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

    儒家既然以人生与社会为关注的对象，就必然采取积极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拒杨、墨，也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孔子奔走列国时经常遇到艰难困苦甚至暴力威胁，但他从不动摇，当他被匡人围困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说齐宣王不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后人往往把这些言论视为天命论，其实它们主要是体现了孔、孟的使命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表述。否则的话，孔、孟早就会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动摇、沮丧，不可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了。

    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他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许多学者注意到杜甫的人生信念是有所变化的，罗宗强先生指出："他青年时期虽也有非凡抱负，但长安十年以后，他的生活理想发生了变化，一面是功名心并未息灭，稍有条件，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一面却又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而追求温饱，并由于生活的困顿和接近人民群众，产生了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李社论略》第64页）我们认为罗先生的观察非常细致，但是不同意他关于杜甫"非凡抱负"的观点。事实上，杜甫对于人生的理想和抱负正是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来的，他的"非凡抱负"与"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杜甫，虽然早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雄心，但他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人生充满着幻想。他忽尔纵情游历，忽尔求仙访道，对人生的艰辛还缺乏体验，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所以其时的壮志仅仅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一种朦胧的希冀，并不具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在长安十年的艰难困苦中，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也观察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机。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因此而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孟子·告子》下）。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然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信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所以十年长安的经历不但没有使他壮志销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让我们看看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天宝九载（750），三十九岁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首次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到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的诗人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重申了他的抱负。把这两首诗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诗人抱负的变化：在杜甫初入长安时，①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当杜甫结束长安十年时，他的抱负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① 《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对往事的回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但参以其他杜诗，我们认为"致君尧舜"的思想当产生于杜甫进入长安前后。

    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但事实上，前者比较抽象、浮泛，后者则比较具体、切实。前者主要从君主着眼，后者则开始着眼于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前者是未经磨难时的率然自许："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后者则是屡遭挫折后的坚定誓词："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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