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戴晴
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特此致歉。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统治——与两千年前**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靼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道，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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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特此致歉。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统治——与两千年前**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靼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道，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