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世的鲁迅（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并肩作战中培养了亲密的感情。一得空闲，许广平就来鲁迅家抄写文稿。一日，许广平大胆地握住了先生的手，从此，他们开始了热恋。许广平是爱得那般地毫无顾忌、热情奔放，而鲁迅则显得有些犹豫。他的处境是十分尴尬。他未尝没有休弃元配朱安之意，可一想到母亲那颗脆弱易碎的心，想到朱安被休后的可怜处境，他只好退却。然而，许广平炽热的感情和青春的风采又非轻易就能够从记忆中抹去。他痛苦至极。鲁迅面临着极大的来自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时一些论敌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了躲开北京的流言和家庭的无形压力，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南下。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作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作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
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虹口景云里23号楼，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安定平静的太平日子，流言就像影子无处不在。
面对这种流言，他本应坚决地予以回击，但他只能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设法掩盖同居 的事实。刚来上海时，鲁迅常对友人说许广平是帮他校对文稿的助手，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而将许广平安排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然如此地惧怕社会舆论、如此地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自然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投下了阴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上海的9年是互相扶助、并肩战斗的9年，也是相敬中有伤害、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的9年。
受虐与复仇鲁迅的烦恼和痛苦还来自于他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他亲眼目睹了清末以来许多革命志士死后为世人漠视和遗忘的悲剧，他的小说《药》中的主人公夏瑜就是这样一位悲剧人物。他深有感慨地对许广平描述了当时的革命烈士的不幸命运：“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本人也有类似的悲剧体验：“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鲁迅觉得自己为别人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却反遭他们的误会、背弃以至暗算，于是他万分悲痛。悲痛之至，使他变成一尊怒目金刚，他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由爱转向恨的心理动因：“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淌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
鲁迅的受虐心理和复仇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幼时，父亲经常强迫活泼好动的他背诵乏味的经书而禁止他玩耍；少时，祖父科场案发而家道中落，他避难于亲戚家而被称为“乞食者”；为治愈父病，他进出于当铺和药店，受尽世人的冷眼和侮辱……成长于这种严酷环境里的鲁迅，自小就具有了受虐体验和复仇冲动。七八岁时，鲁迅常受一位年长于他的名叫沈八斤的顽童的欺负，他自知力不敌八斤，就靠画画来复仇。他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利箭，再在图像上写上“射死八斤”几个字。
成年后的鲁迅对复仇有了理性的认识，他在《杂忆》一书中写道：“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鲁迅成了现代中国的“复仇之神”。
他借助于文学作品，向黑暗残暴的**体制宣战，向迂腐庸俗的社会势力开火，向诋毁和迫害他的敌人复仇，成了鲁迅生命历程中极富个人魅力的华彩乐章。
在历史小说《补天》中，鲁迅给女娲胯下凭空添上几个“衣冠小丈夫”，用来嘲弄20年代暄嚣一时的封建卫道士。他的另一部历史小说《奔月》，对神话人物嫦娥作了喜剧化的处理，把她刻画成一位经常抱怨吃乌鸦炸酱面的女子，这一形象未尝不是鲁迅对他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的挖苦和讽刺。
鲁迅与创造社作家一向积怨较深，双方曾有过许多回答的较量。1923年，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不久，创造社批评家成仿吾以“浅薄”和“庸俗”之名，砍杀了这个小说集里的绝大多数作品，而只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为佳作。事隔7年，《呐喊》第13次印刷时，鲁迅故意将《不周山》一篇删除，向成仿吾当头回敬了一棒。成仿吾认为鲁迅“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后来干脆把他创作于论战期间的杂文结集为《三闲集》出版，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取名为《三闲集》是“射杀仿吾也”。
鲁迅的锋芒毕露、字字见血的作品戳痛了社会的神经，许多文人学者嘲笑他是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刀笔吏”。鲁迅并不在乎世人的评价，他一再声明，自己活在人世并不断撰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仇恨他的人感到“恶心”，“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
复仇的快感令人陶醉。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描写了一种充满着残酷且不乏恶意的人生体验：在广漠的旷野上，站立着一对全身裸露、手持利刃的男女。路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地，等待着鉴赏这对男女互相搂抱的刺激或者互相杀戮的残忍。
过了许久，这对男女仍静立着，既无拥抱也无杀戮之意。末了，看客们纷纷觉得百无聊赖，“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而这对男女却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他们决意让路人们“无戏可看”，而自己却“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鲁迅正是借助两个**男女的形象，向空虚无聊的“看客”、向麻木愚昧的国民复仇，并在这“无血的大戮”中，获得了极度的复仇快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鲁迅至死也未放弃复仇之念。他在去世前的44天带病写下了《死》一文。文章叙述了他在病中发热时，曾想起了欧洲人临死时的宗教仪式─与别人互相宽恕；他联想到自己“怨敌可谓多矣”，然而他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去世前几天曾做过一个恶梦，他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都埋伏了敌人，他们正欲向他发动进攻；他立即拔出匕首，掷向敌人的身躯。这个梦境是鲁迅一生的浓缩写照：他曾为亲人、为朋友、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收获的是误解、背弃、迫害……他成了最孤独的人。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作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作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
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虹口景云里23号楼，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安定平静的太平日子，流言就像影子无处不在。
面对这种流言，他本应坚决地予以回击，但他只能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设法掩盖同居 的事实。刚来上海时，鲁迅常对友人说许广平是帮他校对文稿的助手，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而将许广平安排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然如此地惧怕社会舆论、如此地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自然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投下了阴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上海的9年是互相扶助、并肩战斗的9年，也是相敬中有伤害、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的9年。
受虐与复仇鲁迅的烦恼和痛苦还来自于他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他亲眼目睹了清末以来许多革命志士死后为世人漠视和遗忘的悲剧，他的小说《药》中的主人公夏瑜就是这样一位悲剧人物。他深有感慨地对许广平描述了当时的革命烈士的不幸命运：“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本人也有类似的悲剧体验：“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鲁迅觉得自己为别人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却反遭他们的误会、背弃以至暗算，于是他万分悲痛。悲痛之至，使他变成一尊怒目金刚，他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由爱转向恨的心理动因：“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淌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
鲁迅的受虐心理和复仇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幼时，父亲经常强迫活泼好动的他背诵乏味的经书而禁止他玩耍；少时，祖父科场案发而家道中落，他避难于亲戚家而被称为“乞食者”；为治愈父病，他进出于当铺和药店，受尽世人的冷眼和侮辱……成长于这种严酷环境里的鲁迅，自小就具有了受虐体验和复仇冲动。七八岁时，鲁迅常受一位年长于他的名叫沈八斤的顽童的欺负，他自知力不敌八斤，就靠画画来复仇。他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利箭，再在图像上写上“射死八斤”几个字。
成年后的鲁迅对复仇有了理性的认识，他在《杂忆》一书中写道：“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鲁迅成了现代中国的“复仇之神”。
他借助于文学作品，向黑暗残暴的**体制宣战，向迂腐庸俗的社会势力开火，向诋毁和迫害他的敌人复仇，成了鲁迅生命历程中极富个人魅力的华彩乐章。
在历史小说《补天》中，鲁迅给女娲胯下凭空添上几个“衣冠小丈夫”，用来嘲弄20年代暄嚣一时的封建卫道士。他的另一部历史小说《奔月》，对神话人物嫦娥作了喜剧化的处理，把她刻画成一位经常抱怨吃乌鸦炸酱面的女子，这一形象未尝不是鲁迅对他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的挖苦和讽刺。
鲁迅与创造社作家一向积怨较深，双方曾有过许多回答的较量。1923年，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不久，创造社批评家成仿吾以“浅薄”和“庸俗”之名，砍杀了这个小说集里的绝大多数作品，而只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为佳作。事隔7年，《呐喊》第13次印刷时，鲁迅故意将《不周山》一篇删除，向成仿吾当头回敬了一棒。成仿吾认为鲁迅“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后来干脆把他创作于论战期间的杂文结集为《三闲集》出版，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取名为《三闲集》是“射杀仿吾也”。
鲁迅的锋芒毕露、字字见血的作品戳痛了社会的神经，许多文人学者嘲笑他是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刀笔吏”。鲁迅并不在乎世人的评价，他一再声明，自己活在人世并不断撰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仇恨他的人感到“恶心”，“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
复仇的快感令人陶醉。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描写了一种充满着残酷且不乏恶意的人生体验：在广漠的旷野上，站立着一对全身裸露、手持利刃的男女。路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地，等待着鉴赏这对男女互相搂抱的刺激或者互相杀戮的残忍。
过了许久，这对男女仍静立着，既无拥抱也无杀戮之意。末了，看客们纷纷觉得百无聊赖，“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而这对男女却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他们决意让路人们“无戏可看”，而自己却“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鲁迅正是借助两个**男女的形象，向空虚无聊的“看客”、向麻木愚昧的国民复仇，并在这“无血的大戮”中，获得了极度的复仇快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鲁迅至死也未放弃复仇之念。他在去世前的44天带病写下了《死》一文。文章叙述了他在病中发热时，曾想起了欧洲人临死时的宗教仪式─与别人互相宽恕；他联想到自己“怨敌可谓多矣”，然而他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去世前几天曾做过一个恶梦，他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都埋伏了敌人，他们正欲向他发动进攻；他立即拔出匕首，掷向敌人的身躯。这个梦境是鲁迅一生的浓缩写照：他曾为亲人、为朋友、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收获的是误解、背弃、迫害……他成了最孤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