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漫步小说网 > 人物传记 > 潘季驯评传章节目录 > 二、独当一面的第二次治河活动(隆庆四年~隆庆六年)

二、独当一面的第二次治河活动(隆庆四年~隆庆六年)(2/2)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入渠的直接效果,就是"水势沛然,原淤漕白粮船并官民船共一千三百余只尽皆浮活,出渠前进。"但是使潘季驯大感兴趣的不只是漕船浮活,而是河水进渠以后产生的一种奇异自然现象:当汹涌激流的黄河水涌入河床中新开挖的小渠之后,流速骤增,水势骤涨,强大的水力像热汤沃雪一样,迅速溶解并带走了小渠两岸的泥沙,使河槽很快变宽变深。这个被偶然观察到的河流现象给潘季驯以很大的启发,他想:长期以来人们在治黄工作中最感头痛的,不就是因为泥沙淤积,河床填高,人力无法挑浚,而使得河水四处决溢吗?既然黄河的水流有这么强的泥沙携带能力,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它的力量疏浚河道,清除淤沙呢?现在河水四处决溢,水流不专,水力下强,泥沙自然就要淤积了。那么,防止黄河泥沙淤积沉淀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设法把黄河主流约束在河槽之中,让它力专而一。这样,天长日久,河床不就可以被刷深,河流不就可以稳定下来而不再四处决溢了吗?原来水流和泥沙之间还有这么一种巧妙的制约关系呢!

    那么,用什么办法使河流按照人的要求,力专而一,在河槽中相对稳流呢?堵筑沿岸决口,不使它们四处流散,当然是约束河势的当务之急。但是到了夏秋之际的汛期怎么办?所以从长远来看,沿河岸高筑堤防,才是保持河道稳定的经久之策。这样看来,自己所坚持的"复故道"主张并没有错,问题是要通过大规模创筑堤防的措施来加以切实保证。这个发现使潘季驯十分高兴。从此以后,他便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观察水流与泥沙的影响关系和大规模创筑堤防的实践中去了。

    潘季驯上述思路的转变,在他的奏疏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只要我们把他这个时期治河的奏疏与他上次治河时的奏疏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在第一次治河的奏疏中,很少有水力冲沙现象的具体分析。虽说那时他早已提出了开复故道、"治河保运"的主张,但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工程手段来开复,他心里并没有数。他反复强调的就是"开导上源"和"疏通下流",至于如① 参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二,《勘估工程疏》。

    何开导,怎样疏通,他也讲不清楚,奏文中出现的字眼大都是"挑河"、"疏浚"之类。但是到了隆庆五年时的治河奏疏中,则大量的表现出他对于河流与泥沙关系的详细描写,以及他对于堤防束流作用的反复强调。例如,他在隆庆五年四月上奏的《议保新堤疏》中写道:查得邳睢河工前报未筑王家口八丈并旧冲阎家口七丈俱已筑塞,止余新冲阎家口坝外两处见在兴筑,渠水日增。虽新复之河沙淤刷者,淦流甚急,牵挽稍难,而运船日过不绝,量无阻误,再过旬日,水势定矣。①这是作者对新开河渠中水力刷沙现象的一个具体描写。同年四月的《议筑长堤疏》中写道:照得徐、邳、睢、淮,当全河下流,兼受闸河山东诸木,又累年沙积,河身垫高,容受渐少。上年水溢出岸丈余,漕渠阻塞,为害莫甚,堤工一节,诚不容水一泛滥,即漫堤上,是以复有睢宁之决,即使邳州上下仅复故道,安能使徐吕之河尽去伏淤?为今之计,当自徐至邳,自邳至淮,查照两崖堤岸,如法高厚;两岸之外,仍筑遥堤,以防不测。庶几水由地中行,淤沙亦随以去,数年之间,深广如旧,冲决之变亦自免矣。

    看得黄河淤塞多由堤岸单薄,水从中决,故下流自壅,河身忽高。??必须预筑长堤坚固,水无泄漏,则沙随水去,无复停蓄壅遏之患。??故欲图久远之计,必须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此不易之定策也。

    这里的表述就具体得多了。这些文字中,有潘季驯对于属下报告的引述,有他会同有司官员实地考察的结论,也有他总结出来的原则性观点,其基本认识都是完全一致的:即河道淤积的根本原因是"水从旁决";而防止水从旁决,保持水流挟沙力的根本措施就是"顶筑长堤";筑堤有两种方式:"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渍决",两种堤防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防止决溢而使河流归槽;这样,"水由地中行",河中泥沙就可以随之而去,坚持数年,冲决之变就可自免。这个推理过程虽然过分乐观,但它起码证明潘季驯已经认识到黄河中水流与泥沙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初步的束水攻沙思想。

    上述思想在他的以后各篇奏疏中亦反复出现。例如,在五月间上奏的《趱运粮储疏》中写道:徐州以下黄河广至200 余丈,深至三丈多,去秋淤沙填满河岸,今春开工以后,靠人力挑浚小渠不及其中1/10,其余"全恃水冲刷沙,沙随水滚,跌荡成淦。"他认为这是"牵挽者苦其难而在治河者方以为幸"的有效措施。②六月,在《正漕通复疏》中他又介绍了上述治河措施的形成渊源:"查得臣未接管时,先管工部议复河工,内开将大小决口筑堤断流,中开小渠,使水归河身,则沙自冲刷,咨行在卷。臣以为治河之策,无出于此。"这里很可能就是指工部尚书朱衡所示的"开塞之法"。说明在潘季驯之前,朱衡可能就已经初步认识到水力刷沙的道理,并把它运用到了实践中。所不同的是朱衡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单纯的开河技术,而潘季驯则把它上升到基本方略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二。

    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二。

    的高度,使之成为"复故道"主张的理论支柱。①七月,在《乞留贤官疏》中,潘季驯又一次明确地指出:臣惟河渠之塞,必先旁决,防决之策,要在堤防。

    昔者贾让言之详矣。故臣于筑堤一节,独拳拳焉。

    运土于数里之外.觅淤于积沙之下,如燕垒巢,日计分寸。今高恃两崖,庶几足恃,自此勿坠河,可百年无恙矣。不然何自我国家以来,河患不在河南,而独在徐邳之间耶?

    有堤无堤故耳。

    这确乎称得上是一篇"堤防宣言",同他治河之初时的态度成一鲜明对照。所以在这一篇疏文中,他花了整篇的文字来举荐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郎中张纯,说他与张纯"朝夕共事,稔知其人,志行贞亮,才识充融,??全河皆其履历,要害故所熟知,欲保是河,诚非本官不可。"结合隆庆四年十二月张纯所提出的堤防之策,我们不难判断,在潘季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张纯的参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据有关史料介绍,张纯是一位常年奔走于河上,有着丰富治河经验、资历很深的治河官员。早在嘉靖四十五年潘季驯协助朱衡开南阳新河时,张纯就是他们手下的一名得力官员,所以潘季驯说他是"昔年新河堤坝累有劳绩。"隆庆四年十月,朝廷因翁大立治河不力,论罪举动的时候,本来名单中也有张纯的名字,这时工部上疏为之求免,称张纯刚从"北河"(按指山东济宁以北的运河段)郎中署调来此职,尚未工作,不应承担延误漕运的责任。结果张纯得以幸兔。①以上说明张纯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从事治河工作,对治河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就难怪潘季驯要上疏大力挽留,希望能将他破格擢职,专理河道。这个请求不久就得到了工部和吏部的破格批准。②在七月间上奏的另一篇《开复工完疏》中,潘季驯还介绍了施行治河新方略之后的工程效益。他说,黄河自隆庆三年海啸之后,河流停缓,沙垫底高,兼以两岸原无堤防,任其漫溢。延至隆庆四年,东溃西决,正河遂淤,粮运阻隔。"臣于交代之时,亲诣踏勘,殊切惶惧,盖不惧河之不通,而惧通后之未能尽刷积沙,仍复深广也。今??诸决即塞,两堤告成,水从下刷,沙尽底深,一带河深,俱已复旧,伏秋洪水异常,所在巨浸,土人皆云比去年水高三尺而新堤仅及根址,寻即消落。此河身深广可受之验,而昔之所谓沙垫底高者,不足虑矣。"①这些文字不仅真实反映了潘季驯治河方略的工程效果,而且将隆庆五年前后的河道情形作了对照,说明潘季驯的独特贡献正是表现在正确认识黄河的水流与泥沙关系,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沿河岸大筑堤防活动上。可以说黄河的结束游荡,相对稳流,正是从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以后开始的。

    以上有关思想,用潘季驯在该年六月间上奏的《议筑长堤疏》中的话来说,就是:"为照筑堤束水,治河要策,""古所称下策则今之上策也。"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②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① 参见《穆宗实录》第五○卷"工部言:'纯,初自北河继管南河,尚未视事。'复宥之。"② 见《穆宗实录》卷六○:"五年八月戊午,改工部营缮司郎中张纯仍为都水司郎中,以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言其治河有效,特请久任故也。"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这些彼高度概括了的论述表明,潘季驯作为明代治河史上"束水攻沙"理论的系统提出者和勇敢实践者,他的首创地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他的这个理论在实践中对于稳定黄河下游的河势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以后竟得到了历代治河者的广泛推崇和遵循。

    3.孤军奋斗、无故遭贬的结局潘季驯的高明之处不仅表现在他勤于观察,善于总结出不同凡响的治河理论,而且表现在他勇于实践,始终奋战在治河工地的最前沿。明人申时行在《潘公传》中曾详细记载了潘季驯在这次治河活动中,栉风沐雨,身先士卒,冒着极大危险,亲自登船指挥堵筑黄河央口的事迹:"始公塞决时,淫雨连旬,水骤至,几没公趾,不为避。万众野处,公往来抚慰,不惮劬劳,至呕血负疽,犹力疾视事,矢以身殉河,报明主。尝乘小艇行河,风雨大作,震撼波涛中,几覆,挂树杪乃脱,父老神之,为潘公再生,识其处,当是时,公之滨于死者数矣。然有天幸不死,谓公忠诚感格非耶?"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治河活动中,有两次行动最能表现出潘季驯的非凡指挥才能。一次是工程开始以后的第二个月,本来经过一月奋斗,沿河各处堵决工程已基本完成。不料正在此时,上游突降暴雨,河水大溢,将新旧堤防,溃决殆尽,重新决口43 处之多。面对此景,在工军民无不垂泪气馁。这时潘季驯方患背疽,疼痛难忍,正在官邸中治疗。听到灾情汇报后,他马上裹创而出,督率从容,对役夫官吏抚慰有加。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他还想了一个办法,故意写了一道徼文令人送到河神庙,"移文责之神",然后借河神的托梦宣告此次洪灾非神灵所为,洪水不久就可以消退,希望大家不要气馁。

    有人发愁这么多决口,从哪里寻找堵口用的石块和竹木埽料?潘季驯启发大家说:你们没听说过这样一句古诗吗,"塞长茭兮湛美玉。"河神吃了我送的供品,已经告诉了我塞决口的办法,这就是"伐河柳为骨,而草衣之,土实其中。"用这些便宜的材料做成围径二丈的大埽,缒巨绳下之,决口立塞。

    大家听了他的生动介绍,纷纷照样动手去做。果然,一个月以后,40 多处决口全部堵筑完毕。①(参见卷埽示意图)还有一次是在四月七日,"桃花水"方来罢,"麦黄水"又借着风势涌来,水位上涨,堤防告急,部分地段又冲开了新的决口。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潘季驯身先士卒,乘小艇赶赴决口处,组织民夫,亲守筑口,与水力争。这时恰遇风雨大作,小艇震撼波涛之中,几覆,幸挂树梢才脱身。前述"公之滨于死者数矣",此即其中的一次。经过大家的一番紧急抢险,终于堵住了决口,使堤防得以不溃。①徐邳间黄河工程稍稍就绪,山东运河又以水泉久旱告急。潘季驯闻讯后顾不上休息,又复拨棹而西,直奔济宁,设法解决引山泉济漕渠的工程措施问题。就这样奔走河上,来回穿梭。他在写给当时的淮安府守令傅希挚的信中自嘲地谈道:"旱则忧漕,潦则忧河,仆之忧何时已耶?"②正是由于这种躬亲实践,使潘季驯得以熟悉河情,总结经验,且颇多创获。例如在挑浚河道时,"淤泥深,人立辄陷。公命以木横沙面,决半沥水,左右互倒,水尽沙干,乃得施工。"①① 参见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康基田:《河渠纪闻》。

    ① 参见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康基田:《河渠纪闻》。

    ② 潘季驯:《与淮安郡守书》,见《留余堂尺牍》。

    ① 康基田,《河渠纪闻》。

    又如,"施工决口,悬溜蚀土辄化。命以大埽截流,楸以巨缆,旁植巨桩。其当冲之处,湍猛流急,桩折埽滚,势难猝就。乃复相视缓急,偃仰合度,卒复压以原土,势若冈陵,始足当巨溜。"②再如,"筑堤捍水,浮沙不坚,而实土又取用不便。乃命囊土程衡,唱筹课役,土工乃集。"③这些描述既体现了他在河工技术方面的创新思维,又表现了他在工程管理方面的组织才能。

    这样,在潘季驯的指挥下,整个工程进展很快,到隆庆五年六月三日,主体工程已经完工,10 个月后全部工毕。共用役夫五万,费水衡金11.8 万两,浚河80 里,筑堤150 里,出官民之舟于淤积者以万数,"其所浚筑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费半之。"于是,河道衙门中的诸司道大夫,如冯君敏功,张君纯辈方思所以侈大公功,立石碑而树之永永。④然而,尽管潘季驯所主持的第二次治河活动功效明显,成绩很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庙堂中当政者的真心支持。他们只是把他拉来临时解决危机,危机一旦过去,他的治河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事实上,在潘季驯还主持治河工作的时候,朝廷中的当政者就已经开始考虑用新的治河官员和新的治河方略来代替他了。这便是"开胶莱河"建议的提出和"开河"建议的再提出。

    隆庆五年四月,正当治河工程即将告竣之时,黄河汛发,洪水再次冲决王家口一带,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10 余处,运舟漂覆近百,损漕粮4 万余石,淤河80 余里。①消息传到京师,朝中一片哗然,"于是胶莱海运之议纷起。"首先是给事中宋良佐、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议,请求用海船自淮入海,直接运米到天津。②然后户部给事中李贵和等人也提出用开凿胶莱河的办法缩短海运道路,增加航船安全。③所谓胶莱河出自山东省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湾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本是一条天然的季节性河流,旱枯汛流,根本谈不上漕运。因此有人提议在两河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便形成所谓的胶莱运河。这一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当朝首辅高拱的极力支持。他以为,有了胶莱运河,漕运便可以避开黄河,由黄入海,直达天津了。但是高拱的这个观点却遭到另一内阁成员张居正的反对。张居正认为,打通胶河和莱河,必须要凿开两河之间的分水岭,工程太艰难,而且打通后水源也成问题,更谈不到行船了。但是张居正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没有公开出来表示反对,而是先写信让他的门生山东巡抚梁梦龙出面,上疏表示工程难以成功的意见。结果奏疏被高拱回敬一信给驳斥了,信中告诫他:"千万其勿阻也。"④话都说到这个程度,梁梦龙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张居正经过一番思考,又找到了给事中胡槚。胡槚本来是高拱的门生,他又是一个有主见而不随意附和的人。张居正提议派胡槚实地勘查,高拱当然没有意② 康基田:《河渠纪闻》。

    ③ 康基田:《河渠纪闻》。

    ④ 见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

    ① 按《明史·河渠三》记为四十余万石,可能有误,根据张居正:《答河道潘印川》,应为四万余石。

    ② 见《明史·河渠四》。

    ③ 见《明史·河渠五》。

    ④ 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与梁巡抚论开河》。

    见。但是胡槚到山东胶莱河工地查勘了以后,于隆庆五年六月回京上疏,同样也表示了胶莱河不可成的观点。这才真正泄了高拱开胶莱河的志气。①张居正虽然反对开胶莱河兴海运,但他也并不支持潘季驯"治黄保运"的战略,而是接受了工部尚书朱衡的意见,主张"开泇河"。这可以从他给潘季驯写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顷报运舟漂覆近百,正粮亏损四万有余,数年损耗米有如此之甚者。国计所关,日夕悬切。今海道既已报罢,河患又无宁时,不得已,复寻泇口之议。顷已奉旨。烦公与张道长勘议,幸熟计其便,且将从事焉。

    信中的口气是相当冷峻严厉的,他首先指责了潘季驯保运工作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其次强硬地要求潘季驯立即放弃目前的治黄计划,集中全力勘测泇运新河的工程路线,为尔后的正式开工做准备。张居正此时已身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高位,在内阁中的权力仅次于高拱。他的上述观点显然和高拱的观点一样,对潘季驯的治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冲击。

    以上介绍说明,隆庆五年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活动,是在一种极为困难、极为孤立的处境中进行的。朝廷中不仅没有人支持他的治河政策,反而时时有人将他的治河活动当作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反面例子,加以无情的指责、羞辱和鞭鞑。人们根本不相信潘季驯能够通过筑堤防,堵决口,"复故道",以"束水攻沙"的办法来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在当权者的心目中,只有弃黄河另寻新道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当潘季驯凭着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毅力,在工地上栉风沐雨、亲自指挥,堵决口,筑堤防,疏河道,清淤沙,并于六月下旬奏上工程告捷的疏文后,朝廷中竟无一人肯相信它的真实可靠性。《明实录·穆宗实录》中有一段记载,非常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朝中当权者们的基本心态:隆庆五年八月甲寅,命礼科左给事中雒遵住邳州等处查勘河工。先是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奏:"邳河工成,乞录效劳诸臣。"上曰:"今岁漕运比常更迟,何为辄报工完?且叙功太滥,该部核实以闻。"于是尚书朱衡复言:"河道通塞专以粮运迟速为验,非谓筑口导流,便可塞责。乞遣官就彼复勘,而命季驯戴罪管事。"报可。

    辛辛苦苦,治河一年,几乎把命都送掉了,不但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得罪遭贬,要受到言官们的审查。潘季驯当时的愤怒心情可想而知。因此,当收到张居正命令他改弦更张,全力投入"开泇河"工程的书牍之后,他断然回信予以拒绝。潘季驯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显然触怒了内阁从辅张居正和工部尚书朱衡。因此当给事中雒遵于隆庆五年十一月从河上勘工回京之后,马上被授权在奏疏中弹劾潘季驯,请求"罢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同原任漕运都御史陈炌,俱冠带闲住。"理由是:"运船漂没之故。"其中,推到潘季驯身上的责任是:"王家口初决之时,黄水尽从漫坡经流,南出小河口。籍季驯稍缓筑堤一月,则漕船可以尽出漫坡,避新溜之险。乃计不出此,反驱① 见《穆宗实录》卷五八。

    ② 张居正《答河道潘印川》,见《张太岳集》卷二三,书牍三。

    ① 见《穆宗实录》卷六○。

    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方复腾章报功,罪滋大矣。陈炌虽回籍未尽其辜,而季驯尤不宜独免,乞并赐罢。"工部复:"从其言。"①这里所提出的定罪理由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治河者抓紧时间堵筑决口,提前一月疏通河道是罪过,而坐视黄河决溢横流,推迟一月再去堵筑却成了正理。评价治河工作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水归正道,黄河安流,而是"漕运"是否畅通。这样的标准虽然荒唐,却是明代治河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

    关于张居正和朱衡在隆庆五年打击潘季驯的事,正史上不见记载,人们一般所看到的也只是万历六年张居正重用潘季驯,和万历十二年潘季驯为张居正家彼抄事鸣不平的事迹。其实在不少明人文集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如申时行的《潘公传》中是这样写的:居无何,廷臣或言河数不治,工费无已时。不若废旧渠,开泇河,以漕便。公言泇与黄河相首尾,籍令(黄)河南决淮阳,北决丰沛,漕渠不相属,泇处中,将焉用之?乃以三难二悔之说迸。杵用事者,唆勘河给事中论罢公。公归而泇河之工亦报罢。用事者乃大悔,且叹服公卓识。

    这里潘季驯的"三难二悔说"今己不知所云。用事者就是指张居正、朱衡和勘河给事中雒遵等人。王锡爵的《潘公墓志铭》对此事写得更加直接了当,公开指明是张居正在潘季驯第二次治河中被劾罢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泇河议与江陵(注:张居正字江陵)寔,阴主之属人谓公新河成,成且大司空矣。

    公谢曰:司空任他人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唆言官论公去。已,试之,果无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狱起,公反上疏为江陵讼冤,触时讳,至镌秩罢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长者。

    这段追述更加清楚地表明,在隆庆五年治河问题上,张居正等人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权术,以及在这种政治压力面前,潘季驯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

    申时行和王锡爵都是万历初由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内阁成员,张居正死后,又都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的记叙应当说是准确的。

    这里应当指出,潘季驯反对开泇河,反对开胶莱运河,决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批评的,是他在治河政策上立场保守。而是他深深地担忧,一旦这些工程诉诸实施,朝廷就会放弃治理黄河,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潘季驯自己就说过:胶、泇二河之不可成,诸臣之疏早已辨明。"然驯之意则谓不当辩其可成与否也。假令胶泇告成,海运无困,将置黄淮于不治乎?亦将并作之也???今欲别寻一道,遂置(黄淮)两河于不治,则尧舜之时,泛滥于中国者此河也。纵使漕艘无阻,民可得而食乎?"①这就是潘季驯比他同时代的人思想深刻的地方。对于潘季驯的这个立场,清代学者叶方恒也有一个公允的评价,他说:"公独谓泇河之不必开者,则就治黄而言也。盖以黄河泛滥于中国,自古而然。即使运不借黄,仍不可一日不治。与其多费金钱,另开一河以通运,而治黄之费固在。何如治黄而运即在其中。故后人以此为① 见《穆宗实录》卷六四。

    ① 见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二,《河议辩惑》。

    公之间然。"②这样,在朝中当权者们的排斥打击下,潘季驯第二次被迫从"总理河道大臣"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这次治河又是以喜剧开端,而以悲剧结束。

    ② 见《山东全河备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