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诗学绝诣与人品高标的千古楷模 一、主题走向："子美集开诗世界"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说过，杜甫被后人公认为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集大成"这个词，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仅仅指集过去之大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历史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时代变换的关键时刻产生的杰出人物既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在古代思想史上，孔子被孟子称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但孟子又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孔子在封建社会中被尊为"万世师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他全面地总结、继承了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遗产，而是他在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定了完整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孔子之"集大成"，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杜甫也有同样的特点。杜甫所处的时代正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详见第一章第五节），他作为诗国的集大成者，既对前代的一切诗歌遗产进行了总结，又为后代的诗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后者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杜甫传》），在主题走向上具有无比丰富的特点和重大的创新意义，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首先是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等社会内容。最早自觉地接受杜诗这方面影响的是中唐的新乐府诗人，元稹说：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成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元稹对杜甫"即事名篇"的歌行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仅看到杜甫在诗歌形式上的合理改革，而且注意到这是对《诗经》、汉乐府以来的写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二，元稹指出了杜甫的作法对自己以及白居易、李绅等人的新乐府诗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元稹还说过："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三○）可见他推崇杜甫并不仅仅着眼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①而且也着眼于"寄① 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将李、杜进行对比说："余观其（指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好问讥之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三十首》之十，《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我们认为元稹只是说"铺陈、排比"是杜甫胜于李白之处，并无"藩篱如此"之意，况且"铺陈排比"本身也并非"碔砆"，元好问所云是欠妥的。潘德舆附和元好问而批评元稹尊仕是"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兴"即上述"讽兴当时之事"，这正是新乐府诗人尊杜的主要原因。白居易推崇杜诗中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并因唐衢赏爱其《秦中吟》而说："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唐衢二首》之二，《白氏长庆集》卷一），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又冯蛰《云仙杂记》卷七载："张籍取杜甫诗一帐，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这虽是小说家言，但张籍崇杜则是确实的，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说，杜甫对中唐新乐府诗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整体性的。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张籍的《野老歌》、《筑城词》、《陇头行》、《促促词》、王建的《水夫谣》、《田家行》、《簇蚕词》、《织妇曲》等新题乐府，都是在杜甫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①到了晚唐，杜荀鹤、曹邺、皮日休等人写了许多反映动乱时代人民生活之惨状的诗作，在创作精神上受到杜甫很大影响，虽说他们的诗在形式上与杜诗差异较大。唐以后的诗人也沿着杜甫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从宋代王禹偁的《感流亡》、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王安石的《河北民》、苏轼的《吴中田妇叹》、黄庭坚的《流民叹》、陆游的《农家叹》、范成大的《催租行》、《后催租行》、尤袤的《淮民谣》、刘克庄的《筑城行》、《苦寒行》、金代元好问的《秋蚕》、《麦叹》、《续小娘歌》等名篇，到元代戴表元、刘铣、张养浩、舒頔、萨都剌、王冕、明代高启、刘基、万表、宋师襄、张鼐、侯方域、吴应箕、清代钱澄之、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吴伟业、查慎行、郑燮、吴蔚光、宋韶、吴廷燮等人叙写民痪的诗作，都不同程序地反射出杜诗影响的光芒。其二是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作为一代"诗史"的杜诗，在记载时事、表示政见时并不受诗体的限制，无论古体、今体，也无论长篇、短制，在杜甫笔下都很好地发挥了这方面的功用。然而，最能体现出杜甫特性、并对后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则是具有政治内涵的今体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①一般说来，诗歌的样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但是五七言今体诗在发展的初期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题材范围。在初、盛唐时，题材范围最狭窄的要算是七律，它一开始几乎主要是以应制诗的面目出现的。稍后，它的题材范围渐渐扩大到文人唱酬、流连光景等，但仍是畛域甚小。七绝与五言今体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也不外是抒写性灵、描摹景物和咏史怀古等。我们读初、盛唐人的今体诗作，总觉得它们高华超妙，雍容闲雅，这与它们的主题走向很有关系。在杜甫之前，表现政治内涵的今体诗是很少的，这样的七言律、绝更是罕有所闻。到了杜甫手里，七律与七绝这两种诗体才卷二），也是顾此失彼的片面看法。
① 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诗已佚。从元稹《乐府古题序》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来看，李绅的新题乐府也是在杜甫的影响下写成的。① 杜甫表现政治内容的五律也很多，如《有感五首》、《西山三首》、《警急》、《王命》等皆为这方面的名作。这对后代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吕本中在靖康事变时写的《兵乱后自嬉杂诗》二十九首、《丁末二月上旬四首》等五律，"皆似老杜"（曾季狸《艇斋诗话》），但相对而言，七律与七绝的影响更为显著。
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七律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七绝如《三绝句》、《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等，这些诗开辟了全新的题材领域。杜甫开创的这个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中唐时擅写七言律、绝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虽然写过一些寓有政治感情的作品，但绝少在七言律、绝中直书时事或直抒政见。倒是不甚擅长今体的韩愈在这方面接受了杜甫较深的影响。韩愈在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淮西时，写了多首七绝、七律以歌颂那次平叛战争，诚如清人朱彝尊所评，"皆在裴公幕府一时感事而作。"（《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引）这些诗如《赠刑部马侍郎》："红旗照海压南荒，征入中台作侍郎。暂从相公平小寇，便归天阙致时康。"《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叙事之直截，语言之凝重，都极似杜甫的同类七绝。又如《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南代旋师太华东，天书夜到册元功。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鹓鹭欲归仙仗里，熊罴还入禁营中。长惭典午非材职，得就闲官即至公。"《唐宋诗醇》卷三一评曰："严重苍浑，直逼杜陵。"这些韩诗述时事、表政见的主题取向，显然也是与杜诗一脉相承的。当然，韩愈仅仅是偶一为之，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真正继承并发展杜甫的上述传统，尚有待于晚唐和宋代的诗人们。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旋补华说："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岘佣说诗》）而用七律表现政治内容正是李商隐学杜最有成效的一个方面。在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兵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作为一个社会责任心非常强烈的诗人，李商隐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在七律的写作中对这些问题以及自己的态度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例如反映甘露事变的《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诗中赞扬了刘从谏上表请清君侧的义举，并希望他早日兴师翦除宦官，从思想倾向到风格倾向都酷肖杜诗《诸将五首》。又如《哭刘蕡》："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溢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刘蕡因应试对策抨击宦官擅政而被黜，是晚唐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此诗痛悼刘蕡，并指斥当时政治环境之黑暗，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此外，《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写平定昭义镇刘稹叛乱事，《汉南书事》批判朝廷的扩边政策，也都表现出同样的主题走向。李商隐的外甥韩偓则远绍杜甫，近师商隐，写了许多表现政治内容的七律，其政治内涵集中于两个方面：对唐王朝灭亡过程的直接描述和对唐亡的深沉哀悼，前者如《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冬至夜作》、《八月四日作四首》，后者如《故都》，都堪称名篇。①如果说在这方面仿效杜甫的诗人在唐代还是寥若晨星的话，②那么到了宋① 关于李商隐、韩偓七律的详细情形，请参看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载《被开拓的诗世界》）。
② 晚唐其他诗人也偶尔写过表现政治内容的七律，如杜牧《河湟》、吴融《金桥感事》等，但没有形成风气。
代就有如繁星满天了。我们先看七绝的情况：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苏轼的《山村五绝》在抨击新政时还有些转弯抹角，在黄庭坚笔下则出现了直书政见的作品，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四："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他希望消除两党门户之见以选拔人材，这是何等鲜明的政治态度！到了南宋，山河破碎的严酷现实使诗人们更加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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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杜甫传》），在主题走向上具有无比丰富的特点和重大的创新意义，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首先是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等社会内容。最早自觉地接受杜诗这方面影响的是中唐的新乐府诗人，元稹说：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成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元稹对杜甫"即事名篇"的歌行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仅看到杜甫在诗歌形式上的合理改革，而且注意到这是对《诗经》、汉乐府以来的写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二，元稹指出了杜甫的作法对自己以及白居易、李绅等人的新乐府诗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元稹还说过："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三○）可见他推崇杜甫并不仅仅着眼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①而且也着眼于"寄① 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将李、杜进行对比说："余观其（指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好问讥之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三十首》之十，《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我们认为元稹只是说"铺陈、排比"是杜甫胜于李白之处，并无"藩篱如此"之意，况且"铺陈排比"本身也并非"碔砆"，元好问所云是欠妥的。潘德舆附和元好问而批评元稹尊仕是"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兴"即上述"讽兴当时之事"，这正是新乐府诗人尊杜的主要原因。白居易推崇杜诗中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并因唐衢赏爱其《秦中吟》而说："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唐衢二首》之二，《白氏长庆集》卷一），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又冯蛰《云仙杂记》卷七载："张籍取杜甫诗一帐，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这虽是小说家言，但张籍崇杜则是确实的，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说，杜甫对中唐新乐府诗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整体性的。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张籍的《野老歌》、《筑城词》、《陇头行》、《促促词》、王建的《水夫谣》、《田家行》、《簇蚕词》、《织妇曲》等新题乐府，都是在杜甫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①到了晚唐，杜荀鹤、曹邺、皮日休等人写了许多反映动乱时代人民生活之惨状的诗作，在创作精神上受到杜甫很大影响，虽说他们的诗在形式上与杜诗差异较大。唐以后的诗人也沿着杜甫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从宋代王禹偁的《感流亡》、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王安石的《河北民》、苏轼的《吴中田妇叹》、黄庭坚的《流民叹》、陆游的《农家叹》、范成大的《催租行》、《后催租行》、尤袤的《淮民谣》、刘克庄的《筑城行》、《苦寒行》、金代元好问的《秋蚕》、《麦叹》、《续小娘歌》等名篇，到元代戴表元、刘铣、张养浩、舒頔、萨都剌、王冕、明代高启、刘基、万表、宋师襄、张鼐、侯方域、吴应箕、清代钱澄之、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吴伟业、查慎行、郑燮、吴蔚光、宋韶、吴廷燮等人叙写民痪的诗作，都不同程序地反射出杜诗影响的光芒。其二是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作为一代"诗史"的杜诗，在记载时事、表示政见时并不受诗体的限制，无论古体、今体，也无论长篇、短制，在杜甫笔下都很好地发挥了这方面的功用。然而，最能体现出杜甫特性、并对后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则是具有政治内涵的今体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①一般说来，诗歌的样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但是五七言今体诗在发展的初期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题材范围。在初、盛唐时，题材范围最狭窄的要算是七律，它一开始几乎主要是以应制诗的面目出现的。稍后，它的题材范围渐渐扩大到文人唱酬、流连光景等，但仍是畛域甚小。七绝与五言今体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也不外是抒写性灵、描摹景物和咏史怀古等。我们读初、盛唐人的今体诗作，总觉得它们高华超妙，雍容闲雅，这与它们的主题走向很有关系。在杜甫之前，表现政治内涵的今体诗是很少的，这样的七言律、绝更是罕有所闻。到了杜甫手里，七律与七绝这两种诗体才卷二），也是顾此失彼的片面看法。
① 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诗已佚。从元稹《乐府古题序》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来看，李绅的新题乐府也是在杜甫的影响下写成的。① 杜甫表现政治内容的五律也很多，如《有感五首》、《西山三首》、《警急》、《王命》等皆为这方面的名作。这对后代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吕本中在靖康事变时写的《兵乱后自嬉杂诗》二十九首、《丁末二月上旬四首》等五律，"皆似老杜"（曾季狸《艇斋诗话》），但相对而言，七律与七绝的影响更为显著。
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七律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七绝如《三绝句》、《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等，这些诗开辟了全新的题材领域。杜甫开创的这个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中唐时擅写七言律、绝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虽然写过一些寓有政治感情的作品，但绝少在七言律、绝中直书时事或直抒政见。倒是不甚擅长今体的韩愈在这方面接受了杜甫较深的影响。韩愈在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淮西时，写了多首七绝、七律以歌颂那次平叛战争，诚如清人朱彝尊所评，"皆在裴公幕府一时感事而作。"（《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引）这些诗如《赠刑部马侍郎》："红旗照海压南荒，征入中台作侍郎。暂从相公平小寇，便归天阙致时康。"《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叙事之直截，语言之凝重，都极似杜甫的同类七绝。又如《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南代旋师太华东，天书夜到册元功。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鹓鹭欲归仙仗里，熊罴还入禁营中。长惭典午非材职，得就闲官即至公。"《唐宋诗醇》卷三一评曰："严重苍浑，直逼杜陵。"这些韩诗述时事、表政见的主题取向，显然也是与杜诗一脉相承的。当然，韩愈仅仅是偶一为之，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真正继承并发展杜甫的上述传统，尚有待于晚唐和宋代的诗人们。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旋补华说："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岘佣说诗》）而用七律表现政治内容正是李商隐学杜最有成效的一个方面。在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兵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作为一个社会责任心非常强烈的诗人，李商隐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在七律的写作中对这些问题以及自己的态度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例如反映甘露事变的《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诗中赞扬了刘从谏上表请清君侧的义举，并希望他早日兴师翦除宦官，从思想倾向到风格倾向都酷肖杜诗《诸将五首》。又如《哭刘蕡》："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溢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刘蕡因应试对策抨击宦官擅政而被黜，是晚唐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此诗痛悼刘蕡，并指斥当时政治环境之黑暗，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此外，《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写平定昭义镇刘稹叛乱事，《汉南书事》批判朝廷的扩边政策，也都表现出同样的主题走向。李商隐的外甥韩偓则远绍杜甫，近师商隐，写了许多表现政治内容的七律，其政治内涵集中于两个方面：对唐王朝灭亡过程的直接描述和对唐亡的深沉哀悼，前者如《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冬至夜作》、《八月四日作四首》，后者如《故都》，都堪称名篇。①如果说在这方面仿效杜甫的诗人在唐代还是寥若晨星的话，②那么到了宋① 关于李商隐、韩偓七律的详细情形，请参看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载《被开拓的诗世界》）。
② 晚唐其他诗人也偶尔写过表现政治内容的七律，如杜牧《河湟》、吴融《金桥感事》等，但没有形成风气。
代就有如繁星满天了。我们先看七绝的情况：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苏轼的《山村五绝》在抨击新政时还有些转弯抹角，在黄庭坚笔下则出现了直书政见的作品，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四："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他希望消除两党门户之见以选拔人材，这是何等鲜明的政治态度！到了南宋，山河破碎的严酷现实使诗人们更加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