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 ——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何满子
人们常对事情作不可能的假设或逆料,大抵是对现实有了某种感慨的时候。假如 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打了胜仗,欧洲史将会如何如何改写?假如贝多芬的耳朵不聋,他将会写出何等更辉煌的杰作来呢?如是等等。对于更贴近我们的鲁迅,人们也常在 寄慨于现实时对他作出假设:假如鲁迅不是只享寿五十六岁,于1936年过早地逝去,而是活到七八十岁,他将会如何呢?世界将会如何对待他呢?对鲁迅的这种假设里所包含的感慨恐怕尤其深重,带有不驯的忌讳,人们只能在 私下谈天中作无奈的宣泄,有段时期在偶语中也有所顾虑,更不敢形之于文字。倒是香港和域外却偶见这种议论,一篇文章说:如果鲁迅还在世,准被打成右派了;另一 篇则说:如果鲁迅在,那就没有“胡风集团”,而是“鲁迅集团”了。当然还有极恶毒的假设,台湾有个披着人皮不讲人话,亦即古人所谓“人头而畜 鸣”者,袭国民党时期《社会新闻》和特务刊物《良心话》的故伎,说鲁迅如果不死,抗战时期会和乃弟周作人一样当汉奸。这原是鲁迅在世时就有过的中伤,那时的谣言 世家就曾污蔑鲁迅“亲日”,其理由是鲁迅生前就和侨居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或曰“日本浪人”)内山完造等人来往,“—·二八”淞沪战争和国民党要加害他时就托庇 于内山等人而躲避的云云。这种丧尽天良血口喷人的谣琢甚至还被国内的论客贩来写在文章里(本文作者就在贩运中看到的),貌似客观引录而实是散播蛊惑性的谣言,比 当年梁实秋辈说鲁迅“拿卢布”更为居心叵测。人里头是什么下作的货色都有,什么下作的事都做得出来的。假设只是悬拟不可能的事,聊作谈助,近于无谓。可是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 免不了要有各种人、各种势力在他身上做文章。那最紧要的一着是有选择地“召唤亡灵”,按各自的需要和目的用作打击异己的棍子。这几十年间,称得上历史大事的打鲁 迅牌的表演有两起,头一起是50年代整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反革命”、“右派”冤案,用心在于报夙怨而自树权威。属于鲁迅生前便已就这批人揭示过的“蒙大 旗作虎皮”的传统伎俩。如所周知,这夙怨要一直追根到30年代,追到底这怨主也是最伤了此辈的心者还是鲁迅本人。这事情十分难办,用怨主作王牌打击怨主昔日的战 友和追随者,亦即要把对已故怨主的夙恨发泄到眼前的也有夙怨的人身上,这种一石打二鸟的战略意图诚然甚妙,但做法不得不比较委曲,颇费一番手脚。所表演的机巧 及其结果也真是高度亚细亚式的。勉强给那战法定个名,则颇近乎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那就是,把昔日的怨主(反正人已死了,死无对证)和眼前的夙怨离析开来,将 自己们填补入已故的伟人——怨主的战友和追随者的空缺,化装成惟有他们才是伟人的忠实信徒和合法继承人,演成了一出以昔日的怨主的名义讨伐昔日怨主的追随者的 庄严的大戏,比“蒙大旗作虎皮”的简单战法更曲折得多的魔术。表演中的高难度动作或变魔术时的关键性过门,当然是涂抹掉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又是鲁迅亲 自写在他的文章里的,这就难上加难了。但上面说过,人里头是什么货色都有的,办法都是人想的,于是想出了两招。第一招是为了要把夙敌革出教门,必须有个“说法”,那说法就是鲁迅看错了人。 当然不宜将责任全诿给鲁迅,太失去分寸是会损害鲁迅这张王牌的效力的。现成而查无实据的办法是,推到当时的斗争情况复杂,鲁迅不知详情,“我们”也警惕不高,遂 使鲁迅受了“内奸”的蒙蔽。这是公开见之于文字的当众告白,背地里还有口头上的嘁嘁喳喳,还拉一些因现实利益而甘心作伥的有关人士作旁证,编造些也是查无实据 的证词,这就是粤谚所说的“三人证龟成鳖”法;既可壮大声势,又可作蛊惑不明底细者的舆论。中国人从来是善于作这类莫须有的把戏的。可是,毕竟口说无凭,而鲁迅的态度却有白纸黑字摆着,当年一些人的丑态都刻 画在上面;特别是最致命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鸿文,正好把当事的有关人等全写在里面,如禹鼎铸象,魑魅魍魉毕呈。鲁迅的书又无法禁止流布, 于是来了第二招:硬说此文是冯雪峰捣鼓出来的,并在此文的注释里大做手脚,煞费苦心。此文鲁迅在病中委托冯雪峰起草也是事实,变戏法者想在这上面抓稻草,也不 为无因。然而此文经过鲁迅大段改写,其中最致命最触心境的部分偏偏正是鲁迅亲笔加入的,原稿俱在。同时,鲁迅当时的书简中又有大量文字可作此文内容的旁证,掩 耳盗铃的手法也只能骗骗对历史无知的局外人,最终只是给丑剧添加了更卑劣的色彩而已。这起打鲁迅牌的表演虽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但其前因后果对文化运作和阵线的起 落却有深邃而复杂的影响,并对迄今的文化分野和组合的荒诞现象起着微妙的作用。第二起打鲁迅牌的喧闹发生于十年灾难时期,造反好汉用鲁迅生前讥斥过的“谬 托知己”法,宣称惟有他们才是鲁迅的信奉者,将鲁迅塑造成“左”神,其用心是将鲁迅为当时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那主要的一点是将鲁迅的打落水狗精神“抽象继承”, 而掏空了鲁迅所诛伐的对象和战斗精神的实质性内容,填充以打砸抢和横扫一切,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这一招固然荼毒生灵,但横扫所及,也把头一起 “蒙大旗作虎皮”的诸公扫了进去。本来,如不把鲁迅抢过去,不把前一起的诸公判为鲁迅的叛徒,后一起的戏就没法唱,而在鲁迅的作品中,确也有造反派可以用来格 杀衮衮诸公的材料。这事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顺口溜:“坏人打坏人,活该。”不幸的是,以鲁迅为幌子打来打去,不仅大大败坏了鲁迅的令名,更糟的是,亵渎了鲁迅, 陪随着亵渎了不少庄严崇高的精神价值,也就种下了一切都无所谓的无信念无执著的混沌的根子。价值观混乱,各条阵线也打得乱糟糟,清流浊流都搅和在一起,历史发 展的脉络也被漫天的尘雾掩盖了。事平之后,首先占便宜的便是第一起假鲁迅之名胡作非为的角色。因为他们也被 第二起假鲁迅之名的棍徒迫害过,由于同样是受害者而似乎有理由取得群众的谅解,过去造的孽似乎也因灾难的洗礼而得以涤除。也就是,凶手身上沾染的点滴血痕掩盖 了他们以往残害善良的血手。好有一比,正像日本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目睹广岛、长崎的惨祸的人也竟忘掉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一样,至少日本不少人的心态是 如此的。这些早些时候“蒙大旗作虎皮”害过人的角色,在自己受了委屈以后所持的心态亦复如此。一个过去害人而后被害的仁兄,就曾经对过去被他所害的人说:我也 吃了苦,大家彼此彼此吧!这是名副其实的混账,把前后不同的账混在一起赖掉了。
私人间的恩恩怨怨自然无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必像英雄们那样鸡肠狗肚, 睚眦必报。但假鲁迅之名制造冤案,驱使文学蒙尘受挫却是大事。自然,《鲁迅全集》俱在,明白事理而不带偏见(可惜不带偏见谈何容易)的人能从鲁迅的著作中核对, 能参照鲁迅的一生行述,参照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以至政治史看破究竟,而且历史也终于作出了回答。当年虽鼓噪喧闹,一时间纭纭扰扰,难辨黑白,但尘埃落定,一 旦云开复见天之后,被亵渎了的鲁迅的真面目就会大白,他目光的睿智透彻就会令人惊讶。比如,整胡风、冯雪峰时,一口一声地说鲁迅看错了人;真相大白之后,鲁迅 并未看错;而他所“怀疑以至憎恶”、“轻易诬人的青年”,其“锻炼人罪,戏弄权威”(引文均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阴险和毒辣,也被鲁迅一 一言中,而且有过而无不及。看看近年来权威人士揭露的事实(如1993年第5期《炎黄春秋》刊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和1994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同一作者的《一场是非颠倒的批判闹剧》,作者原为当时的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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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对事情作不可能的假设或逆料,大抵是对现实有了某种感慨的时候。假如 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打了胜仗,欧洲史将会如何如何改写?假如贝多芬的耳朵不聋,他将会写出何等更辉煌的杰作来呢?如是等等。对于更贴近我们的鲁迅,人们也常在 寄慨于现实时对他作出假设:假如鲁迅不是只享寿五十六岁,于1936年过早地逝去,而是活到七八十岁,他将会如何呢?世界将会如何对待他呢?对鲁迅的这种假设里所包含的感慨恐怕尤其深重,带有不驯的忌讳,人们只能在 私下谈天中作无奈的宣泄,有段时期在偶语中也有所顾虑,更不敢形之于文字。倒是香港和域外却偶见这种议论,一篇文章说:如果鲁迅还在世,准被打成右派了;另一 篇则说:如果鲁迅在,那就没有“胡风集团”,而是“鲁迅集团”了。当然还有极恶毒的假设,台湾有个披着人皮不讲人话,亦即古人所谓“人头而畜 鸣”者,袭国民党时期《社会新闻》和特务刊物《良心话》的故伎,说鲁迅如果不死,抗战时期会和乃弟周作人一样当汉奸。这原是鲁迅在世时就有过的中伤,那时的谣言 世家就曾污蔑鲁迅“亲日”,其理由是鲁迅生前就和侨居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或曰“日本浪人”)内山完造等人来往,“—·二八”淞沪战争和国民党要加害他时就托庇 于内山等人而躲避的云云。这种丧尽天良血口喷人的谣琢甚至还被国内的论客贩来写在文章里(本文作者就在贩运中看到的),貌似客观引录而实是散播蛊惑性的谣言,比 当年梁实秋辈说鲁迅“拿卢布”更为居心叵测。人里头是什么下作的货色都有,什么下作的事都做得出来的。假设只是悬拟不可能的事,聊作谈助,近于无谓。可是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 免不了要有各种人、各种势力在他身上做文章。那最紧要的一着是有选择地“召唤亡灵”,按各自的需要和目的用作打击异己的棍子。这几十年间,称得上历史大事的打鲁 迅牌的表演有两起,头一起是50年代整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反革命”、“右派”冤案,用心在于报夙怨而自树权威。属于鲁迅生前便已就这批人揭示过的“蒙大 旗作虎皮”的传统伎俩。如所周知,这夙怨要一直追根到30年代,追到底这怨主也是最伤了此辈的心者还是鲁迅本人。这事情十分难办,用怨主作王牌打击怨主昔日的战 友和追随者,亦即要把对已故怨主的夙恨发泄到眼前的也有夙怨的人身上,这种一石打二鸟的战略意图诚然甚妙,但做法不得不比较委曲,颇费一番手脚。所表演的机巧 及其结果也真是高度亚细亚式的。勉强给那战法定个名,则颇近乎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那就是,把昔日的怨主(反正人已死了,死无对证)和眼前的夙怨离析开来,将 自己们填补入已故的伟人——怨主的战友和追随者的空缺,化装成惟有他们才是伟人的忠实信徒和合法继承人,演成了一出以昔日的怨主的名义讨伐昔日怨主的追随者的 庄严的大戏,比“蒙大旗作虎皮”的简单战法更曲折得多的魔术。表演中的高难度动作或变魔术时的关键性过门,当然是涂抹掉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又是鲁迅亲 自写在他的文章里的,这就难上加难了。但上面说过,人里头是什么货色都有的,办法都是人想的,于是想出了两招。第一招是为了要把夙敌革出教门,必须有个“说法”,那说法就是鲁迅看错了人。 当然不宜将责任全诿给鲁迅,太失去分寸是会损害鲁迅这张王牌的效力的。现成而查无实据的办法是,推到当时的斗争情况复杂,鲁迅不知详情,“我们”也警惕不高,遂 使鲁迅受了“内奸”的蒙蔽。这是公开见之于文字的当众告白,背地里还有口头上的嘁嘁喳喳,还拉一些因现实利益而甘心作伥的有关人士作旁证,编造些也是查无实据 的证词,这就是粤谚所说的“三人证龟成鳖”法;既可壮大声势,又可作蛊惑不明底细者的舆论。中国人从来是善于作这类莫须有的把戏的。可是,毕竟口说无凭,而鲁迅的态度却有白纸黑字摆着,当年一些人的丑态都刻 画在上面;特别是最致命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鸿文,正好把当事的有关人等全写在里面,如禹鼎铸象,魑魅魍魉毕呈。鲁迅的书又无法禁止流布, 于是来了第二招:硬说此文是冯雪峰捣鼓出来的,并在此文的注释里大做手脚,煞费苦心。此文鲁迅在病中委托冯雪峰起草也是事实,变戏法者想在这上面抓稻草,也不 为无因。然而此文经过鲁迅大段改写,其中最致命最触心境的部分偏偏正是鲁迅亲笔加入的,原稿俱在。同时,鲁迅当时的书简中又有大量文字可作此文内容的旁证,掩 耳盗铃的手法也只能骗骗对历史无知的局外人,最终只是给丑剧添加了更卑劣的色彩而已。这起打鲁迅牌的表演虽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但其前因后果对文化运作和阵线的起 落却有深邃而复杂的影响,并对迄今的文化分野和组合的荒诞现象起着微妙的作用。第二起打鲁迅牌的喧闹发生于十年灾难时期,造反好汉用鲁迅生前讥斥过的“谬 托知己”法,宣称惟有他们才是鲁迅的信奉者,将鲁迅塑造成“左”神,其用心是将鲁迅为当时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那主要的一点是将鲁迅的打落水狗精神“抽象继承”, 而掏空了鲁迅所诛伐的对象和战斗精神的实质性内容,填充以打砸抢和横扫一切,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这一招固然荼毒生灵,但横扫所及,也把头一起 “蒙大旗作虎皮”的诸公扫了进去。本来,如不把鲁迅抢过去,不把前一起的诸公判为鲁迅的叛徒,后一起的戏就没法唱,而在鲁迅的作品中,确也有造反派可以用来格 杀衮衮诸公的材料。这事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顺口溜:“坏人打坏人,活该。”不幸的是,以鲁迅为幌子打来打去,不仅大大败坏了鲁迅的令名,更糟的是,亵渎了鲁迅, 陪随着亵渎了不少庄严崇高的精神价值,也就种下了一切都无所谓的无信念无执著的混沌的根子。价值观混乱,各条阵线也打得乱糟糟,清流浊流都搅和在一起,历史发 展的脉络也被漫天的尘雾掩盖了。事平之后,首先占便宜的便是第一起假鲁迅之名胡作非为的角色。因为他们也被 第二起假鲁迅之名的棍徒迫害过,由于同样是受害者而似乎有理由取得群众的谅解,过去造的孽似乎也因灾难的洗礼而得以涤除。也就是,凶手身上沾染的点滴血痕掩盖 了他们以往残害善良的血手。好有一比,正像日本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目睹广岛、长崎的惨祸的人也竟忘掉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一样,至少日本不少人的心态是 如此的。这些早些时候“蒙大旗作虎皮”害过人的角色,在自己受了委屈以后所持的心态亦复如此。一个过去害人而后被害的仁兄,就曾经对过去被他所害的人说:我也 吃了苦,大家彼此彼此吧!这是名副其实的混账,把前后不同的账混在一起赖掉了。
私人间的恩恩怨怨自然无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必像英雄们那样鸡肠狗肚, 睚眦必报。但假鲁迅之名制造冤案,驱使文学蒙尘受挫却是大事。自然,《鲁迅全集》俱在,明白事理而不带偏见(可惜不带偏见谈何容易)的人能从鲁迅的著作中核对, 能参照鲁迅的一生行述,参照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以至政治史看破究竟,而且历史也终于作出了回答。当年虽鼓噪喧闹,一时间纭纭扰扰,难辨黑白,但尘埃落定,一 旦云开复见天之后,被亵渎了的鲁迅的真面目就会大白,他目光的睿智透彻就会令人惊讶。比如,整胡风、冯雪峰时,一口一声地说鲁迅看错了人;真相大白之后,鲁迅 并未看错;而他所“怀疑以至憎恶”、“轻易诬人的青年”,其“锻炼人罪,戏弄权威”(引文均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阴险和毒辣,也被鲁迅一 一言中,而且有过而无不及。看看近年来权威人士揭露的事实(如1993年第5期《炎黄春秋》刊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和1994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同一作者的《一场是非颠倒的批判闹剧》,作者原为当时的中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