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鲁 迅

    高远东

    读鲁迅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第一次读鲁迅，像多数同龄人一样是在文革时期；所读的第一篇作品，是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一件小事》。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的感受，除了觉得文风怪异，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因教师解释不当而对课文本身产生的反感。到了上中学，《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故乡》《祝福》几篇课文像《范进中举》一样，成为衷心喜爱的篇章，至今令我庆幸。上大学时倒没什么好讲的，那是70年代末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校园的早景之一，是遍地拖家带口的老三届在呀呀学英语。我虽然念的是中文系，吃完饭却总是找满校园张贴的《今天》《**》等民间刊物看。作为文革《圣经》的鲁迅，那时一方面为无知者唾弃，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启蒙之父的面目出现，激起青年、中年乃至老年人的狂热——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狂热。我则整日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现代派诗歌乃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乐不思蜀。看看鲁迅的诗，什么“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什么“桃花不及李花白”“花有花道理，我不懂”，正是所谓“战士”的“缺点”之类东西。83年读研究生，才第一次捧起《鲁迅全集》死读。宿舍弄得像《儒林外史》中鲁小姐的闺房，“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整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对我来讲，鲁迅著作中没有黄金屋，却有拆黄金屋；没有颜如玉，却有批颜如玉；没有千钟粟，却有克千钟粟——鲁迅把国人认可的世俗福乐统统拆解了，把普通人的人生美梦都打破了，却给了令我们陌生的东西。其中有大宗师的智慧，有墨子“遍从人而说之”的救世热情，有尼采提着鞭子逼人进步的执着，有稽阮的歌哭，有希腊悲剧，有瓦格纳，有摩罗诗力，有福柯哈柏玛斯，有战斗，也有休息……这些使人悚然惊觉的、百科全书式的存在，这个“虚拟的”却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血肉相连、神气贯通的世界，能锐利人的眼睛，敏感人的心灵，洗练人的头脑，强大人的力量，健全人的趣味，其功用我觉得近乎重造了一个“人”，鲁迅因此也就成为我心目中塑造现代中国人格和国格的真正的“国父”。

    鲁迅的精神确实像一个父亲，鲁迅之“仁”首先应从此出发理解，鲁迅之为“战士”也应首先从此出发理解。瞿秋白说鲁迅是莱谟斯，是吃野兽的乳汁长大的，但他对阻碍新中国前途的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兴风狂啸”，却是为了“小于菟”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看看那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看看《我之节烈观》，鲁迅几乎在代全中国的父亲设计，代全世界的男子谋划，而他采取的行动，便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一种《隋唐演义》中手托千斤闸的无名英雄的作为。当然，这一戏剧性的姿态仍隐含了青年鲁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浪漫想象，并为郭沫若等文化英雄熟能生巧的。不过，它之所以不同于“巧伪士”或文化弄臣的作秀，就因为鲁迅是在穷一生之力实行之，见祖杀祖，见佛杀佛：无论假借了什么美名，窃取了什么大义。他搞文艺，教学生，像宝贵眼珠一样精心呵护中国的一点“人”的萌芽，精心培养之，让它发育、壮大；但又提防着它像“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成为温室中的花，从而野蛮之，如禽鸟之教飞翔，鸷兽之教搏击，培养它在饿狼成群、风沙扑面的世界作为“人”的生存本领。我想，只有做了父亲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鲁迅的喜乐境界；只有充满父爱的人，才能真正接近鲁迅的精神。我因此常常无端地想起鲁迅对女性的关注，想起他身边女性——母亲、妻子、爱人、朋友乃至敌人对他的深情、隔膜乃至怨恨，那些躁动于母性和女儿性之间的情感钟摆，似乎可以当得起一面反衬鲁迅的父亲风范的镜子。

    鲁迅的精神也像一个教师，他本人不仅充当过中学和大学的教职，出任过教育部的官员，而且一生心仪的模范也多是像藤野先生这样的人。有人认为鲁迅少年时代缺乏一个能作为榜样的父亲，想想北京西三条故居卧室案头悬挂的藤野先生像，那认真、严肃、督责的面容，抬头目光就能触及，他未必不是鲁迅潜意识中理想父亲的替代。在我看来，鲁迅的父亲气质与教师精神是不可分的，他的热切，他的激愤，他的颓唐，他的怀疑，他的悲悯——他所有的矛盾和痛苦似乎都与一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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