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鲁 迅（2/2）

诲的精神相联系，甚至其个人的困境也植根于其作为导师的困境之中。其文其人正因此种性格而为时下摩登文人如于坚韩东之流所不满，为舶来时髦的“后后”论者所非议。不知为什么，此时我总能联想起《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女人的那些子孙们，想起年轻气盛的创造社、孤高自负的高长虹以及那些被宠坏的、不愿子承父业、遗传着猫头鹰一般弑父以成人的血液的后代。这其实也是一切导师的宿命。如果弑父的轮回能伴随确实的进步，启蒙的大欢喜或许能够海涵一切背叛的。何况我国教授的传统来自“孔夫子和他的之徒”，自来就讲“有教无类”。就鲁迅受教的经验而言，无论三味书屋的开蒙，还是在亡命日本的章太炎寓所里听解《说文》，都充溢着孔子杏坛讲学的精神：一方面是俨然的“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又有如饮甘醴、如沐春风的快乐，只是这一切隐然于一个授受的结构中。而鲁迅与青年、与学生的关系却最终从所谓“师道”的等级秩序中彻底摆脱了出来。鲁迅虽天然具师长风度——这从他与许寿裳的朋友关系、与许广平的伴侣关系、与周作人的兄弟关系中都能看出来。记得许广平曾问鲁迅，为什么与他共同生活多年却仍觉得他是先生而非爱人——，但他却并不以导师自居，并不动辄视青年为弟子、纳才俊于门墙，而是以“梯子”、“孺子牛”等自况，因而也常被“聪明”的青年“老实”地利用，以至高攀后的俯视、收获日的宰杀也成为其人生际遇的一部分。周作人一直看不惯鲁迅接近青年，尤其是在与青年的相互关系中展开其思想、文学乃至生命。但比较起来，鲁迅与学生、青年的关系显然比周作人之于俞平伯沈启无更具现代性的。在鲁迅躬身践履的启蒙乃至教授伦理中，或许隐藏着他对传统“师道”的真正改造。

    当然，鲁迅的精神不折不扣是“人”的精神，其类父亲、教师的精神不过是抽象的“人”的精神的感性化、具体化而已。读鲁迅，我们像白莽一样易感于其精神的威压；但却并不因此后悔与他的相遇。因为鲁迅的父亲、导师——启蒙者的气质植根于其活生生的生命感受之中，蕴含在其一生追逐的“立人”目标之内，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进步和成长的资源。不是说启蒙就是要人摆脱精神的不成熟状态，有能力和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吗，鲁迅一生对国人所期待的、不惜耗费生命以追求的，其实只是助人为“人”而已——希望同胞无论内外公私、无论个人民族、无论人际国际、无论为生存还是求发展，在各方面都能有正常的“人”的感觉、知觉、情感、精神，有能表达这些内容的知识、语言、文化，有能无悖乎其旨趣的健康、尊严的生活。鲁迅的关怀纵贯了长幼，跨越过卑贱，横通着男女，如江河浩浩，如电火炎炎，如手术刀，如苦口药。在这个意义上，其笔下所揭示的生活无非两种：一是有“人”的内容而无“人”的形式的生活，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们的追求、痛苦、颓唐、绝望甚至堕落的悲剧；一是甚至连“人”的形式也丧失殆尽的“非人”的、麻木的生活，如华老栓、七斤、祥林嫂等“老中国的儿女”的不觉悟，尤其是阿Q，一个不仅未具备作为“人”的理性、情感的主体性，连“动物”般的感知、意志的主体性也时时为“精神胜利法”所取消、歪曲的可耻生命；当然还有第三种生活——合乎人性、贯穿着人道精神、打开了主奴死结的新生活，只是它并非存在于现实，而仅仅存在于鲁迅的价值理想之中，是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好容易才找到的、用以批评社会和文化的依据。

    “读点鲁迅”乃领袖的号召，因为它响应了我的兴趣，所以我也一直响应着它。为了真正读懂鲁迅，读通鲁迅，我曾在西三条故居前的一间平房居守了四年：白天看鲁迅编刊物，晚上体会《野草》中“奇怪而高的天空”，或逗弄常常从花圃中奔突而出、善于蜷缩的刺猬——记得它的祖先在鲁迅日记中就出现过——，不过终于还是明白了，接近鲁迅的“圣迹”与接近鲁迅的心灵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我调到大学，在课堂上也道听途说地讲讲鲁迅，学着为人“师”，为人“父”，为人“人”，结果把学生全讲跑了。我因此醒悟鲁迅其实是不可学的，也因此更满足于书房内的阅读。

    是的，对于鲁迅，我确信只要自己读、自己想、自己接受、自己解释就够了，既毋须什么指导，甚至也毋须交流的。2000年7月6日于磨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