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王朔看鲁迅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张梦阳
（一）王朔挺可爱。不是读了他的近作《我看鲁迅》之后才产生这种感觉，早在十余年前邂逅相遇时就觉得王朔可爱了。
那是1988年秋天的事了，我正为作家出版社翻译《中国人气质》一书，一次走到文联大楼前边，见一位瘦小精悍、穿身仔服的小伙子正推着辆自行车跟三、四个青年男女说话，一位高个儿年轻人背着挎包经过，问小伙子来做什么，小伙子指指大楼不无得意地说："作家出版社给出本书！"又问道："你来干什么？"那年轻人说："来给你写评论。"小伙子立即兴高采烈，扬起手臂高声喊道："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
一时间，我不禁哑然失笑，纳闷这样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作家出版社出书，又坦然请评论者说好点儿。到了出版社跟《中国人气质》的责任编辑懿翎女士提起此事，懿翎拿过一本王朔的书，让我看像片，我方才恍然大悟，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原来那位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朔！
后来我与文学研究所的同事谈起此奇遇，并学着王朔的姿态喊："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我又不禁肃然，感到王朔挺可爱：其实作家们是无不愿意评论家把自己的作品说得好点儿的，然而又都不愿说出口，往往还要拐弯抹角地假意谦虚一番，请人多多批评、哂笑等等。然而倘若真有尖锐的批评，则立刻暴跳如雷，恨不得置批评者于死地。王朔则不然，坦然请人说好点儿，倘若人家说不好，批评尖锐点儿，也没见他怎样气急败坏。做到这点，在虚伪之风笼罩文坛的时候是大为不易的。
读了《我看鲁迅》之后，更觉得王朔可爱，就在于王朔以坦然之心谈出了坦诚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不尽然正确，却是真心所想的。
（二）
其实，《我看鲁迅》是最应该激怒我的。王朔文后有言："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上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而我目前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员中唯一一个专"吃鲁迅饭"的，要扇，我当然首当其冲，无法脱逃。而我既不会恼怒，也不想脱逃，反会因为终于见到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鲁迅先生而庆幸，即便被扇得两颊红肿，**辣地疼，也无半点怨言，并会因为终于亲眼见到了毕生景仰的先生，亲聆他的教诲而兴奋不已。原因在于我之所以"吃鲁迅饭"，并不图这碗饭好吃或易吃，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倒是准备吃苦受罪的。事实上，鲁迅这碗饭并不好吃，而且越来越难吃，吃下去只会越来越穷，越来越苦。但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吃"下去，并在1988年秋天广州鲁迅研究会议上就表示过："即便有一天，研究鲁迅的人要坐牢，杀头，也会坚持下去！并会更加坚定！"1999年秋天上海东方电视台拍电视片《鲁迅》采访我时，我又重申了这一立场。所以，为谒见鲁迅先生而付出被扇耳光的代价是甘心情愿、求之不得的。
这耳光也是应该扇的，对此我早有同感。不仿摘引一段拙文《悟己为奴与立人》中的话予以说明："1995年在张家界召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敦促下终吐真言：'80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仅占5%，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1%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
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学养有素、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悟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
有人指责我说："这不是连你自己也否定了吗？"我答道："我正是在反思自我、否定自我中，联想到了整个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回想起自己长期以来让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在奴性磨盘上苦苦劳作的情景，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痛感必须首先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然后才谈得上开始真正的研究和写作。
（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一笔抹杀80多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实际上，鲁迅研究无论在著作整理、史实考证，还是在研究的深广度上都是其他作家研究无法比拟的。到如今，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前面的统计算来，足有一百篇谈出了真见，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字了。而且鲁迅研究还日益显现出了强大的后劲，到世纪之末仍屡有别开生面的新作推出，并展现出远大的前景。鲁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而越来越耐得住咀嚼，其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含金量。
鲁迅研究正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的。王朔提出的"鲁迅有什么思想？"的问题，正切中了鲁迅研究的肯綮。王朔讲得很中肯："我觉得自己挺可悲的，那么痴心地笃信过很多不甚了了的东西，其实不明真相，还在那里磕头如捣蒜，就怕别人说自己浅薄。"
这种心态很像《皇帝的新衣》所描绘的：明明没看到什么新衣，但怕别人说自己不聪明，又怕触怒龙颜，而胡夸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屡屡论个不停的什么鲁迅的思想发展、世界观转变，什么"进化论"、"阶级论"、三个"家"等等，其实并非鲁迅本人的思想，而是别人对他的评价，即使这个评价多么伟大，也不能代替鲁迅本人的独特思想。很多年来，所谓鲁迅思想研究就是在这?“不甚了了"、"不明真相"、却又"磕头如捣蒜"、假"玩深沉"中过来的。新时期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鲁迅研究界才开始走出这个"怪圈"，不再满足于对钦定的评价进行诠释，而开始寻找属于鲁迅本人的原创性、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思想。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这一观点是由我的老学兄、著名鲁迅研究家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钱理群、王富仁先生又进行了卓越的阐发，林非先生则在力作《鲁迅和中国文化》中从文化底蕴上作了空前深厚、透辟的阐析。8、90年代之交，青年鲁迅研究家汪晖又从精神结构和"历史中间物"的高度对鲁迅的人学思想予以了崭新的论述。汪晖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新观点，而在于从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上扭转了鲁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习惯性思维定势，震撼了只满足于诠释、印证的奴性思想窠臼，使鲁迅研究开始了精神独立的历程。因而其意义绝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界，已经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鲁迅研究与中国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精神独立、思想解放，鲁迅研究必蓬勃；精神萎靡、思想禁锢，鲁迅研究必扭曲。值得令人鼓舞的是在20世纪之末，鲁迅研究界又出现了一本继汪晖之后再开新生面的力著，这就是青年哲学家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进一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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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朔挺可爱。不是读了他的近作《我看鲁迅》之后才产生这种感觉，早在十余年前邂逅相遇时就觉得王朔可爱了。
那是1988年秋天的事了，我正为作家出版社翻译《中国人气质》一书，一次走到文联大楼前边，见一位瘦小精悍、穿身仔服的小伙子正推着辆自行车跟三、四个青年男女说话，一位高个儿年轻人背着挎包经过，问小伙子来做什么，小伙子指指大楼不无得意地说："作家出版社给出本书！"又问道："你来干什么？"那年轻人说："来给你写评论。"小伙子立即兴高采烈，扬起手臂高声喊道："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
一时间，我不禁哑然失笑，纳闷这样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作家出版社出书，又坦然请评论者说好点儿。到了出版社跟《中国人气质》的责任编辑懿翎女士提起此事，懿翎拿过一本王朔的书，让我看像片，我方才恍然大悟，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原来那位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朔！
后来我与文学研究所的同事谈起此奇遇，并学着王朔的姿态喊："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我又不禁肃然，感到王朔挺可爱：其实作家们是无不愿意评论家把自己的作品说得好点儿的，然而又都不愿说出口，往往还要拐弯抹角地假意谦虚一番，请人多多批评、哂笑等等。然而倘若真有尖锐的批评，则立刻暴跳如雷，恨不得置批评者于死地。王朔则不然，坦然请人说好点儿，倘若人家说不好，批评尖锐点儿，也没见他怎样气急败坏。做到这点，在虚伪之风笼罩文坛的时候是大为不易的。
读了《我看鲁迅》之后，更觉得王朔可爱，就在于王朔以坦然之心谈出了坦诚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不尽然正确，却是真心所想的。
（二）
其实，《我看鲁迅》是最应该激怒我的。王朔文后有言："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上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而我目前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员中唯一一个专"吃鲁迅饭"的，要扇，我当然首当其冲，无法脱逃。而我既不会恼怒，也不想脱逃，反会因为终于见到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鲁迅先生而庆幸，即便被扇得两颊红肿，**辣地疼，也无半点怨言，并会因为终于亲眼见到了毕生景仰的先生，亲聆他的教诲而兴奋不已。原因在于我之所以"吃鲁迅饭"，并不图这碗饭好吃或易吃，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倒是准备吃苦受罪的。事实上，鲁迅这碗饭并不好吃，而且越来越难吃，吃下去只会越来越穷，越来越苦。但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吃"下去，并在1988年秋天广州鲁迅研究会议上就表示过："即便有一天，研究鲁迅的人要坐牢，杀头，也会坚持下去！并会更加坚定！"1999年秋天上海东方电视台拍电视片《鲁迅》采访我时，我又重申了这一立场。所以，为谒见鲁迅先生而付出被扇耳光的代价是甘心情愿、求之不得的。
这耳光也是应该扇的，对此我早有同感。不仿摘引一段拙文《悟己为奴与立人》中的话予以说明："1995年在张家界召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敦促下终吐真言：'80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仅占5%，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1%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
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学养有素、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悟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
有人指责我说："这不是连你自己也否定了吗？"我答道："我正是在反思自我、否定自我中，联想到了整个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回想起自己长期以来让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在奴性磨盘上苦苦劳作的情景，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痛感必须首先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然后才谈得上开始真正的研究和写作。
（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一笔抹杀80多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实际上，鲁迅研究无论在著作整理、史实考证，还是在研究的深广度上都是其他作家研究无法比拟的。到如今，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前面的统计算来，足有一百篇谈出了真见，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字了。而且鲁迅研究还日益显现出了强大的后劲，到世纪之末仍屡有别开生面的新作推出，并展现出远大的前景。鲁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而越来越耐得住咀嚼，其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含金量。
鲁迅研究正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的。王朔提出的"鲁迅有什么思想？"的问题，正切中了鲁迅研究的肯綮。王朔讲得很中肯："我觉得自己挺可悲的，那么痴心地笃信过很多不甚了了的东西，其实不明真相，还在那里磕头如捣蒜，就怕别人说自己浅薄。"
这种心态很像《皇帝的新衣》所描绘的：明明没看到什么新衣，但怕别人说自己不聪明，又怕触怒龙颜，而胡夸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屡屡论个不停的什么鲁迅的思想发展、世界观转变，什么"进化论"、"阶级论"、三个"家"等等，其实并非鲁迅本人的思想，而是别人对他的评价，即使这个评价多么伟大，也不能代替鲁迅本人的独特思想。很多年来，所谓鲁迅思想研究就是在这?“不甚了了"、"不明真相"、却又"磕头如捣蒜"、假"玩深沉"中过来的。新时期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鲁迅研究界才开始走出这个"怪圈"，不再满足于对钦定的评价进行诠释，而开始寻找属于鲁迅本人的原创性、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思想。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这一观点是由我的老学兄、著名鲁迅研究家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钱理群、王富仁先生又进行了卓越的阐发，林非先生则在力作《鲁迅和中国文化》中从文化底蕴上作了空前深厚、透辟的阐析。8、90年代之交，青年鲁迅研究家汪晖又从精神结构和"历史中间物"的高度对鲁迅的人学思想予以了崭新的论述。汪晖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新观点，而在于从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上扭转了鲁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习惯性思维定势，震撼了只满足于诠释、印证的奴性思想窠臼，使鲁迅研究开始了精神独立的历程。因而其意义绝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界，已经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鲁迅研究与中国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精神独立、思想解放，鲁迅研究必蓬勃；精神萎靡、思想禁锢，鲁迅研究必扭曲。值得令人鼓舞的是在20世纪之末，鲁迅研究界又出现了一本继汪晖之后再开新生面的力著，这就是青年哲学家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进一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