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费厄泼赖”确该实行（2/2）

的。当我们翻开《三十六计》，扑面而来的是什么呢？“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偷梁换柱”、“指桑骂槐”、“上屋抽梯”及“美人计”、“苦肉计”等等。如果说这在军事上是斗智的表现，不含任何道德因素，那么如运用于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意味着什么？不幸的是，从鲁迅那个时代直至建国后都没有实行“费厄泼赖”的机会。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自不必说，**只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建国以后，又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梁漱溟承蒙开恩作为反面“教材”而当政协委员。更为“当惊世界殊”的是，五十年代“引蛇出洞”的“阳谋”，使几十万知识分子“戴帽”和流放。六十年代“无中生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引出全国大乱的劫难。王蒙在八十年代提出“费厄泼赖”的问题本意不错，但认为其实行的条件早已具备恐似不确。“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手段”是“费厄泼赖”的主要精神，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公平公开公正”。这种精神在奥运会在各类世界杯赛中是绝对要遵行的，否则又是“兴奋剂”又是“黑哨”，那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切违背“费厄泼赖”精神的都将是丑闻。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无疑也是进步的和有意义的。要光明正大，而不要阴谋诡计；要坦荡地服从真理，而不要勾心斗角。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实行了“费厄泼赖”，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就走上了正轨。然而，重要的是实行“费厄泼赖”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我以为一是在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没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驴象之争”，虽然他们之间也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但不会胜者就围剿，败者就暴动，非彻底消灭对方不可。谁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就将公之于众，带着耻辱下台。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如要置人于死地，无所谓手段了。二是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体制作基础。不言而喻，没有这一点就根本没有“光明正大的比赛”，也谈不上手段的正当与否了。鲁迅曾希望他的话过时，我也希望他的一些话过时。在社会生活中“费厄泼赖”确该快快地实行起来！现在要做的仍然是荡涤封建残余，实行社会改革，不断地营造出实行“费厄泼赖”的环境。这并非老生常谈，甭管什么阶级，中国的现实社会还没有那么先进吧。否则，除了体育竞赛以外，我们只能从成年人的童话——武侠小说中的张无忌、令狐冲们那里去窥探“费厄泼赖”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