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试锋芒的第一次治河活动（嘉靖四十四年～嘉靖四十五年）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嘉靖后期，黄河的河患主要集中在山东曹县以下，江苏徐州与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巧正是山东闸河与黄河的文汇处所。黄河洪水在这个地区的分支漫流，无疑对大运河的运输和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七月，桀骜不驯的黄河又一次在沛县飞云桥地区决口。开始是新集决口，尚可支吾；后来是庞家屯决口，遂致不可收拾。
全河北流，分为二支，又分而为13 支，或横绝，或逆流，股涌沛地，东注昭阳湖，散漫湖坡，达于徐州。黄水经过之处，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这次黄河泛滥，也给山东至江苏段的运河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徐州为中心，"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特别是山东运河济宁至徐州段，以往主要靠位于山东和江苏交界处的昭阳湖水济运（那时运河在湖西）。四十四年黄河决口散乱北流后，浑浊汹涌的洪水冲毁运河大堤，涌入昭阳湖中，散漫湖坡。使得山东南阳到江苏留城之间的190 多里运河全部淤毁。①汛情飞报京师，引起了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极大关注。这时庙堂之内严党已除，大权尽握，朝纲急需修补整顿。但年老昏庸的嘉靖皇帝终日不理朝政，只是一味烧香斋醮，整个国家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了徐阶的肩上。现在又突然遇到黄河决口，漕运中断，中外汹汹。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原任总河都御史孙慎又抗命不职。②派谁去接替孙慎，协助在任工部尚书朱衡组织河工呢？咨谋在庭，在吏部文选郎陆光祖的推荐名单中，徐阶很快相中了刚刚被提升为大理寺左少卿的浙江同乡潘季驯。
给潘季驯的"敕谕"是在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颁发的，其大意曰："河臣潘季驯奉敕：近年沛县以北漕河屡被黄河冲决。今特命尔前去总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闸等官，时常来往亲历，多方经划。遇有淤塞之处务要挖浚深广。其黄河北岸各堤岸，亦要着实用工修筑高厚，以为先事预防之计。凡属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访究水源，可以开通分杀，并可筑塞堤防处所，严督各该官员量度事势缓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尔为宪臣，受兹专委，尤须竭忠尽力，悉心区处，毋惑因循怠玩，虚费财力。
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故敕。"③从这篇"敕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河官中的总理河道大臣，实际上是一个集工程决策、工程实施、河工技术、工程管理、河务监督等数职于一身的高级行政官员。他必须同时精通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的业务。他既要有事无巨细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胆识，又要有高瞻远瞩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勇气；他既要有统帅千军万马协同施工的才能，又要有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的精神。因此在封建时代对于总理河道大臣的选派一般来说都是相当慎重的，起码应当具有才识过人、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众人信服等方面① 参见《明史·河渠一》。
② 孙慎抗命事，见《明实录·嘉靖实录》卷五五一："十月丙子，命总理河道右都御史孙慎回藉候用。时河患方急，慎被命迁延，不即赴任，都给事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卷五五二："十一月已亥，升大理寺左少卿潘季驯为右佥都御吏，总理河道"。
③ 见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
的品格。虽然具体到每一个任职者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对于潘季驯来讲，这些才能品格他都十分具备。
可能是考虑到第一次从事治河工作，徐阶并没有马上让潘季驯独当一面，而是让他担任助手，主要协助刚上任的工部尚书朱衡来开展工作。
朱衡（1512-1584），字士南，号镇山，江西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
曾历任知县、刑部主事、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迁山东布政史、山东巡抚，后召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其秋，河决沛县飞云桥，淤运道百里。遂于八月改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
和潘季驯一样，朱衡也是一个廉正能干之人。他从嘉靖四十四年任工部尚书，在任长达十年（万历二年致仕）。其间，他先后与潘季驯、万恭合作治河，治绩颇著。《明史》中称他"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不仅如此，朱衡还擅长著述，在当时的学术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他所写的《道南源委录》一书，对明代岭南地区的思想家及其学术源流作了系统的追述，是研究明代嘉靖以前岭南学术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根据史料记载，朱衡与徐阶、张居正、高拱等人均很熟识，同海瑞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当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儒学作教谕时，朱衡正在福建做提学副使，是海瑞的顶头上司，他很欣赏海瑞的思想和个性。后来海瑞调任江南赣州兴国县知县，又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都是由于朱衡担任了吏部侍郎以后，经过推荐才得以任命的。①和海瑞一样，朱衡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明史》上说他"性强直，遇事不挠。"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嘉靖四十五年与潘季驯治河时，因为治河见解不同，两人闹了不少矛盾。万历初，又因为他的个性不被新任首辅张居正所喜，终于被劾回家，于万历十二年去世。②从各自的经历来看，朱衡与潘季驯以前虽无很深的交往，但起码都互相认识。因为嘉靖四十一年六月潘季驯被调任顺天府督学，随后又调入北京任大理寺寺丞时，朱衡正是吏部侍郎。朱衡与徐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徐阶才下决心调潘季驯协助朱衡共同治河。
虽然是合作治河，但是朱、潘二人此时各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很大。从年龄上，朱衡大潘季驯将近10 岁；从学历上，朱衡是嘉靖十一年进士，比潘季驯早了18 年；从官职上，朱衡是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职，潘季驯是右佥都御史，为从四品职；从思想个性上，朱衡的个性强直，容易固执己见，而潘季驯则善动脑筋，不愿人云亦云。这样虽然他们都可能与徐阶等人关系密切，但由于是两个强人被拴到一起，产生矛盾应属预料之中，这种不悦一开始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以后随着工作上的进展，两个人的分歧就日渐明朗化了。
一接到朝廷的敕谕，潘季驯马上交代完大理寺的工作，离开北京，沿着大运河到当时的总理河道衙门所在地山东济宁府走马上任。根据潘季驯本人的追述，他是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接旨廷谢，十一日领敕起程，于二十二日抵达济宁府，与原任总河官都御史孙慎交接的。随后即赴治河工地夏村集，①会同先期已经到达的朱衡沿河勘查去了。
① 参见《明史·朱衡传》。
② 《明史·朱衡传》。
① 夏村集在沛县境内大运河昭阳湖段，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第46 页。
（二）此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底，潘季驯与朱衡在夏村集会合。然后在有司官员的陪同下，沿着被冲毁的运河工地勘查水情。巡视路线是从山东济宁以南的南阳口出发，沿着昭阳湖的东、西两岸向南巡视，一直到达沛县境内的百中桥。在百中桥附近，发现河势分为两路，"一从留城出口经黄家闸、大小溜沟等处出境山，此则运河之故道也；一从沂山至窑沟等处出境山，此即今岁新冲之支河也。"②在巡视过程中，潘季驯仍然按照过去长期形成的老习惯，注意深入村舍堤铺，向当地的年长老人、有经验的船工，以及下级官员询问河势。当时昭阳湖西岸已被黄河洪水淹淤，潘季驯就改坐小船溯流而西，问故道于撑船的老篙师，并亲自到实地观察。①巡视的路线是大致相同的，然而在选择哪种治河方略的时候，朱、潘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朱衡看见原来昭阳湖西岸的运河旧渠已经淤积成陆，而湖东岸当年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②尚在，地势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定计开浚新河。而潘季驯则通过沿河调查认为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而留城以上运河故道初淤可复也，而主张复故道。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两个人又都固执己见，"由是二人有隙"。遂决定各自向朝廷奏上意见。③潘季驯先奏上的是《阅视河工疏》。他说："议者（显然是指朱衡）谓出留城一带沙淤，挑浚工费颇巨，不若从沂山为便。但臣（指季驯自己）虑新冲支河俱系湖坡，运舟不便牵挽。"因为自沂山以下，一直到境山，六十余里俱系湖坡，深处不过三尺，沿边山势又蜿蜒曲折且夹以诸多湖岔，欲建筑运河长堤，势必困难。因此"臣度沂山一带既不可行，则留城出口在所不免。"④大概是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工作要受朱衡的节制，而且河道诸官的观点也大多倾向朱衡一边，舆论与已不利；也可能是通过进一步实地勘查，发现恢复运河在昭阳湖以西的故道确实不可能，潘季驯又于十二月初十日紧急奏上第二篇疏文《浚秦沟等处下流疏》①，他说："见今挑浚里河（即运河新河）
以避黄水，无容别议。但里河固所当挑，而（黄河）故道犹须加意。臣阅视夏村集等处河工毕，即驾小船。??行至沛县一带地位、沿洄眺望，延袤数十里间，非洚水横流，即沙淤崇积。今虽水势稍落，然明岁霖雨时行，其害固在也，可不虑乎？"黄河变成此种没有约束的漫流之势，不加整治怎么能行？因此他把自己"复故道"的治河主张在内容上作了实质性的修改，由复运河故道改为复黄河故道。他说：臣惟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两端。
而今之所谓上源者，非新集口与庞家屯等处乎？议者谓其地远费广，且虑黄河已弃之故道开亦无益。
臣询之舆论，大略相同，委难轻议，姑置之矣。夫上源不可导，则下流② 参见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阅视河工疏》。
① 参见王锡爵：《潘公墓志铭》。
② 嘉靖七年（1528 年），总督河道都御史盛应期请改昭阳湖东为运河，以西岸为湖障，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朱衡实际上采纳的是盛应期的观点，参见《明史·河渠志》。
③ 见《明史·河渠一》。
④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①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在所当疏。而今所谓下流者，非秦沟浊河飞云桥与沛县西门诸水乎？秦沟浊河飞云桥等处俱各浅涩，惟西门一流，冲决长堤，逆上西北，径入湖陵城，至将鲁桥南阳等闸泉水壅阻漫流，则今日为运道之害者，西门一流为最也。
夫水性避高就下，而水势南顺北逆。秦沟浊河颇近徐、吕二洪，其流为顺；而沛县北去徐州百五十里，故飞云桥与西门之水为逆。然诸流异派而同宗，秦沟浊河之势胜则飞云桥与西门之势衰，是秦沟浊河者又飞云桥与西门水之下流也。欲杀沛县之水，非导秦沟浊河不可。
与此同时，朱衡也奏上了自己的方略《修复运河故道疏》①。他说：恢复黄河故道，臣参考地形有五不可。第一，上源新集一带无故道可因，郭贯楼以下虽有河形，但属新淤，无法驻足；第二，"黄河所经，鲜不为患"。如果现在改复黄河故道，就会把鱼（台）、沛（县）所遭受的水灾转移到萧（县）、砀（山），其结局都是一样的；第三，现在黄河的大势是向西北奔流，如果现在要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就必须在河道中筑坝横截，遏其东奔。而要想在狂澜巨浸之中，筑坝数里，那实在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第四，役夫30万，旷日持久，骚动三省，社会影响实在太大；第五，大役踵兴，工费惊人，一有不继，前功尽弃。所以复故道之举断不可行。他认为，与其花费数百万工费驱数十万役夫，于狂涛巨浸之中浚河挖泥，恢复故道，不如就在黄河南岸修筑堤防，防止黄河水再向南奔溃；而在黄河北岸，留出沛县以北数百里地区，形成一个天然滞洪区，让黄河洪水有所停潴休息；②同时疏浚秦沟（黄河的支流）的下游，最后导引停潴在这个地区的洪水慢慢泄走。至于现在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集中全力，将原来位于昭阳湖西岸的运河故道迁到昭阳湖的东岸，以保证漕运的畅通，躲开黄河的危险。
总之，一个要把恢复黄河故道作为主攻方向，一个要把开挖运河新渠作为工程重点。潘季驯与朱衡在治河方针上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朝廷一时无法作出判决，最后决定派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再作定夺。这己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事情了。
四十五年（1566 年）二月甲申，工部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道。在此之前，治河工地上曾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朱衡个性强直的老毛病这时又犯了，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在朝廷还未做出最后决断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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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后期，黄河的河患主要集中在山东曹县以下，江苏徐州与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巧正是山东闸河与黄河的文汇处所。黄河洪水在这个地区的分支漫流，无疑对大运河的运输和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七月，桀骜不驯的黄河又一次在沛县飞云桥地区决口。开始是新集决口，尚可支吾；后来是庞家屯决口，遂致不可收拾。
全河北流，分为二支，又分而为13 支，或横绝，或逆流，股涌沛地，东注昭阳湖，散漫湖坡，达于徐州。黄水经过之处，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这次黄河泛滥，也给山东至江苏段的运河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徐州为中心，"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特别是山东运河济宁至徐州段，以往主要靠位于山东和江苏交界处的昭阳湖水济运（那时运河在湖西）。四十四年黄河决口散乱北流后，浑浊汹涌的洪水冲毁运河大堤，涌入昭阳湖中，散漫湖坡。使得山东南阳到江苏留城之间的190 多里运河全部淤毁。①汛情飞报京师，引起了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极大关注。这时庙堂之内严党已除，大权尽握，朝纲急需修补整顿。但年老昏庸的嘉靖皇帝终日不理朝政，只是一味烧香斋醮，整个国家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了徐阶的肩上。现在又突然遇到黄河决口，漕运中断，中外汹汹。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原任总河都御史孙慎又抗命不职。②派谁去接替孙慎，协助在任工部尚书朱衡组织河工呢？咨谋在庭，在吏部文选郎陆光祖的推荐名单中，徐阶很快相中了刚刚被提升为大理寺左少卿的浙江同乡潘季驯。
给潘季驯的"敕谕"是在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颁发的，其大意曰："河臣潘季驯奉敕：近年沛县以北漕河屡被黄河冲决。今特命尔前去总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闸等官，时常来往亲历，多方经划。遇有淤塞之处务要挖浚深广。其黄河北岸各堤岸，亦要着实用工修筑高厚，以为先事预防之计。凡属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访究水源，可以开通分杀，并可筑塞堤防处所，严督各该官员量度事势缓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尔为宪臣，受兹专委，尤须竭忠尽力，悉心区处，毋惑因循怠玩，虚费财力。
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故敕。"③从这篇"敕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河官中的总理河道大臣，实际上是一个集工程决策、工程实施、河工技术、工程管理、河务监督等数职于一身的高级行政官员。他必须同时精通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的业务。他既要有事无巨细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胆识，又要有高瞻远瞩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勇气；他既要有统帅千军万马协同施工的才能，又要有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的精神。因此在封建时代对于总理河道大臣的选派一般来说都是相当慎重的，起码应当具有才识过人、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众人信服等方面① 参见《明史·河渠一》。
② 孙慎抗命事，见《明实录·嘉靖实录》卷五五一："十月丙子，命总理河道右都御史孙慎回藉候用。时河患方急，慎被命迁延，不即赴任，都给事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卷五五二："十一月已亥，升大理寺左少卿潘季驯为右佥都御吏，总理河道"。
③ 见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
的品格。虽然具体到每一个任职者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对于潘季驯来讲，这些才能品格他都十分具备。
可能是考虑到第一次从事治河工作，徐阶并没有马上让潘季驯独当一面，而是让他担任助手，主要协助刚上任的工部尚书朱衡来开展工作。
朱衡（1512-1584），字士南，号镇山，江西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
曾历任知县、刑部主事、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迁山东布政史、山东巡抚，后召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其秋，河决沛县飞云桥，淤运道百里。遂于八月改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
和潘季驯一样，朱衡也是一个廉正能干之人。他从嘉靖四十四年任工部尚书，在任长达十年（万历二年致仕）。其间，他先后与潘季驯、万恭合作治河，治绩颇著。《明史》中称他"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不仅如此，朱衡还擅长著述，在当时的学术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他所写的《道南源委录》一书，对明代岭南地区的思想家及其学术源流作了系统的追述，是研究明代嘉靖以前岭南学术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根据史料记载，朱衡与徐阶、张居正、高拱等人均很熟识，同海瑞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当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儒学作教谕时，朱衡正在福建做提学副使，是海瑞的顶头上司，他很欣赏海瑞的思想和个性。后来海瑞调任江南赣州兴国县知县，又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都是由于朱衡担任了吏部侍郎以后，经过推荐才得以任命的。①和海瑞一样，朱衡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明史》上说他"性强直，遇事不挠。"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嘉靖四十五年与潘季驯治河时，因为治河见解不同，两人闹了不少矛盾。万历初，又因为他的个性不被新任首辅张居正所喜，终于被劾回家，于万历十二年去世。②从各自的经历来看，朱衡与潘季驯以前虽无很深的交往，但起码都互相认识。因为嘉靖四十一年六月潘季驯被调任顺天府督学，随后又调入北京任大理寺寺丞时，朱衡正是吏部侍郎。朱衡与徐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徐阶才下决心调潘季驯协助朱衡共同治河。
虽然是合作治河，但是朱、潘二人此时各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很大。从年龄上，朱衡大潘季驯将近10 岁；从学历上，朱衡是嘉靖十一年进士，比潘季驯早了18 年；从官职上，朱衡是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职，潘季驯是右佥都御史，为从四品职；从思想个性上，朱衡的个性强直，容易固执己见，而潘季驯则善动脑筋，不愿人云亦云。这样虽然他们都可能与徐阶等人关系密切，但由于是两个强人被拴到一起，产生矛盾应属预料之中，这种不悦一开始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以后随着工作上的进展，两个人的分歧就日渐明朗化了。
一接到朝廷的敕谕，潘季驯马上交代完大理寺的工作，离开北京，沿着大运河到当时的总理河道衙门所在地山东济宁府走马上任。根据潘季驯本人的追述，他是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接旨廷谢，十一日领敕起程，于二十二日抵达济宁府，与原任总河官都御史孙慎交接的。随后即赴治河工地夏村集，①会同先期已经到达的朱衡沿河勘查去了。
① 参见《明史·朱衡传》。
② 《明史·朱衡传》。
① 夏村集在沛县境内大运河昭阳湖段，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第46 页。
（二）此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底，潘季驯与朱衡在夏村集会合。然后在有司官员的陪同下，沿着被冲毁的运河工地勘查水情。巡视路线是从山东济宁以南的南阳口出发，沿着昭阳湖的东、西两岸向南巡视，一直到达沛县境内的百中桥。在百中桥附近，发现河势分为两路，"一从留城出口经黄家闸、大小溜沟等处出境山，此则运河之故道也；一从沂山至窑沟等处出境山，此即今岁新冲之支河也。"②在巡视过程中，潘季驯仍然按照过去长期形成的老习惯，注意深入村舍堤铺，向当地的年长老人、有经验的船工，以及下级官员询问河势。当时昭阳湖西岸已被黄河洪水淹淤，潘季驯就改坐小船溯流而西，问故道于撑船的老篙师，并亲自到实地观察。①巡视的路线是大致相同的，然而在选择哪种治河方略的时候，朱、潘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朱衡看见原来昭阳湖西岸的运河旧渠已经淤积成陆，而湖东岸当年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②尚在，地势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定计开浚新河。而潘季驯则通过沿河调查认为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而留城以上运河故道初淤可复也，而主张复故道。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两个人又都固执己见，"由是二人有隙"。遂决定各自向朝廷奏上意见。③潘季驯先奏上的是《阅视河工疏》。他说："议者（显然是指朱衡）谓出留城一带沙淤，挑浚工费颇巨，不若从沂山为便。但臣（指季驯自己）虑新冲支河俱系湖坡，运舟不便牵挽。"因为自沂山以下，一直到境山，六十余里俱系湖坡，深处不过三尺，沿边山势又蜿蜒曲折且夹以诸多湖岔，欲建筑运河长堤，势必困难。因此"臣度沂山一带既不可行，则留城出口在所不免。"④大概是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工作要受朱衡的节制，而且河道诸官的观点也大多倾向朱衡一边，舆论与已不利；也可能是通过进一步实地勘查，发现恢复运河在昭阳湖以西的故道确实不可能，潘季驯又于十二月初十日紧急奏上第二篇疏文《浚秦沟等处下流疏》①，他说："见今挑浚里河（即运河新河）
以避黄水，无容别议。但里河固所当挑，而（黄河）故道犹须加意。臣阅视夏村集等处河工毕，即驾小船。??行至沛县一带地位、沿洄眺望，延袤数十里间，非洚水横流，即沙淤崇积。今虽水势稍落，然明岁霖雨时行，其害固在也，可不虑乎？"黄河变成此种没有约束的漫流之势，不加整治怎么能行？因此他把自己"复故道"的治河主张在内容上作了实质性的修改，由复运河故道改为复黄河故道。他说：臣惟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两端。
而今之所谓上源者，非新集口与庞家屯等处乎？议者谓其地远费广，且虑黄河已弃之故道开亦无益。
臣询之舆论，大略相同，委难轻议，姑置之矣。夫上源不可导，则下流② 参见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阅视河工疏》。
① 参见王锡爵：《潘公墓志铭》。
② 嘉靖七年（1528 年），总督河道都御史盛应期请改昭阳湖东为运河，以西岸为湖障，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朱衡实际上采纳的是盛应期的观点，参见《明史·河渠志》。
③ 见《明史·河渠一》。
④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①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在所当疏。而今所谓下流者，非秦沟浊河飞云桥与沛县西门诸水乎？秦沟浊河飞云桥等处俱各浅涩，惟西门一流，冲决长堤，逆上西北，径入湖陵城，至将鲁桥南阳等闸泉水壅阻漫流，则今日为运道之害者，西门一流为最也。
夫水性避高就下，而水势南顺北逆。秦沟浊河颇近徐、吕二洪，其流为顺；而沛县北去徐州百五十里，故飞云桥与西门之水为逆。然诸流异派而同宗，秦沟浊河之势胜则飞云桥与西门之势衰，是秦沟浊河者又飞云桥与西门水之下流也。欲杀沛县之水，非导秦沟浊河不可。
与此同时，朱衡也奏上了自己的方略《修复运河故道疏》①。他说：恢复黄河故道，臣参考地形有五不可。第一，上源新集一带无故道可因，郭贯楼以下虽有河形，但属新淤，无法驻足；第二，"黄河所经，鲜不为患"。如果现在改复黄河故道，就会把鱼（台）、沛（县）所遭受的水灾转移到萧（县）、砀（山），其结局都是一样的；第三，现在黄河的大势是向西北奔流，如果现在要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就必须在河道中筑坝横截，遏其东奔。而要想在狂澜巨浸之中，筑坝数里，那实在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第四，役夫30万，旷日持久，骚动三省，社会影响实在太大；第五，大役踵兴，工费惊人，一有不继，前功尽弃。所以复故道之举断不可行。他认为，与其花费数百万工费驱数十万役夫，于狂涛巨浸之中浚河挖泥，恢复故道，不如就在黄河南岸修筑堤防，防止黄河水再向南奔溃；而在黄河北岸，留出沛县以北数百里地区，形成一个天然滞洪区，让黄河洪水有所停潴休息；②同时疏浚秦沟（黄河的支流）的下游，最后导引停潴在这个地区的洪水慢慢泄走。至于现在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集中全力，将原来位于昭阳湖西岸的运河故道迁到昭阳湖的东岸，以保证漕运的畅通，躲开黄河的危险。
总之，一个要把恢复黄河故道作为主攻方向，一个要把开挖运河新渠作为工程重点。潘季驯与朱衡在治河方针上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朝廷一时无法作出判决，最后决定派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再作定夺。这己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事情了。
四十五年（1566 年）二月甲申，工部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道。在此之前，治河工地上曾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朱衡个性强直的老毛病这时又犯了，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在朝廷还未做出最后决断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