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语调（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的是，他也在为自己早中期语调上的破折号功能寻找存在理由。破折号在鲁迅文字中的大面积出现，已经先在地证明了，他的语调在坚决排斥中国的传统语调。他已经明白了：语法的不精密，最终导致的是逻辑的脆弱。中国古老语调的老年嘴脸，倡导的就是弗莱所说的那种老年智慧－－强调一种经验逻辑。《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几种不同形态的事件之间，会有什么样可靠的逻辑承传。老年智慧的核心就是不可更改的经验逻辑。尽管它是一种手工作坊阶段的逻辑形式，有着相当的原始初民的思维色彩，但他的坚定性却是预先的。这正如一个孩子尽管不饿，只是哭着说“我要苹果”，却根本不需要论证他为什么要吃苹果一样，中国语调带出的逻辑形式只说出结果，顶多胡乱给自己的结果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爸爸”理由，但永远不顾理由和结果之间的任何通道是否有效。鲁迅式破折号正是在这一点上打破了中国的传统语调，以它天然带出来的犹豫和口吃（即怀疑）。
３ 本地语调……
中国老年语调的种种特质（苍凉，沉重，坚定）与鲁迅的语调之间，明显构成了非常强烈的冲突。这首先是基于中国的语调是不允许被怀疑的。不幸的是，鲁迅式破折号带来的扭结质地，引出的恰恰是他的广泛怀疑。怀疑主义语调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中国正宗语调的威逼利诱下，怀疑的语气要么发不出来，要么那个表达怀疑语气的问号（？）肯定会被抹去，无论是被别人的刀斧抹去，还是自我抹去。屈原在《天问》中对生命本体的茫然，继而投江死去；李贽在《焚书》里给了儒家经典一种有限度的结巴性解释，最后只好在狱中割脉自绝于中国文化；吕留良因为怀疑清人的正宗统治地位，引述同样被清人遵从的儒家经典给予反驳，结果落得了满门抄斩和自己被鞭尸的可叹下场……，凡此种种，都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正宗语调和怀疑主义语调之间的冲突，贡献出了可以分析的绝好样本。破折号赠送给鲁迅的怀疑精神，由于时代的不同，恰好又有着幸运的一面：正是它，使鲁迅的语调和他身处的时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鲁迅的语调充满着苍凉、激愤、讽刺、反讽、强硬和偶尔的高音量。上述种种的和合，与一个怀疑的时代刚好吻合。后人们往往称鲁迅为战士，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依然指的是鲁迅的特有语调。无论是他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还是他怒不可遏的骂人，他语调上多种特质依靠不同的比例的相互转换，实际上为战士形像的生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夹在两个横杠之间的文字体现出的种种特色，实际上都促成了这一切的自然到来。鲁迅的“战士”身份，最终将要落实到语调上来考察，因为他毕竟还不是一位靠“打”，而是一位靠“说”的“战士”。
尽管破折号给鲁迅带来了特殊的语调和音势，在骨子里，它仍然是一种本地语调：它和正宗的中国语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正如鲁迅所说的，抓住自己的头发不可能飞离地球，他本人也无法彻底逃脱中国老年语调对自己的规范。正是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后果。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青年时代，梁启超把它呼之为“少年中国”，并总结出了该“少年中国”的种种特质和希望所在，给了“少年中国”一个英气勃发的虚拟形像（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鲁迅的苍凉语调，和这个号称“少年中国”的整体语境是不相容的。在广泛的怀疑主义的指引下，整个中国在那时出现了新兴的迹象，一代人在对中国正宗语调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后，很幸运，他们找到了自以为可以相信、值得尊崇的东西，一忽而是进化论，一忽而是实用主义，一忽而又是三民主义，一忽而又来了社会主义……，各种理想走马灯笼般相继登场亮相，各有各的忠实信徒。五四一代的语调是高亢的、青春勃发式的，在怀疑之中蕴涵着深深的“信”。郭沫若的大声吼叫，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方面既不允许中国传统语调正宗传人有反驳余地的豪迈宣言，一方面勇猛绝伦地拼命向前，宣告了光明的境地、可以信赖的境地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趣的是，郭沫若等人也非常喜欢使用破折号（《女神》中破折号就比比皆是），但他们的破折号却有着如下的双重性质：既宣告了旧有事物的破产，甚至不值得与之争辩，又宣告了未来的方向。这毋宁是说，五四一代破折号的真正用途是省略和预示。所谓省略，就是以轻蔑的态度一笔勾销几千年来的老年语调；所谓预示，就是破折号有如一个箭头，它指明的正是使用破折号那一帮人的前进方向。那是一块路碑，一个指示牌，一个乐观的音符，浑身洋溢着充沛的力气，也是一个音量渐次增高的指示符，是从勃起的身体上斩下的一段**，它的生命力之强，音量之高，仿佛离开了母体依然能够充沛的行走。它没有犹豫和口吃，更没有苍老和激愤，甚至连怀疑的语调也早已被掩盖……破折号给早中期的鲁迅（１９２７年以前）带来的游弋、飘忽、动荡和怀疑，不只是怀疑中国传统的老年语调，同时也怀疑自己时代的青春语气。因此，他在诉说希望时，和郭沫若、胡适等人相反，使用的是鲁迅牌破折号天然就带出来的犹豫和口吃的音势。鲁迅说，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也出乎自己本意地凭空在夏瑜的坟前，安放了一个无主名的花环（《呐喊·自序》，《呐喊·药》）。这就是说，他在有意破坏鲁迅式破折号的原始功能。但鲁迅对自己的破坏很快就被证明是不会成功的。正如我们早已看见的那样，他很快就沿着破折号指引的方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曾经爆发过的革命文学之争，革命文学对鲁迅的围追堵截，并把他称作是封建遗老遗少的同盟，这尽管可能会有偏差，但也确实道明了，鲁迅式破折号根本就不是郭沫若式破折号的同志。以谁是谁非去讨论那场公案，在今天看来意义不会太大，也不是这里要讨论的。
尽管本地语调和中国传统语调有冲突，但鲁迅本地语调的老年色彩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苍老、暗哑的音势，构成了和时代语调为敌的真面目。在“革命文学”大争论中，几乎所有的青年作家、革命作家都把鲁迅看作是他们的“绊脚石”、“拦路虎”和最大的反动派，坦率地说，并不全是无的放失。在任何他的同辈或同时代人觉得值得信赖的地方，他都会在破折号的指引下，以弗莱所谓老年的智慧给否定掉，至少也是保持怀疑。鲁迅不是时代的代表，而是他那个时代的敌人和叛徒。从语调的角度看，这个结论来得更加正确无比。本地语调中和中国语调相一致的那部份，有着饱经沧桑因而能够看穿一切的秉性，它可以对一切在别人看来可信的东西中，发现出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既给鲁迅带来了力量，使他的目光有着异乎寻常的洞穿力，也给他带去了终身的痛苦。他的全部言说，的确是在破折号的指引下，对任何问题都采取了看似贴近，实则游离和不信任的斜视，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老年的腔调。
本地语调真实的表明了，鲁迅的秋天过早地来到了他身上；在别人准备收获的季节里，他只是在以讥讽的眼光暗自打量别人的收获，并用老年的语调说出来。鲁迅的秋天没有累累的果实，有的仅是秋天高而且远并且萧条的天空，那里空无一物，却回荡着一个饱经沧桑者的苍老语调：
赤脚从空中走过，有如你的大部份光阴：为瘦小的双手系紧铁鞋用睡眼消磨战争和夏季。樱桃为他而泣血。（保罗·策兰）４ 伪冲突……
本地语调毕竟有着和传统语调相背离的特质，那就是他的怀疑色彩。鲁迅牌破折号与郭沫若辈破折号之间的冲突是：后者也怀疑，但它既省略掉了怀疑，或者掩盖了怀疑，或者不屑于怀疑，所有的动作只是为了“信”；前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怀疑，而且不仅是怀疑传统语调，也怀疑时代的青春语调，而且这种怀疑特质带来的最终结果还是对自己的怀疑。郭沫式史破折号很少具有自我怀疑的精神，它的所指是传统与时代，尽管这有着非常隐秘的神色。
胡里奥·科塔萨尔在解释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我的真正目的是要证明末一项事业的失败而不是成功。有理由认为，这也是鲁迅的口气。鲁迅的一生，都在曲曲折折地证明着失败，他没有能力看见胜利。－－这才是本地语调的实质。他语调上的苍老、沉重，都和这一实质有关。鲁迅是一个失败者，这是鲁迅的悲惨之处。本雅明说过，理解卡夫卡的准确途径是把他当作一位失败者。理解鲁迅也一样。比起卡夫卡来，鲁迅无疑更加悲惨：因为前者是承认失败，并且乐于失败；后者是不堪失败，在忍受失败，在用苍老的语调诉说失败。失败是鲁迅的痛苦之物，却刚好是卡夫卡的亲和之物。
所以，鲁迅的语调从破折号开始，他的犹豫、口吃，归根到底是和失败的生命相吻合的。因为他不像卡夫卡那样信仰失败，而是尽可能地摆脱失败。我们都看见了，失败哪里是他说摆脱就能够摆脱得了的呢？就是这个隐秘的心理动因，使１９２７年前的鲁迅，在破折号的牵引下，产生的过多的犹豫、口吃、战战兢兢、怀疑一切也怀疑自己的本地语调，很快转渡为宁可怀疑一切，却独独不准备怀疑自己怀疑式的激昂语调。鲁迅的语调开始真正成为和正宗语调从骨子里就相一致的本地语调：因为正宗的传统语调除了排斥、怀疑别人的语调，只相信自己的正确。本地语调和传统语调之间的冲突，在鲁迅写作生涯的晚期（１９２７年以后）只能是一种伪冲突。这种伪冲突的确瞒过了许多人，这中间甚至包括了大量依靠鲁迅混饭吃的研究者，他们以为鲁迅始终是一位坚定的反传统者，却没有发现，鲁迅和传统在血缘上有着难以分割的纽带。“伪冲突”是鲁迅为我们设置的众多难以察觉的迷宫中的一座，有着威廉·梅瑞狄斯（WilliamMeredith）所谓的“狡猾的智慧”的面孔。这在鲁迅那里是一件辛酸的事情。我曾经说过，尽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有关人生价值的集体性真理，但必定会有有关个人人生价值方面的信仰。这是肉身的必然要求。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信仰都是必须在场的。这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可信之物－－哪怕只对自己有效－－**才能寄居下去。**反对怀疑一切。怀疑一切的结果注定会是死路一条。对于这一点，鲁迅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说，虽然自己也是并不可信的，但在所有不可信之物中，还是信任我自己吧。的确，他就是这么说的。鲁迅对那么多人与事的猛烈攻击、刻薄嘲讽，都经过了这一基准线的丈量。
鲁迅的语调最终走回了传统的中国语调，而这一点，他是通过对自己独有的破折号进行彻底的反动来达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式破折号从此会走上狄金生式的或郭沫若式的。他依然是鲁迅式的：提高音量，毫不犹豫地怀疑一切，把自己当作唯一正确或接近唯一正确的标准，用老年智慧的语调指斥他人，教训他人－－这一点，在鲁迅的晚年（可从１９２７年算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原始意义上的破折号在鲁迅那里不复存在，随着结巴、犹豫的离去，本地语调却得以最终成型了。本地语调最伟大的版本体现在这句话里：“一个也不宽恕”。这等于是说，除了自己（最好是除了自己），每一个他曾经教训过的人都是不可以被原谅的。伟大的普伯曾经说过，犯错误的是人，原谅人的永远只能是上帝。鲁迅已经摆出一副教主的身份了，并且完好无缺地把它保持到了临终之前。
破折号在鲁迅那里已经和原始意义上的功能发生了大逆转：夹在两个横杠之间的文字，曾经表征出了鲁迅在偏执、激愤之中暗含的自我怀疑，但越到晚年他越加稀少地赋予给它那样的功能。破折号指引的方向，最终也是指向了自己－－自己的正确，而不是自我怀疑。仿佛一个挑起拇指指着自己鼻子的人，这究竟是夸耀，还是表达自己的绝对正确和毋庸置疑？那个破折号如同郭沫若式破折号一样，最终指明了一条唯一可去的方向，它仍然是一张指示牌，一块路碑，只不过是方向不同罢了。也如同狄金生式的破折号，快速省略了许多外部风景、他者的正确、对话的必要性，把最后一块可信的地盘留给了自己。但鲁迅式破折号最终都采取了对郭沫若式、狄金生式破折号所指方向的省略。在无奈之际，鲁迅只好把他一己的肉身对信仰的要求，情急之下终于转换为准真理。
从个人信仰到集体真理的转渡（真理意味着大家都必须遵从），依靠的正是对隐喻意义上的破折号原始功能（犹豫，口吃）的逆转。我们长期以来都误解了鲁迅，以为鲁迅标明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但我们往往忽略了，鲁迅破折号的箭头究竟是指向了谁。好在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把鲁迅当过中国文化的方向。曾经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杂文时代、还需不需要杂文的大讨论以偃旗息鼓而告终，说明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不管是谁的杂文，总有人会讨厌的。我们对鲁迅的态度，向来都是“叶公”对“龙”的态度。面对此情此景，有多少人能够笑出声来？真理是从来都不存在的，不管是以怎样激愤的高音量说出它来，也不管用如何高亢的语调把它甩向我们。
由于破折号的减损，鲁迅本地语调的霸道性也就生成了。许多人把这种霸道性误认为勇敢、勇猛绝伦和坚定。其实这都不错：希特勒在他自认为毋庸置疑的法西斯主义的指引下，一个犹太人也不宽恕，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勇敢、坚定和勇猛绝伦吗？语调的霸道，一有可能，也就是说，机会一旦成熟，很快就能转化为毁灭性的暴力。如果不信，你可以去地狱中访问一下专事话语权利分析的米歇尔·福科。而这方面的实例，的确是多得不可计算了。
我们从小都听说过，中国是礼仪之邦，最讲究中庸之道，所以汉语中的声音从来都是在从容地迈着四方步。情形从来都不是这样，汉语的偏执、霸道成份，一开始就带来了排斥异己的音势，中庸之道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一种漂亮的修辞。当年董仲舒上书皇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究竟还有没有一丝中庸之道的痕迹？难道中庸之道不正大写在他的儒术中？本地语调正是在苍老、沉重和霸道的秉性上，最终和传统语调达到了一致，尽管这一点在鲁迅那里很晚才成型，尽管他也曾经使用过破折号，希图给自己的语调输入异质的犹豫、结巴。我想说，他失败了，他从另一个意义上成为了中国语调的同盟，尽管这看起来非常可疑。
我说过，一个人饱经沧桑而后能成为诗人，这是诗人的幸运；一个人饱经沧桑而后能成为充满爱意的诗人，无疑就是诗的幸运了。后一个“幸运”一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语调中最为缺乏的音色。杜甫被后人所尊敬，往往被看作是因为他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诗人笔下孤儿寡母的哭声和对这一切的哽咽语调，人们大多忘记了，只成为他们的研究中旁逸斜出的一笔。是杜甫而不是其他人更大程度地修改了传统语调，这是很多号称研究家的人没有看清楚的，他们对杜甫的吹捧，具有非常可疑的、暧昧的色彩。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许多人在赞扬鲁迅时，有必要把他的本地语调，尤其是其中的霸道性放在一块儿大加赞扬吗？
３ 本地语调……
中国老年语调的种种特质（苍凉，沉重，坚定）与鲁迅的语调之间，明显构成了非常强烈的冲突。这首先是基于中国的语调是不允许被怀疑的。不幸的是，鲁迅式破折号带来的扭结质地，引出的恰恰是他的广泛怀疑。怀疑主义语调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中国正宗语调的威逼利诱下，怀疑的语气要么发不出来，要么那个表达怀疑语气的问号（？）肯定会被抹去，无论是被别人的刀斧抹去，还是自我抹去。屈原在《天问》中对生命本体的茫然，继而投江死去；李贽在《焚书》里给了儒家经典一种有限度的结巴性解释，最后只好在狱中割脉自绝于中国文化；吕留良因为怀疑清人的正宗统治地位，引述同样被清人遵从的儒家经典给予反驳，结果落得了满门抄斩和自己被鞭尸的可叹下场……，凡此种种，都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正宗语调和怀疑主义语调之间的冲突，贡献出了可以分析的绝好样本。破折号赠送给鲁迅的怀疑精神，由于时代的不同，恰好又有着幸运的一面：正是它，使鲁迅的语调和他身处的时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鲁迅的语调充满着苍凉、激愤、讽刺、反讽、强硬和偶尔的高音量。上述种种的和合，与一个怀疑的时代刚好吻合。后人们往往称鲁迅为战士，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依然指的是鲁迅的特有语调。无论是他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还是他怒不可遏的骂人，他语调上多种特质依靠不同的比例的相互转换，实际上为战士形像的生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夹在两个横杠之间的文字体现出的种种特色，实际上都促成了这一切的自然到来。鲁迅的“战士”身份，最终将要落实到语调上来考察，因为他毕竟还不是一位靠“打”，而是一位靠“说”的“战士”。
尽管破折号给鲁迅带来了特殊的语调和音势，在骨子里，它仍然是一种本地语调：它和正宗的中国语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正如鲁迅所说的，抓住自己的头发不可能飞离地球，他本人也无法彻底逃脱中国老年语调对自己的规范。正是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后果。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青年时代，梁启超把它呼之为“少年中国”，并总结出了该“少年中国”的种种特质和希望所在，给了“少年中国”一个英气勃发的虚拟形像（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鲁迅的苍凉语调，和这个号称“少年中国”的整体语境是不相容的。在广泛的怀疑主义的指引下，整个中国在那时出现了新兴的迹象，一代人在对中国正宗语调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后，很幸运，他们找到了自以为可以相信、值得尊崇的东西，一忽而是进化论，一忽而是实用主义，一忽而又是三民主义，一忽而又来了社会主义……，各种理想走马灯笼般相继登场亮相，各有各的忠实信徒。五四一代的语调是高亢的、青春勃发式的，在怀疑之中蕴涵着深深的“信”。郭沫若的大声吼叫，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方面既不允许中国传统语调正宗传人有反驳余地的豪迈宣言，一方面勇猛绝伦地拼命向前，宣告了光明的境地、可以信赖的境地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趣的是，郭沫若等人也非常喜欢使用破折号（《女神》中破折号就比比皆是），但他们的破折号却有着如下的双重性质：既宣告了旧有事物的破产，甚至不值得与之争辩，又宣告了未来的方向。这毋宁是说，五四一代破折号的真正用途是省略和预示。所谓省略，就是以轻蔑的态度一笔勾销几千年来的老年语调；所谓预示，就是破折号有如一个箭头，它指明的正是使用破折号那一帮人的前进方向。那是一块路碑，一个指示牌，一个乐观的音符，浑身洋溢着充沛的力气，也是一个音量渐次增高的指示符，是从勃起的身体上斩下的一段**，它的生命力之强，音量之高，仿佛离开了母体依然能够充沛的行走。它没有犹豫和口吃，更没有苍老和激愤，甚至连怀疑的语调也早已被掩盖……破折号给早中期的鲁迅（１９２７年以前）带来的游弋、飘忽、动荡和怀疑，不只是怀疑中国传统的老年语调，同时也怀疑自己时代的青春语气。因此，他在诉说希望时，和郭沫若、胡适等人相反，使用的是鲁迅牌破折号天然就带出来的犹豫和口吃的音势。鲁迅说，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也出乎自己本意地凭空在夏瑜的坟前，安放了一个无主名的花环（《呐喊·自序》，《呐喊·药》）。这就是说，他在有意破坏鲁迅式破折号的原始功能。但鲁迅对自己的破坏很快就被证明是不会成功的。正如我们早已看见的那样，他很快就沿着破折号指引的方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曾经爆发过的革命文学之争，革命文学对鲁迅的围追堵截，并把他称作是封建遗老遗少的同盟，这尽管可能会有偏差，但也确实道明了，鲁迅式破折号根本就不是郭沫若式破折号的同志。以谁是谁非去讨论那场公案，在今天看来意义不会太大，也不是这里要讨论的。
尽管本地语调和中国传统语调有冲突，但鲁迅本地语调的老年色彩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苍老、暗哑的音势，构成了和时代语调为敌的真面目。在“革命文学”大争论中，几乎所有的青年作家、革命作家都把鲁迅看作是他们的“绊脚石”、“拦路虎”和最大的反动派，坦率地说，并不全是无的放失。在任何他的同辈或同时代人觉得值得信赖的地方，他都会在破折号的指引下，以弗莱所谓老年的智慧给否定掉，至少也是保持怀疑。鲁迅不是时代的代表，而是他那个时代的敌人和叛徒。从语调的角度看，这个结论来得更加正确无比。本地语调中和中国语调相一致的那部份，有着饱经沧桑因而能够看穿一切的秉性，它可以对一切在别人看来可信的东西中，发现出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既给鲁迅带来了力量，使他的目光有着异乎寻常的洞穿力，也给他带去了终身的痛苦。他的全部言说，的确是在破折号的指引下，对任何问题都采取了看似贴近，实则游离和不信任的斜视，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老年的腔调。
本地语调真实的表明了，鲁迅的秋天过早地来到了他身上；在别人准备收获的季节里，他只是在以讥讽的眼光暗自打量别人的收获，并用老年的语调说出来。鲁迅的秋天没有累累的果实，有的仅是秋天高而且远并且萧条的天空，那里空无一物，却回荡着一个饱经沧桑者的苍老语调：
赤脚从空中走过，有如你的大部份光阴：为瘦小的双手系紧铁鞋用睡眼消磨战争和夏季。樱桃为他而泣血。（保罗·策兰）４ 伪冲突……
本地语调毕竟有着和传统语调相背离的特质，那就是他的怀疑色彩。鲁迅牌破折号与郭沫若辈破折号之间的冲突是：后者也怀疑，但它既省略掉了怀疑，或者掩盖了怀疑，或者不屑于怀疑，所有的动作只是为了“信”；前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怀疑，而且不仅是怀疑传统语调，也怀疑时代的青春语调，而且这种怀疑特质带来的最终结果还是对自己的怀疑。郭沫式史破折号很少具有自我怀疑的精神，它的所指是传统与时代，尽管这有着非常隐秘的神色。
胡里奥·科塔萨尔在解释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我的真正目的是要证明末一项事业的失败而不是成功。有理由认为，这也是鲁迅的口气。鲁迅的一生，都在曲曲折折地证明着失败，他没有能力看见胜利。－－这才是本地语调的实质。他语调上的苍老、沉重，都和这一实质有关。鲁迅是一个失败者，这是鲁迅的悲惨之处。本雅明说过，理解卡夫卡的准确途径是把他当作一位失败者。理解鲁迅也一样。比起卡夫卡来，鲁迅无疑更加悲惨：因为前者是承认失败，并且乐于失败；后者是不堪失败，在忍受失败，在用苍老的语调诉说失败。失败是鲁迅的痛苦之物，却刚好是卡夫卡的亲和之物。
所以，鲁迅的语调从破折号开始，他的犹豫、口吃，归根到底是和失败的生命相吻合的。因为他不像卡夫卡那样信仰失败，而是尽可能地摆脱失败。我们都看见了，失败哪里是他说摆脱就能够摆脱得了的呢？就是这个隐秘的心理动因，使１９２７年前的鲁迅，在破折号的牵引下，产生的过多的犹豫、口吃、战战兢兢、怀疑一切也怀疑自己的本地语调，很快转渡为宁可怀疑一切，却独独不准备怀疑自己怀疑式的激昂语调。鲁迅的语调开始真正成为和正宗语调从骨子里就相一致的本地语调：因为正宗的传统语调除了排斥、怀疑别人的语调，只相信自己的正确。本地语调和传统语调之间的冲突，在鲁迅写作生涯的晚期（１９２７年以后）只能是一种伪冲突。这种伪冲突的确瞒过了许多人，这中间甚至包括了大量依靠鲁迅混饭吃的研究者，他们以为鲁迅始终是一位坚定的反传统者，却没有发现，鲁迅和传统在血缘上有着难以分割的纽带。“伪冲突”是鲁迅为我们设置的众多难以察觉的迷宫中的一座，有着威廉·梅瑞狄斯（WilliamMeredith）所谓的“狡猾的智慧”的面孔。这在鲁迅那里是一件辛酸的事情。我曾经说过，尽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有关人生价值的集体性真理，但必定会有有关个人人生价值方面的信仰。这是肉身的必然要求。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信仰都是必须在场的。这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可信之物－－哪怕只对自己有效－－**才能寄居下去。**反对怀疑一切。怀疑一切的结果注定会是死路一条。对于这一点，鲁迅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说，虽然自己也是并不可信的，但在所有不可信之物中，还是信任我自己吧。的确，他就是这么说的。鲁迅对那么多人与事的猛烈攻击、刻薄嘲讽，都经过了这一基准线的丈量。
鲁迅的语调最终走回了传统的中国语调，而这一点，他是通过对自己独有的破折号进行彻底的反动来达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式破折号从此会走上狄金生式的或郭沫若式的。他依然是鲁迅式的：提高音量，毫不犹豫地怀疑一切，把自己当作唯一正确或接近唯一正确的标准，用老年智慧的语调指斥他人，教训他人－－这一点，在鲁迅的晚年（可从１９２７年算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原始意义上的破折号在鲁迅那里不复存在，随着结巴、犹豫的离去，本地语调却得以最终成型了。本地语调最伟大的版本体现在这句话里：“一个也不宽恕”。这等于是说，除了自己（最好是除了自己），每一个他曾经教训过的人都是不可以被原谅的。伟大的普伯曾经说过，犯错误的是人，原谅人的永远只能是上帝。鲁迅已经摆出一副教主的身份了，并且完好无缺地把它保持到了临终之前。
破折号在鲁迅那里已经和原始意义上的功能发生了大逆转：夹在两个横杠之间的文字，曾经表征出了鲁迅在偏执、激愤之中暗含的自我怀疑，但越到晚年他越加稀少地赋予给它那样的功能。破折号指引的方向，最终也是指向了自己－－自己的正确，而不是自我怀疑。仿佛一个挑起拇指指着自己鼻子的人，这究竟是夸耀，还是表达自己的绝对正确和毋庸置疑？那个破折号如同郭沫若式破折号一样，最终指明了一条唯一可去的方向，它仍然是一张指示牌，一块路碑，只不过是方向不同罢了。也如同狄金生式的破折号，快速省略了许多外部风景、他者的正确、对话的必要性，把最后一块可信的地盘留给了自己。但鲁迅式破折号最终都采取了对郭沫若式、狄金生式破折号所指方向的省略。在无奈之际，鲁迅只好把他一己的肉身对信仰的要求，情急之下终于转换为准真理。
从个人信仰到集体真理的转渡（真理意味着大家都必须遵从），依靠的正是对隐喻意义上的破折号原始功能（犹豫，口吃）的逆转。我们长期以来都误解了鲁迅，以为鲁迅标明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但我们往往忽略了，鲁迅破折号的箭头究竟是指向了谁。好在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把鲁迅当过中国文化的方向。曾经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杂文时代、还需不需要杂文的大讨论以偃旗息鼓而告终，说明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不管是谁的杂文，总有人会讨厌的。我们对鲁迅的态度，向来都是“叶公”对“龙”的态度。面对此情此景，有多少人能够笑出声来？真理是从来都不存在的，不管是以怎样激愤的高音量说出它来，也不管用如何高亢的语调把它甩向我们。
由于破折号的减损，鲁迅本地语调的霸道性也就生成了。许多人把这种霸道性误认为勇敢、勇猛绝伦和坚定。其实这都不错：希特勒在他自认为毋庸置疑的法西斯主义的指引下，一个犹太人也不宽恕，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勇敢、坚定和勇猛绝伦吗？语调的霸道，一有可能，也就是说，机会一旦成熟，很快就能转化为毁灭性的暴力。如果不信，你可以去地狱中访问一下专事话语权利分析的米歇尔·福科。而这方面的实例，的确是多得不可计算了。
我们从小都听说过，中国是礼仪之邦，最讲究中庸之道，所以汉语中的声音从来都是在从容地迈着四方步。情形从来都不是这样，汉语的偏执、霸道成份，一开始就带来了排斥异己的音势，中庸之道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一种漂亮的修辞。当年董仲舒上书皇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究竟还有没有一丝中庸之道的痕迹？难道中庸之道不正大写在他的儒术中？本地语调正是在苍老、沉重和霸道的秉性上，最终和传统语调达到了一致，尽管这一点在鲁迅那里很晚才成型，尽管他也曾经使用过破折号，希图给自己的语调输入异质的犹豫、结巴。我想说，他失败了，他从另一个意义上成为了中国语调的同盟，尽管这看起来非常可疑。
我说过，一个人饱经沧桑而后能成为诗人，这是诗人的幸运；一个人饱经沧桑而后能成为充满爱意的诗人，无疑就是诗的幸运了。后一个“幸运”一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语调中最为缺乏的音色。杜甫被后人所尊敬，往往被看作是因为他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诗人笔下孤儿寡母的哭声和对这一切的哽咽语调，人们大多忘记了，只成为他们的研究中旁逸斜出的一笔。是杜甫而不是其他人更大程度地修改了传统语调，这是很多号称研究家的人没有看清楚的，他们对杜甫的吹捧，具有非常可疑的、暧昧的色彩。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许多人在赞扬鲁迅时，有必要把他的本地语调，尤其是其中的霸道性放在一块儿大加赞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