却在得罪了穆宗皇帝之后，在言官的弹劾下也被迫辞职了。
徐阶去位，首辅一职暂由李春芳代理。但李春芳并没有当首辅掌大权的野心，他是一个谦谦长者，谈下到什么作为。因此，隆庆三年，徐阶去职后的第二年，内阁的成员又发生了变动。该年8 月，内江人赵贞吉入阁，为礼部尚书；12 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穆宗复召高拱入内阁，兼管吏部事。结果，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又重新被转移到高拱手里，高拱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高拱的这个权力，在明穆宗的全力支持下，一直保存到隆庆六年。
其次，在河漕形势方面，自从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潘季驯丁母忧回家后，他的职务一度由工部尚书朱衡兼任。隆庆元年正月，朱衡请罢上源议，惟广开秦沟，坚筑南岸长堤。①潘季驯勘上源、复故道的那一套主张一时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到了隆庆二年九月，由于上召朱衡还京履行工部尚书职，朝廷又起用服阕都察院有副都御史翁大立，以原职接替朱衡总理河道。翁大立上任后，由于新开南阳运河通漕便利，因而对朱衡避旧河、开新河的政策十分崇拜，遂于隆庆三年四月上疏颂新河之利。他批评主张复旧河的人是"顾道路之言或称未变者，以鱼台、滕、沛沮如成湖，谷亭、沽头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摆国是耳。"②这显然是对潘季驯观点的批评。对于鱼台、滕县、沛县一带潴留的洪水，他提出了建"水柜"以蓄之的对策，"黄流逆奔，则以昭阳湖为散漫之区；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地。"同时，挖沟排水。可以看出，翁大立在治河战略上完全遵循的是朱衡的一套主张，并无什么新创见。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水柜"思想和排水计划，还可以稍稍体现他对于局部地区洪水的调节观点。然而这只能算是和平时期的因循，并没有面对黄河的勇气。随后而来的河患，就完全打破了翁大立的因循，使他感到六神无主了。①隆庆三年七月壬午，黄河决沛县、洪水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① 见《明史·河渠三》。
② 见《明史·河渠三》。
①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三一。
州，沿河两岸各县俱受其害。由于河水旁出，茶城到徐州的运河被淤塞，徐州以下河道水位降低，2000 多艘运粮船被阻塞在邳州不能前进。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壅，沛县一带重现洪水横流的混乱局面。到了九月，淮水又决溢，自清河县至通济闸抵淮安城西，淤30 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②其实上述局面正是朱衡等人只保运、不治河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把全部治河经费和人力物力全部投向开凿南阳新河，而对于黄河两岸和淮河沿线，任其堤防残缺破损，千疮百孔，焉得不决？
然而朱衡等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隆庆三年七月，工部都给事中严用和上疏建议重视治河工作。他说，黄河决溢，震荡徐、邳，运道为梗，请饬有关部门筑塞决口，挑浚淤沙，先解目前之急，然后再命有关河道衙门悉心计处经久治河之策。然而朱衡却以工部名义回答说：现在河流稍平，漕运船只以次可进，沿河堤防闸坝可以慢慢修复，大局无足为虑。只有沛县一带黄河易决溢，使运道受阻，应当及时讲究治理之策。
"然臣以为黄河为患自周、汉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决之术，要在因势利导、随弊修补而已。今沛县东堤已完，而县城南至境山西堤未及修举，宜亟加兴筑以遏沛河之溢。其秦、浊二河易淤难疏，宜于梁山之南别开一渠，远避黄水，以免沙淤之患，计无便于此者。至欲多开故道以杀河势，则臣以为不可。夫汉武罢于郀子，二宋**基于回河之役，即如嘉靖中开浚孙家渡等处，费出下赀，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约束者也。"①这里的言论，通篇是悲观失望、无能为力的语言。你看："臣以为黄河为患自周、汉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决之术，要在因势利导，随弊修补而已。"黄河是硬治不得的，历史上，汉武帝堵郀子之决，无功而返；两宋兴回河之役，导致亡国。
天下有谁能出奇策使黄河水受约束的？倒不如划出地方，任其游荡决溢，只是尽力保运，"别开一渠，远避黄水，以免沙淤之急。"只要运河畅通就可以了，黄河决溢，淹点地方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明初以来治河家们遵守的通则。因此决不能同意"开故道以杀河势"的主张。然而朱衡的这一番言论却受到了穆宗的支持和赞同。
在工部尚书朱衡只保运、不治河思想的影响下，翁大立对这次河患的态度也只是因循。不过他又把朱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朱衡为了避开黄河的影响，在昭阳湖东岸修筑了从南阳到留城的"南阳新河"；翁大立倍受启发，则进一步提出了"开泇运新河"的建议，这是隆庆三年九月的事。他说："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这十大好处综合起来讲，就是与黄河的狂澜激湍"远不相涉"；漕舟循堤而上，可以避免淤浅之患，还可省盘剥之费；用治旧河的经费来开新河，则长堤可缓，费用大省；弃旧河以为水壑，可以排泄洪潦。翁大立的这个建议正合朱衡之意，因此"章下，工部以大立议为便，请行抚按及巡盐官相度地形并议钱粮夫役以请。"①翁大立建议开凿的泇运河，实际上起自夏镇（今山东微山）李家口，东南合彭河、丞河至泇口会泇河。②这样大运河就可以在徐州至邳州直河口段避② 《明通鉴》第六册，隆庆三年条。
① 《穆宗实录》卷三五。
① 《穆宗实录》卷三七。
②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中有关地图，另见《明史·河渠五》中的说明。
开黄河风险。在明代中叶的治河史上，翁大立的泇河议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左右了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三十二年（1569-1604）之间的明朝治河政策，最后终于成为现实。《明史·河渠志》上说："其议始于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于李化龙、曹时聘。"其实，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翁大立的"开泇河议"实际上是受了朱衡"开新河议"的启发，是朱衡开新河思路的进一步拓展。
翁大立的"泇河议"顺应了明代中叶以后黄、运逐步分家的历史趋势，对于大运河本身的建设确实是一个贡献。但是他的这个方略和朱衡的观点一样，都是建立在彻底牺牲治黄工作的基点上。"弃黄"而"保运"，这样的观点就未免短视。况且他们放弃"治黄"的理由是认为黄河自古以来无法治理。不如弃之以地，任其决溢，这在思想上就更是一种悲观失败、无所作为的观点了。
翁大立在任期间，始终不渝地鼓吹开泇河之议，但迟迟没有得到朝廷的明确支持。到了隆庆四年七月，山东地区普降暴雨，沙、薛、汶、泗诸水骤涨，恰好此时黄河洪水也暴至。两处洪水相遇，导致四处决溢，使茶城一带黄河全部淤浅。于是翁大立上言建议：今山水甚胜，自梁山而下，合于黄河，对此除多加开浚之外，还应集中力量，"依山筑堤，以避秦沟、浊河岁岁涨淤之患，此所谓因势而利导，不与黄河争尺寸之地者也。"①工部从其议，请翁大立相度举行。但翁大立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除了在请求"开新河"问题上频频上奏外，在治理现有黄河的洪水方面他拿不出多少可行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遂决定以提升兵部侍郎的办法，将翁大立调离总河位置，再由翁大立提名，请丁母忧满三年已销假回朝的潘季驯接任总河职务。
在潘季驯还没有到任的时候，由翁大立继续在任内代管。翁大立代管没有几天，九月甲戌，黄河再次暴涨，洪水大决邳州，自睢州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之间河道淤塞了180 多里，运船千余艘被阻不得进。朝廷震动。被灾情搞得焦头烂额的翁大立此时已乱了阵脚，他先是上疏"请浚古睢河由宿迁历宿州，出徐州小浮桥"以泄洪，同时"分河自鱼沟下草湾，以保南北运道。"然后又上疏辩称："近来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东的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口河以远河势，开萧县以杀河流者，正为浮沙涌聚，河南增高，为异日虑耳。??臣以为权宜之计在弃故道而就新冲，经久之计在开泇河以避洪水，议无出此两者，惟上决择。"①其实面对雪片儿一般飞来的灾情通报，究竟是先集中全力开筑泇运新河？还是先开支河分流？还是先修复故道？还是先从新冲出的河槽顺势通运？翁大立此时早已是不知所措了。这从他后来于10 月间所奏上的另一篇《河道疏》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是后话。因此当翁大立的疏文先后送到工部尚书朱衡面前时，同样被灾情搞得心烦意乱的朱衡此时也对翁大立完全丧失了信心，对他那一套总不见实行的两可之言己极不耐烦。他提笔写道："旧时黄河自刘大夏设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嘉靖初，曹（县）、单（县）筑长堤而山东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丰（县）、沛（州）之患息，非必河自顺轨，由人力胜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济漕，而新冲之渠卒未可就，惟筑塞决口如昔时房村方略则故道宜可通。至如泇河之议，虽工费不赀，而一劳永逸，比岁岁疏凿费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自相度，① 《穆宗实录》卷四七。
① 见《穆宗实录》卷四九。
条其利害以闻。其管河官员俱令戴罪立功，俟河道奏请。"上从之。②这里直接了当地批评了翁大立企图弃黄河于不治的消极治河心理，指出不能坐等黄河自己安流，要想办法去治，"由人力胜也"。同时批驳了翁大立以"就新冲"为当务之急的设想，指出当务之急是筑塞决口，疏通河道。现在朱衡大概也开始认识到了，"弃黄"而"治运"的观点其实是短见的。不过，如果以为朱衡完全放弃了"开新河"使黄、运两河分家的想法，那也不客观，朱衡自己就讲了，"泇河之议，虽工费不货，而一劳永逸"。但是现在还不能搞。面对朝廷百官和穆宗皇帝的责问，现在只有暂寝泇河之议，让潘季驯来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将来只要时机一到,还是要把这个长远之策诉诸实施的。
至于后来河势的发展使得朱衡本人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隆庆四年十月已酉，以运河淤阻，漕舟不至，诏夺总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等各禄米半年，戴罪管事。以后，又以治河无策为由，将翁氏罢斥回籍。他的治泇河议自然就告吹了。①当然，这对刚刚上任的潘季驯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又请敕都御史潘季驯、陈炌协心共济，如运到而河尚未通则罪河道，河通而运不通则罪漕运。"②这样一来，所谓的"治河"完全成了"保运"的代名词。治河就是保运，这是明代统治者始终贯彻的治河方针，也是他们的唯一评价标准。在这样一个人为设置的狭小框框里，潘季驯要想实现他的黄运兼顾的治黄目标，可真得费一番脑筋了。
（二）本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隆庆四年八月，潘季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次总理河道，以接替翁大立。这一年他刚满50 岁。
这次朝廷给他的"敕谕"，除了基本内容跟嘉靖四十四年的敕谕大致相同外，在交代任务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兼提督军务"，要将"山东济宁各临近地方，南直隶淮、扬州，颖、徐州,山东曹■、临清、沂州，河南睢、陈，北直隶大名、天津备该地方听其督理，各兵备道悉听节制，务要防护运道以保无虞。"①这说明在封建国家里，治河活动从来是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活动，必须由国家出面，通过有组织的群体力量才能完成，而这个组织力量的核心部分就是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河官员本身又必须是一个军事上的指挥员，必须具有能够调动和协调千军万马，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战役的能力。
接到敕谕，潘季驯即刻准备行装，告别了妻女儿孙，携一仆人，于9 月下旬离家赴任。
也许是守孝三年，困守家中的缘故，此次出门赴任，潘季驯感到心情特别愉快。他决定借此机会顺路到太仓州王世贞兄弟家拜访。他们是文坛上的老朋友，又是儿女亲家。自从隆庆三年四月王世贞到任湖州知府，一直到隆庆四年六月王世贞辞官回家，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的交往十分密切，至今令潘季驯思念不已，这才有了一段访问的插曲。关于这次拜访的热情场面王世贞② 《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 《穆宗实录》卷五○。
② 《穆宗实录》卷五四。
①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
事后在给潘季驯的一封信中作了生动的回顾："扁舟顾访，东海云霞为贤者增色。华琛异味，稚子诧传，以为希遘，至月下浮白啸傲，成小祗园一种佳话矣??。"②从信中的描述，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友情溶溶的动人画面：金秋时节，稻香鱼肥，潘季驯带着家人雇一叶扁舟，从乌程家中出发，沿江南运河泛游到苏州府，再转向东，沿着娄江，来到太仓州王世贞兄弟的家中造访。信中的"东海"此处是指东晋元帝时曾割吴县地方置东海郡，也就是王世贞的家乡；而"小祗园"则是王世贞家后花园的雅称。王世贞作诗文喜用魏晋时典故，潘季驯先祖又是东晋时名臣，此种写法大约也是为了表示对潘氏的敬意吧。稀客到来，令王世贞全家惊喜不己，以为是千载难逢，大家在"小祗园"欢聚一堂，有说不完的友情话。至日沉西山，明月升起，遂移席舟上，泛水于溶溶月色之中，吟诗作赋，议论朝政，直叙胸臆，一醉方休。
直到季驯走后很久，世贞还念念不忘这段相逢，对于未能亲自牵猪肩酒回访季驯深感抱歉。季驯和王氏兄弟都是知己朋友，豪爽之人，所以此次拜会所谈内容围绕治河，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大家直叙胸臆，毫不掩饰。潘季驯既谈了他代替翁大立独当一面总理河道的宏伟设想，又谈了自己厌烦朝政，宁愿弃官，解甲归田，享受儿女之情。当谈到江南太湖流域的治理时，对于"五湖"应当不应当"复读"，众人发生分歧，大家借酒助兴，争了个脸红脖子粗。事后王世贞尚感歉意，特题扇头诗一首，以示陪礼。这封信大约就是潘季驯告辞后不久，王世贞所写的。
告别了王世贞兄弟之后，潘季驯于11 月初到达了山东济宁府"总河"衙门，与翁大立交割事务。此时翁大立已接到邸报，知其被言官弹劾，夺禄米半年，戴罪管事。衙门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潘季驯的到任，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潘季驯第二次总理治河，从隆庆四年八月被任命，到隆庆六年二月与万恭交代，前后共计一年零六个月。这次治河，潘季驯第一次被授予全权，能够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来开展工作，分派任务。同时这也是他的"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期间他留下来的奏疏也相当多，总计有30 多篇，均被后人收入《总理河漕奏疏》之中，使我们得以管窥到他的治河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最初的表达方式。应当指出，虽然潘季驯本人在结集出版《河防一览》时没有收入一篇他第二次主持治河时的奏疏，以致使后人对他的治河思想的形成过程感到扑朔迷离，甚至产生错觉，以为他的有关思想形成于万恭之后，万恭才是"束水攻沙"理论的首创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文献的记载告诉我们，潘季驯作为明代"束水攻沙"理论的第一位提出者和系统组织者，他的首创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顺序，看一看他此次治河的过程，以及有关思想的形成轨迹。
1.抱定宗旨，坚持"复故道"方略潘季驯第二次治河，"复故道"思想是他预先谋划好的战略思想，复故道也就是治黄河。在这个问题上，他曾于嘉靖四十五年与朱衡的观点相对立，现在又与翁大立的看法相冲突。隆庆五年十月庚申，翁大立临交接之前，曾奏上一篇《论河道疏》①，其中把"开泇河"视为上策，把"就新冲"视为中策，把"复故道"视为下策。他说："臣② 王世贞：《与潘中丞书》，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五，《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二八一册。页一一一。
① 翁大立的《河道疏》见《移宗实录》卷五○；或《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七。
窃计治邳河淤阻之策有三：一开泇河口，一就新冲，一复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参焉。"通过分析利弊，他认为开泇河可以避开徐州的秦沟、浊河，以及徐洪、吕梁二洪之险，直接从邳州入黄河，只是需要劳费数年，而后可久，因有"五便三不便"；而利用黄河新冲的决口，夺睢河以达邳州，劳费不多，道里更近，只是在旧河上建截河大坝，费用不赀，新堤难固，水致复决，还要废睢宁一县，亦有"五便三不便"；而复黄河故道则可以解救胶在河中的九百余艘漕舟，可以还百年运道，可以振兴徐州保存唯宁，但百数十里淤河泥沙难以挑浚，"置沙两涯，势亦崩塞，扫湾筑堤，虽筑不固，且河流所固，多不能复。"所以有四便四不便。其实翁大立的意图很清楚：长远之计就是开泇河，权宜之汁就是"就新冲"，而复黄河旧道必不可行。但是他在奏文中没有这样明说，而是采取了各析利弊、一并端出的办法，不予表态。因此奏疏递上后，马上受到工部的指责："工部仍请复故道以济目前之急，其开凿泇口之议，令大立熟计以闻，无持两可。"不过这里应当承认，翁大立对"复故道"的困难的分析确实有道理，对于长达百余里的淤河，用人力浚挖，显然不是办法，而且挖出的泥沙置于两岸，也势必引起崩塌。在没有新的治理办法产生之前，"复故道"显然就是弊多利少了。
与翁大立的上述观点截然相反，潘季驯却在他的奏疏中把翁大立的"下策"视为自己的"上策"，认为只有复故道才是唯一可行的治河方针。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河时，通过实地踏勘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那次治河，可以说是见解已形成，而壮志未酬。这一次潘季驯是决意要把自己的见解真正诉诸于实践中了。所以他到达总河衙门的当天，征尘未洗，"即招诸司道大夫计之。"在商议中有人提出"故河卒不可复，宜因睢宁决而导之者。"潘季驯闻言马上反驳道："不然。夫避难趣易，争一时之便，而略其害，非长策也。快于袭，功于身，而遗艰于后人，非纯臣之节也。故河见以为难集功耳。
吾不忍苟趣于睢宁决，以病来者。"这一番充满激情的表白无疑感动了与会者，于是大家议复故河。①可喜的是，这一次潘氏的复故道战略真正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幸赖辅弼大臣主持国是，沮遏群疑，决策开复；而工部堂臣朱衡等示以开塞之法，曲中机宜。悯其工费之艰，俯从设处??。"②按此时的辅弼大臣是兼掌吏部的高拱，工部尚书是朱衡，说明高拱和朱衡这次都是非常支持他开复故道的。
但是如何具体的"开复故道"？是以人工挑浚河中泥沙，"开渠引水"为主呢？还是以堵决口、筑堤防、束水流、刷泥沙为主？潘季驯一开始并没有预定的设想。只是当他上任后在邱州巡视河工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工挑浚河道办法的弊病之后，才下决心把复故道的主要措施定为"堵塞决口，高筑堤防"。这个思路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任职后递交的第一篇疏文中。疏文名为《勘什河工疏》，③奏于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中是这样写的：工程初议只欲傍岸挑土。今粮船多淤河中，须从河心开浚新淤河身，一尺之下即皆淤泥，随挑随陷，无所着足。有水缺口肆际弥漫，无水之地积沙便野。堵塞决口取土于四五里之外，得之甚艰；卷塌下桩，投土于波涛汹涌之中，失之甚易。筑堤缕水，去沙实上，① 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二八二册，页三六八。
②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旌别效劳诸臣疏》。
③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一。
沙之深浅，土之远近，俱难测料。??再照自徐至淮，屡被沙壅。河身渐高，水易散漫，若非两岸高筑，如大王金堤，则明秋冲决必不可免。??今据前因。??臣等窃照浚复故道不越筑塞决口与开渠引水二端。但开渠则满河稀淤，其状如饴，随取随漫。筑决则一望皆沙，取土四五里外，计一人之力，穷日不过七八筐。施工之难，诚有如各司道所言者。
潘季驯的这番描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治河者面临的困难和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原来以为只要用人工挖浚即可开复故道。但是现场勘查的结果表明，这种办法脱离实际，得不偿失，应当废止，另寻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筑塞决口和开渠引水二端"。这是工程正式开工之前潘季驯的初步观点。
2.勤奋观察，初步形成"束水攻沙"理论治河工程于隆庆五年正月十六日正式祭告开工。从正月十六日到二月初五日，潘季驯属下的五万河夫主要是从事在河床上"开渠"的工作。从2 月初5 日起，开始调拨人夫分投"筑决缕堤"。到2 月23 日，沿徐邳以下的数十处决口已大部堵住，堤工业已初步成形。然而就在这一天，黄河春汛到来，河水陡长，水与岸平，直冲新挑河口，逼迫河工围堰。面对此景，潘季驯只好命令打开围堰，提前放水入渠。
①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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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四年，潘季驯一直在家中为母亲守丧。闲来无事，日与儿孙辈杜门较课。恰遇其兄仲骖因事下狱，公遂早出晚归，多方奔走以救之，竟因此得罪朝廷使者，遭弹劾。隆庆三年四月，挚友王世贞抵湖州任知府，季驯真是喜不自禁，经常与王世贞、陆理之辈登岘山，登飞英塔，赋诗唱和，饮酒结社，慢慢地竞有了绝意仕途的念头。
然而这一时期明朝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河漕形势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这个时期的政局变化就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隆庆元年二月，首辅徐阶调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吏部侍郎陈以勤为礼部尚书，预内阁机务，并参大政。而礼部尚书高拱、吏部尚书郭朴却因徐阶草遗诏不预，而与之有隙。
由于徐阶与高拱的不和，该年五月，高拱在言官的弹劾下，被迫辞职致仕；同年八月，郭朴也被弹劾辞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隆庆二年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为他在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改革活动铺平了道路。然而，该年7 月，徐阶却在得罪了穆宗皇帝之后，在言官的弹劾下也被迫辞职了。
徐阶去位，首辅一职暂由李春芳代理。但李春芳并没有当首辅掌大权的野心，他是一个谦谦长者，谈下到什么作为。因此，隆庆三年，徐阶去职后的第二年，内阁的成员又发生了变动。该年8 月，内江人赵贞吉入阁，为礼部尚书；12 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穆宗复召高拱入内阁，兼管吏部事。结果，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又重新被转移到高拱手里，高拱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高拱的这个权力，在明穆宗的全力支持下，一直保存到隆庆六年。
其次，在河漕形势方面，自从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潘季驯丁母忧回家后，他的职务一度由工部尚书朱衡兼任。隆庆元年正月，朱衡请罢上源议，惟广开秦沟，坚筑南岸长堤。①潘季驯勘上源、复故道的那一套主张一时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到了隆庆二年九月，由于上召朱衡还京履行工部尚书职，朝廷又起用服阕都察院有副都御史翁大立，以原职接替朱衡总理河道。翁大立上任后，由于新开南阳运河通漕便利，因而对朱衡避旧河、开新河的政策十分崇拜，遂于隆庆三年四月上疏颂新河之利。他批评主张复旧河的人是"顾道路之言或称未变者，以鱼台、滕、沛沮如成湖，谷亭、沽头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摆国是耳。"②这显然是对潘季驯观点的批评。对于鱼台、滕县、沛县一带潴留的洪水，他提出了建"水柜"以蓄之的对策，"黄流逆奔，则以昭阳湖为散漫之区；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地。"同时，挖沟排水。可以看出，翁大立在治河战略上完全遵循的是朱衡的一套主张，并无什么新创见。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水柜"思想和排水计划，还可以稍稍体现他对于局部地区洪水的调节观点。然而这只能算是和平时期的因循，并没有面对黄河的勇气。随后而来的河患，就完全打破了翁大立的因循，使他感到六神无主了。①隆庆三年七月壬午，黄河决沛县、洪水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① 见《明史·河渠三》。
② 见《明史·河渠三》。
①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三一。
州，沿河两岸各县俱受其害。由于河水旁出，茶城到徐州的运河被淤塞，徐州以下河道水位降低，2000 多艘运粮船被阻塞在邳州不能前进。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壅，沛县一带重现洪水横流的混乱局面。到了九月，淮水又决溢，自清河县至通济闸抵淮安城西，淤30 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②其实上述局面正是朱衡等人只保运、不治河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把全部治河经费和人力物力全部投向开凿南阳新河，而对于黄河两岸和淮河沿线，任其堤防残缺破损，千疮百孔，焉得不决？
然而朱衡等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隆庆三年七月，工部都给事中严用和上疏建议重视治河工作。他说，黄河决溢，震荡徐、邳，运道为梗，请饬有关部门筑塞决口，挑浚淤沙，先解目前之急，然后再命有关河道衙门悉心计处经久治河之策。然而朱衡却以工部名义回答说：现在河流稍平，漕运船只以次可进，沿河堤防闸坝可以慢慢修复，大局无足为虑。只有沛县一带黄河易决溢，使运道受阻，应当及时讲究治理之策。
"然臣以为黄河为患自周、汉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决之术，要在因势利导、随弊修补而已。今沛县东堤已完，而县城南至境山西堤未及修举，宜亟加兴筑以遏沛河之溢。其秦、浊二河易淤难疏，宜于梁山之南别开一渠，远避黄水，以免沙淤之患，计无便于此者。至欲多开故道以杀河势，则臣以为不可。夫汉武罢于郀子，二宋**基于回河之役，即如嘉靖中开浚孙家渡等处，费出下赀，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约束者也。"①这里的言论，通篇是悲观失望、无能为力的语言。你看："臣以为黄河为患自周、汉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决之术，要在因势利导，随弊修补而已。"黄河是硬治不得的，历史上，汉武帝堵郀子之决，无功而返；两宋兴回河之役，导致亡国。
天下有谁能出奇策使黄河水受约束的？倒不如划出地方，任其游荡决溢，只是尽力保运，"别开一渠，远避黄水，以免沙淤之急。"只要运河畅通就可以了，黄河决溢，淹点地方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明初以来治河家们遵守的通则。因此决不能同意"开故道以杀河势"的主张。然而朱衡的这一番言论却受到了穆宗的支持和赞同。
在工部尚书朱衡只保运、不治河思想的影响下，翁大立对这次河患的态度也只是因循。不过他又把朱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朱衡为了避开黄河的影响，在昭阳湖东岸修筑了从南阳到留城的"南阳新河"；翁大立倍受启发，则进一步提出了"开泇运新河"的建议，这是隆庆三年九月的事。他说："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这十大好处综合起来讲，就是与黄河的狂澜激湍"远不相涉"；漕舟循堤而上，可以避免淤浅之患，还可省盘剥之费；用治旧河的经费来开新河，则长堤可缓，费用大省；弃旧河以为水壑，可以排泄洪潦。翁大立的这个建议正合朱衡之意，因此"章下，工部以大立议为便，请行抚按及巡盐官相度地形并议钱粮夫役以请。"①翁大立建议开凿的泇运河，实际上起自夏镇（今山东微山）李家口，东南合彭河、丞河至泇口会泇河。②这样大运河就可以在徐州至邳州直河口段避② 《明通鉴》第六册，隆庆三年条。
① 《穆宗实录》卷三五。
① 《穆宗实录》卷三七。
②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中有关地图，另见《明史·河渠五》中的说明。
开黄河风险。在明代中叶的治河史上，翁大立的泇河议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左右了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三十二年（1569-1604）之间的明朝治河政策，最后终于成为现实。《明史·河渠志》上说："其议始于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于李化龙、曹时聘。"其实，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翁大立的"开泇河议"实际上是受了朱衡"开新河议"的启发，是朱衡开新河思路的进一步拓展。
翁大立的"泇河议"顺应了明代中叶以后黄、运逐步分家的历史趋势，对于大运河本身的建设确实是一个贡献。但是他的这个方略和朱衡的观点一样，都是建立在彻底牺牲治黄工作的基点上。"弃黄"而"保运"，这样的观点就未免短视。况且他们放弃"治黄"的理由是认为黄河自古以来无法治理。不如弃之以地，任其决溢，这在思想上就更是一种悲观失败、无所作为的观点了。
翁大立在任期间，始终不渝地鼓吹开泇河之议，但迟迟没有得到朝廷的明确支持。到了隆庆四年七月，山东地区普降暴雨，沙、薛、汶、泗诸水骤涨，恰好此时黄河洪水也暴至。两处洪水相遇，导致四处决溢，使茶城一带黄河全部淤浅。于是翁大立上言建议：今山水甚胜，自梁山而下，合于黄河，对此除多加开浚之外，还应集中力量，"依山筑堤，以避秦沟、浊河岁岁涨淤之患，此所谓因势而利导，不与黄河争尺寸之地者也。"①工部从其议，请翁大立相度举行。但翁大立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除了在请求"开新河"问题上频频上奏外，在治理现有黄河的洪水方面他拿不出多少可行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遂决定以提升兵部侍郎的办法，将翁大立调离总河位置，再由翁大立提名，请丁母忧满三年已销假回朝的潘季驯接任总河职务。
在潘季驯还没有到任的时候，由翁大立继续在任内代管。翁大立代管没有几天，九月甲戌，黄河再次暴涨，洪水大决邳州，自睢州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之间河道淤塞了180 多里，运船千余艘被阻不得进。朝廷震动。被灾情搞得焦头烂额的翁大立此时已乱了阵脚，他先是上疏"请浚古睢河由宿迁历宿州，出徐州小浮桥"以泄洪，同时"分河自鱼沟下草湾，以保南北运道。"然后又上疏辩称："近来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东的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口河以远河势，开萧县以杀河流者，正为浮沙涌聚，河南增高，为异日虑耳。??臣以为权宜之计在弃故道而就新冲，经久之计在开泇河以避洪水，议无出此两者，惟上决择。"①其实面对雪片儿一般飞来的灾情通报，究竟是先集中全力开筑泇运新河？还是先开支河分流？还是先修复故道？还是先从新冲出的河槽顺势通运？翁大立此时早已是不知所措了。这从他后来于10 月间所奏上的另一篇《河道疏》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是后话。因此当翁大立的疏文先后送到工部尚书朱衡面前时，同样被灾情搞得心烦意乱的朱衡此时也对翁大立完全丧失了信心，对他那一套总不见实行的两可之言己极不耐烦。他提笔写道："旧时黄河自刘大夏设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嘉靖初，曹（县）、单（县）筑长堤而山东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丰（县）、沛（州）之患息，非必河自顺轨，由人力胜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济漕，而新冲之渠卒未可就，惟筑塞决口如昔时房村方略则故道宜可通。至如泇河之议，虽工费不赀，而一劳永逸，比岁岁疏凿费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自相度，① 《穆宗实录》卷四七。
① 见《穆宗实录》卷四九。
条其利害以闻。其管河官员俱令戴罪立功，俟河道奏请。"上从之。②这里直接了当地批评了翁大立企图弃黄河于不治的消极治河心理，指出不能坐等黄河自己安流，要想办法去治，"由人力胜也"。同时批驳了翁大立以"就新冲"为当务之急的设想，指出当务之急是筑塞决口，疏通河道。现在朱衡大概也开始认识到了，"弃黄"而"治运"的观点其实是短见的。不过，如果以为朱衡完全放弃了"开新河"使黄、运两河分家的想法，那也不客观，朱衡自己就讲了，"泇河之议，虽工费不货，而一劳永逸"。但是现在还不能搞。面对朝廷百官和穆宗皇帝的责问，现在只有暂寝泇河之议，让潘季驯来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将来只要时机一到,还是要把这个长远之策诉诸实施的。
至于后来河势的发展使得朱衡本人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隆庆四年十月已酉，以运河淤阻，漕舟不至，诏夺总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等各禄米半年，戴罪管事。以后，又以治河无策为由，将翁氏罢斥回籍。他的治泇河议自然就告吹了。①当然，这对刚刚上任的潘季驯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又请敕都御史潘季驯、陈炌协心共济，如运到而河尚未通则罪河道，河通而运不通则罪漕运。"②这样一来，所谓的"治河"完全成了"保运"的代名词。治河就是保运，这是明代统治者始终贯彻的治河方针，也是他们的唯一评价标准。在这样一个人为设置的狭小框框里，潘季驯要想实现他的黄运兼顾的治黄目标，可真得费一番脑筋了。
（二）本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隆庆四年八月，潘季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次总理河道，以接替翁大立。这一年他刚满50 岁。
这次朝廷给他的"敕谕"，除了基本内容跟嘉靖四十四年的敕谕大致相同外，在交代任务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兼提督军务"，要将"山东济宁各临近地方，南直隶淮、扬州，颖、徐州,山东曹■、临清、沂州，河南睢、陈，北直隶大名、天津备该地方听其督理，各兵备道悉听节制，务要防护运道以保无虞。"①这说明在封建国家里，治河活动从来是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活动，必须由国家出面，通过有组织的群体力量才能完成，而这个组织力量的核心部分就是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河官员本身又必须是一个军事上的指挥员，必须具有能够调动和协调千军万马，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战役的能力。
接到敕谕，潘季驯即刻准备行装，告别了妻女儿孙，携一仆人，于9 月下旬离家赴任。
也许是守孝三年，困守家中的缘故，此次出门赴任，潘季驯感到心情特别愉快。他决定借此机会顺路到太仓州王世贞兄弟家拜访。他们是文坛上的老朋友，又是儿女亲家。自从隆庆三年四月王世贞到任湖州知府，一直到隆庆四年六月王世贞辞官回家，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的交往十分密切，至今令潘季驯思念不已，这才有了一段访问的插曲。关于这次拜访的热情场面王世贞② 《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 《穆宗实录》卷五○。
② 《穆宗实录》卷五四。
①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
事后在给潘季驯的一封信中作了生动的回顾："扁舟顾访，东海云霞为贤者增色。华琛异味，稚子诧传，以为希遘，至月下浮白啸傲，成小祗园一种佳话矣??。"②从信中的描述，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友情溶溶的动人画面：金秋时节，稻香鱼肥，潘季驯带着家人雇一叶扁舟，从乌程家中出发，沿江南运河泛游到苏州府，再转向东，沿着娄江，来到太仓州王世贞兄弟的家中造访。信中的"东海"此处是指东晋元帝时曾割吴县地方置东海郡，也就是王世贞的家乡；而"小祗园"则是王世贞家后花园的雅称。王世贞作诗文喜用魏晋时典故，潘季驯先祖又是东晋时名臣，此种写法大约也是为了表示对潘氏的敬意吧。稀客到来，令王世贞全家惊喜不己，以为是千载难逢，大家在"小祗园"欢聚一堂，有说不完的友情话。至日沉西山，明月升起，遂移席舟上，泛水于溶溶月色之中，吟诗作赋，议论朝政，直叙胸臆，一醉方休。
直到季驯走后很久，世贞还念念不忘这段相逢，对于未能亲自牵猪肩酒回访季驯深感抱歉。季驯和王氏兄弟都是知己朋友，豪爽之人，所以此次拜会所谈内容围绕治河，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大家直叙胸臆，毫不掩饰。潘季驯既谈了他代替翁大立独当一面总理河道的宏伟设想，又谈了自己厌烦朝政，宁愿弃官，解甲归田，享受儿女之情。当谈到江南太湖流域的治理时，对于"五湖"应当不应当"复读"，众人发生分歧，大家借酒助兴，争了个脸红脖子粗。事后王世贞尚感歉意，特题扇头诗一首，以示陪礼。这封信大约就是潘季驯告辞后不久，王世贞所写的。
告别了王世贞兄弟之后，潘季驯于11 月初到达了山东济宁府"总河"衙门，与翁大立交割事务。此时翁大立已接到邸报，知其被言官弹劾，夺禄米半年，戴罪管事。衙门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潘季驯的到任，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潘季驯第二次总理治河，从隆庆四年八月被任命，到隆庆六年二月与万恭交代，前后共计一年零六个月。这次治河，潘季驯第一次被授予全权，能够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来开展工作，分派任务。同时这也是他的"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期间他留下来的奏疏也相当多，总计有30 多篇，均被后人收入《总理河漕奏疏》之中，使我们得以管窥到他的治河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最初的表达方式。应当指出，虽然潘季驯本人在结集出版《河防一览》时没有收入一篇他第二次主持治河时的奏疏，以致使后人对他的治河思想的形成过程感到扑朔迷离，甚至产生错觉，以为他的有关思想形成于万恭之后，万恭才是"束水攻沙"理论的首创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文献的记载告诉我们，潘季驯作为明代"束水攻沙"理论的第一位提出者和系统组织者，他的首创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顺序，看一看他此次治河的过程，以及有关思想的形成轨迹。
1.抱定宗旨，坚持"复故道"方略潘季驯第二次治河，"复故道"思想是他预先谋划好的战略思想，复故道也就是治黄河。在这个问题上，他曾于嘉靖四十五年与朱衡的观点相对立，现在又与翁大立的看法相冲突。隆庆五年十月庚申，翁大立临交接之前，曾奏上一篇《论河道疏》①，其中把"开泇河"视为上策，把"就新冲"视为中策，把"复故道"视为下策。他说："臣② 王世贞：《与潘中丞书》，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五，《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二八一册。页一一一。
① 翁大立的《河道疏》见《移宗实录》卷五○；或《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七。
窃计治邳河淤阻之策有三：一开泇河口，一就新冲，一复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参焉。"通过分析利弊，他认为开泇河可以避开徐州的秦沟、浊河，以及徐洪、吕梁二洪之险，直接从邳州入黄河，只是需要劳费数年，而后可久，因有"五便三不便"；而利用黄河新冲的决口，夺睢河以达邳州，劳费不多，道里更近，只是在旧河上建截河大坝，费用不赀，新堤难固，水致复决，还要废睢宁一县，亦有"五便三不便"；而复黄河故道则可以解救胶在河中的九百余艘漕舟，可以还百年运道，可以振兴徐州保存唯宁，但百数十里淤河泥沙难以挑浚，"置沙两涯，势亦崩塞，扫湾筑堤，虽筑不固，且河流所固，多不能复。"所以有四便四不便。其实翁大立的意图很清楚：长远之计就是开泇河，权宜之汁就是"就新冲"，而复黄河旧道必不可行。但是他在奏文中没有这样明说，而是采取了各析利弊、一并端出的办法，不予表态。因此奏疏递上后，马上受到工部的指责："工部仍请复故道以济目前之急，其开凿泇口之议，令大立熟计以闻，无持两可。"不过这里应当承认，翁大立对"复故道"的困难的分析确实有道理，对于长达百余里的淤河，用人力浚挖，显然不是办法，而且挖出的泥沙置于两岸，也势必引起崩塌。在没有新的治理办法产生之前，"复故道"显然就是弊多利少了。
与翁大立的上述观点截然相反，潘季驯却在他的奏疏中把翁大立的"下策"视为自己的"上策"，认为只有复故道才是唯一可行的治河方针。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河时，通过实地踏勘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那次治河，可以说是见解已形成，而壮志未酬。这一次潘季驯是决意要把自己的见解真正诉诸于实践中了。所以他到达总河衙门的当天，征尘未洗，"即招诸司道大夫计之。"在商议中有人提出"故河卒不可复，宜因睢宁决而导之者。"潘季驯闻言马上反驳道："不然。夫避难趣易，争一时之便，而略其害，非长策也。快于袭，功于身，而遗艰于后人，非纯臣之节也。故河见以为难集功耳。
吾不忍苟趣于睢宁决，以病来者。"这一番充满激情的表白无疑感动了与会者，于是大家议复故河。①可喜的是，这一次潘氏的复故道战略真正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幸赖辅弼大臣主持国是，沮遏群疑，决策开复；而工部堂臣朱衡等示以开塞之法，曲中机宜。悯其工费之艰，俯从设处??。"②按此时的辅弼大臣是兼掌吏部的高拱，工部尚书是朱衡，说明高拱和朱衡这次都是非常支持他开复故道的。
但是如何具体的"开复故道"？是以人工挑浚河中泥沙，"开渠引水"为主呢？还是以堵决口、筑堤防、束水流、刷泥沙为主？潘季驯一开始并没有预定的设想。只是当他上任后在邱州巡视河工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工挑浚河道办法的弊病之后，才下决心把复故道的主要措施定为"堵塞决口，高筑堤防"。这个思路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任职后递交的第一篇疏文中。疏文名为《勘什河工疏》，③奏于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中是这样写的：工程初议只欲傍岸挑土。今粮船多淤河中，须从河心开浚新淤河身，一尺之下即皆淤泥，随挑随陷，无所着足。有水缺口肆际弥漫，无水之地积沙便野。堵塞决口取土于四五里之外，得之甚艰；卷塌下桩，投土于波涛汹涌之中，失之甚易。筑堤缕水，去沙实上，① 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二八二册，页三六八。
②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旌别效劳诸臣疏》。
③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一。
沙之深浅，土之远近，俱难测料。??再照自徐至淮，屡被沙壅。河身渐高，水易散漫，若非两岸高筑，如大王金堤，则明秋冲决必不可免。??今据前因。??臣等窃照浚复故道不越筑塞决口与开渠引水二端。但开渠则满河稀淤，其状如饴，随取随漫。筑决则一望皆沙，取土四五里外，计一人之力，穷日不过七八筐。施工之难，诚有如各司道所言者。
潘季驯的这番描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治河者面临的困难和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原来以为只要用人工挖浚即可开复故道。但是现场勘查的结果表明，这种办法脱离实际，得不偿失，应当废止，另寻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筑塞决口和开渠引水二端"。这是工程正式开工之前潘季驯的初步观点。
2.勤奋观察，初步形成"束水攻沙"理论治河工程于隆庆五年正月十六日正式祭告开工。从正月十六日到二月初五日，潘季驯属下的五万河夫主要是从事在河床上"开渠"的工作。从2 月初5 日起，开始调拨人夫分投"筑决缕堤"。到2 月23 日，沿徐邳以下的数十处决口已大部堵住，堤工业已初步成形。然而就在这一天，黄河春汛到来，河水陡长，水与岸平，直冲新挑河口，逼迫河工围堰。面对此景，潘季驯只好命令打开围堰，提前放水入渠。
①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