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事种种
《司各特》作者：司各特 2017-02-13 12:00
《玛密恩》使司各特由《行吟诗人》时的边区诗人一跃而为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玛密恩》的最后四首歌司各特是写出一段付排一段的，其中没有一节重抄过。虽然他急需用钱来搭救汤姆，但这并没有减低创作为他带来的乐趣。从这时起，司各特爱上了写作活动，不论是写诗歌、散文，还是研究历史。1803年他对乔治·埃利斯说：“不管人们怎样解释创作动机，我认为惟一的动力就是紧张的创作活动和搜寻材料给人的享受。除此而外，我是不会写作的，正像不会为了能吃到一只兔子就去打猎一样。但是，既然随之而来的还有赞扬和金钱，那么，反对这些东西，正如把打到的兔子扔掉一样，也是很荒唐的。”他使读者也分享了创作的欢乐，所以《玛密恩》获得了同《行吟诗人》一样的成功。
《玛密恩》作于阿谢斯蒂尔，在别墅西边特维德河畔的大橡树下，以及紧靠庄园的皮尔农场中长满高大的白蜡树的一座小丘上。但是这部长诗的构思是他在乘马郊游时酝酿成熟的。长诗出版于1808年2月，受到《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的严厉批评。杰弗里天性虽然易受感动，但对浪漫主义的色彩却十分迟钝。他对自己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浪漫派诗人都不能做出如实的评价。他作为编辑，使得康斯特布尔出版的《爱丁堡评论》成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杂志，而他本人又是一个第一流的记者，所以他的文章也是杂志中的上乘之作。朋友们都很爱他，但那些受到他抨击的人却讨厌他。司各特和杰弗里关系相当融洽，所以杰弗里把自己对《玛密恩》的评论在付印之前给司各特看过。司各特写道：“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我们对自己的行当更不在意的批评家和作者了，所以我们一起吃了饭，而且就即将发表的对我的鞭挞开了许多玩笑。”并且补充说，他相信“杰弗里与其说是要鞭挞罪犯，不如说是想用鞭子的噼啪声来取悦于公众。”
评论发表的那天恰好司各特夫妇请杰弗里吃饭，杰弗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司各特一见面就使他的种种担心烟消云散，而夏洛特却并不那么宽容大度。女主人的身份使她在席间遵守礼仪，可是在客人告辞时，她终于发泄出来了：“好吧，祝您晚安，杰弗里先生。我听说您在《评论》上把司各特痛骂了一顿，所以我希望康斯特布尔先生至少会多付给您一些报酬。”她的反应，还有好心人的同情，可能对司各特发生了影响。司各特起初对批评是并不介意的。他给一个同情者写信说：“您别以为我会愚蠢到为杰弗里的评论而生气。如果我有这种癖好的话，我就绝不会提笔写作了，因为保持心境的平静比任何一部长诗和任何一篇评论都重要。不过，我像是一个大孩子（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大孩子），喜欢吹肥皂泡而自得其乐，却并不在乎它们是飞向天上，还是当即破灭。既然对我的长诗的批评或是褒奖都不能为我带来丝毫乐趣，那么责备，更不用说是友好的责备，绝不会触痛我，何况我绝不会为了世上的任何一部长诗的评论而抛弃一个学识渊博而且能直率陈词的友人的情谊。”
然而杰弗里对《玛密恩》的评论是司各特拒绝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一个因素。他就像在受到震伤时那样，当时毫无感觉，事后才感到疼痛。气愤的阴影无疑也落到了康斯特布尔头上，因为他是《爱丁堡评论》的出版人而且和杰弗里有牵连。康斯特布尔是一个杰出的人，如果他能够不经过中间人而长期同司各特直接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可以融洽得多。正像杰弗里是第一流的编辑一样，康斯特布尔是第一流的出版人，或者按当时的称呼叫书商。他起初开一爿小书店，靠了自己的精明强干很快就脱颖而出，开始自己出版书籍。他有见识，把指望放在司各特身上，愿意出1000基尼买《玛密恩》，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这么多钱，于是他请伦敦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合伙，均摊支出和利润。默里也很有远见，同意了他的请求。《玛密恩》的成功使司各特在康斯特布尔心目中的身价倍增，因此他答应出500英镑请司各特编一部斯威夫特选集，包括写一篇作者传记，这笔钱正好是司各特编德莱顿诗集收入的两倍。
司各特同意编斯威夫特选集时，康斯特布尔的合伙人是福法尔郡的一个嗜酒如命的地主，叫亚历山大·吉布森·汉特。他举止粗鄙，言语放肆，而在政治上推崇辉格党人。他咒骂司各特的思想保守，动辄告诫说司各特在完成斯威夫特文集的编选工作之前，没有权利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可不是同司各特相处的好办法。司各特的保守观点如同他干自己想干的事的决心一样坚定不移。司各特决定断绝同康斯特布尔出版所的关系。
另一个使司各特生气的原因是康斯特布尔出版的那份杂志所奉行的政策，这本杂志使康斯特布尔一直被人看成是一个著名的进步出版商。
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辉格党人反对派遣英**队到西班牙去参加1808—1814年的战争。更有甚者，他们走上了现在被称为“失败主义”
的道路，他们称赞拿破仑的英明，宣传法军是不可战胜的，要求“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而且预言如果不结束战争，英国就会爆发革命。这些在司各特看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背叛。他相信，只要拿破仑在欧洲称王称霸，就谈不上自由与和平；如果坚持进行西班牙战争，就能给拿破仑以致命的打击。司各特也明白，能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亚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
韦尔斯利取得了胜利，但陆军部的官僚们并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于是把他召回来。后来发生了科鲁尼亚战役。约翰·穆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一个出色的军官，但作为一名将军，他既缺乏韬略，勇气又不足：“如果韦尔斯利在场，我们原可以在索马塞拉附近就赢得这次战役，而马德里的居民就会扩大战胜者的队伍。”司各特希望韦尔斯利统率10000万大军到西班牙去；他甚至渴望自己也能去，可是他的妻子不愿意。
不过，到1809年军队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东西：韦尔斯利回到比利牛斯半岛任总司令，司各特在1811年欢呼道：“三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指望了。他是个有天才的汉子，一定能克服困难，摆脱偏见和军事陈规的束缚；他在我们的大多数将领表现得像一个军士，或者充其量像一个下级军官的地方，表明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将军。”
然而，在1808年，司各特由于对韦尔斯利和西班牙战争的态度，既遭到辉格党人的嘲笑，又受到托利党人的讥讽。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司各特只好停止订阅《爱丁堡评论》。他拒绝为这家杂志撰稿已有两年，现在则干脆不再读它了。这次的火气自然又是对着康斯特布尔：虽然为读者挑选文章的并不是他，可是发行这份杂志的毕竟是他。这一切都被另一个善于钻营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看在眼里，他认为，对《玛密恩》的评论加上一篇篇政治性文章一定会削弱司各特和康斯特布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约翰·默里有可乘之机。他知道要接近司各特最好是通过巴兰坦，于是决定让巴兰坦为他承印一些作品，然后亲自来到北方会见司各特。默里的主要目的是商谈出版一份新期刊来破坏《爱丁堡评论》的声望的问题。这个想法正合司各特的心意，虽然他拒绝了由他出任主编的建议，但却为实现这个想法而悉心尽力。他给朋友们写信，以求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给同意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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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密恩》作于阿谢斯蒂尔，在别墅西边特维德河畔的大橡树下，以及紧靠庄园的皮尔农场中长满高大的白蜡树的一座小丘上。但是这部长诗的构思是他在乘马郊游时酝酿成熟的。长诗出版于1808年2月，受到《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的严厉批评。杰弗里天性虽然易受感动，但对浪漫主义的色彩却十分迟钝。他对自己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浪漫派诗人都不能做出如实的评价。他作为编辑，使得康斯特布尔出版的《爱丁堡评论》成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杂志，而他本人又是一个第一流的记者，所以他的文章也是杂志中的上乘之作。朋友们都很爱他，但那些受到他抨击的人却讨厌他。司各特和杰弗里关系相当融洽，所以杰弗里把自己对《玛密恩》的评论在付印之前给司各特看过。司各特写道：“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我们对自己的行当更不在意的批评家和作者了，所以我们一起吃了饭，而且就即将发表的对我的鞭挞开了许多玩笑。”并且补充说，他相信“杰弗里与其说是要鞭挞罪犯，不如说是想用鞭子的噼啪声来取悦于公众。”
评论发表的那天恰好司各特夫妇请杰弗里吃饭，杰弗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司各特一见面就使他的种种担心烟消云散，而夏洛特却并不那么宽容大度。女主人的身份使她在席间遵守礼仪，可是在客人告辞时，她终于发泄出来了：“好吧，祝您晚安，杰弗里先生。我听说您在《评论》上把司各特痛骂了一顿，所以我希望康斯特布尔先生至少会多付给您一些报酬。”她的反应，还有好心人的同情，可能对司各特发生了影响。司各特起初对批评是并不介意的。他给一个同情者写信说：“您别以为我会愚蠢到为杰弗里的评论而生气。如果我有这种癖好的话，我就绝不会提笔写作了，因为保持心境的平静比任何一部长诗和任何一篇评论都重要。不过，我像是一个大孩子（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大孩子），喜欢吹肥皂泡而自得其乐，却并不在乎它们是飞向天上，还是当即破灭。既然对我的长诗的批评或是褒奖都不能为我带来丝毫乐趣，那么责备，更不用说是友好的责备，绝不会触痛我，何况我绝不会为了世上的任何一部长诗的评论而抛弃一个学识渊博而且能直率陈词的友人的情谊。”
然而杰弗里对《玛密恩》的评论是司各特拒绝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一个因素。他就像在受到震伤时那样，当时毫无感觉，事后才感到疼痛。气愤的阴影无疑也落到了康斯特布尔头上，因为他是《爱丁堡评论》的出版人而且和杰弗里有牵连。康斯特布尔是一个杰出的人，如果他能够不经过中间人而长期同司各特直接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可以融洽得多。正像杰弗里是第一流的编辑一样，康斯特布尔是第一流的出版人，或者按当时的称呼叫书商。他起初开一爿小书店，靠了自己的精明强干很快就脱颖而出，开始自己出版书籍。他有见识，把指望放在司各特身上，愿意出1000基尼买《玛密恩》，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这么多钱，于是他请伦敦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合伙，均摊支出和利润。默里也很有远见，同意了他的请求。《玛密恩》的成功使司各特在康斯特布尔心目中的身价倍增，因此他答应出500英镑请司各特编一部斯威夫特选集，包括写一篇作者传记，这笔钱正好是司各特编德莱顿诗集收入的两倍。
司各特同意编斯威夫特选集时，康斯特布尔的合伙人是福法尔郡的一个嗜酒如命的地主，叫亚历山大·吉布森·汉特。他举止粗鄙，言语放肆，而在政治上推崇辉格党人。他咒骂司各特的思想保守，动辄告诫说司各特在完成斯威夫特文集的编选工作之前，没有权利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可不是同司各特相处的好办法。司各特的保守观点如同他干自己想干的事的决心一样坚定不移。司各特决定断绝同康斯特布尔出版所的关系。
另一个使司各特生气的原因是康斯特布尔出版的那份杂志所奉行的政策，这本杂志使康斯特布尔一直被人看成是一个著名的进步出版商。
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辉格党人反对派遣英**队到西班牙去参加1808—1814年的战争。更有甚者，他们走上了现在被称为“失败主义”
的道路，他们称赞拿破仑的英明，宣传法军是不可战胜的，要求“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而且预言如果不结束战争，英国就会爆发革命。这些在司各特看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背叛。他相信，只要拿破仑在欧洲称王称霸，就谈不上自由与和平；如果坚持进行西班牙战争，就能给拿破仑以致命的打击。司各特也明白，能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亚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
韦尔斯利取得了胜利，但陆军部的官僚们并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于是把他召回来。后来发生了科鲁尼亚战役。约翰·穆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一个出色的军官，但作为一名将军，他既缺乏韬略，勇气又不足：“如果韦尔斯利在场，我们原可以在索马塞拉附近就赢得这次战役，而马德里的居民就会扩大战胜者的队伍。”司各特希望韦尔斯利统率10000万大军到西班牙去；他甚至渴望自己也能去，可是他的妻子不愿意。
不过，到1809年军队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东西：韦尔斯利回到比利牛斯半岛任总司令，司各特在1811年欢呼道：“三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指望了。他是个有天才的汉子，一定能克服困难，摆脱偏见和军事陈规的束缚；他在我们的大多数将领表现得像一个军士，或者充其量像一个下级军官的地方，表明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将军。”
然而，在1808年，司各特由于对韦尔斯利和西班牙战争的态度，既遭到辉格党人的嘲笑，又受到托利党人的讥讽。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司各特只好停止订阅《爱丁堡评论》。他拒绝为这家杂志撰稿已有两年，现在则干脆不再读它了。这次的火气自然又是对着康斯特布尔：虽然为读者挑选文章的并不是他，可是发行这份杂志的毕竟是他。这一切都被另一个善于钻营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看在眼里，他认为，对《玛密恩》的评论加上一篇篇政治性文章一定会削弱司各特和康斯特布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约翰·默里有可乘之机。他知道要接近司各特最好是通过巴兰坦，于是决定让巴兰坦为他承印一些作品，然后亲自来到北方会见司各特。默里的主要目的是商谈出版一份新期刊来破坏《爱丁堡评论》的声望的问题。这个想法正合司各特的心意，虽然他拒绝了由他出任主编的建议，但却为实现这个想法而悉心尽力。他给朋友们写信，以求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给同意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