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二十世纪杂文（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肃的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和思想意志的独立性去对待创作。鲁迅的独立不倚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对人生、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其特点和内在动力的, 是建立在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正确认识之上的, 他说过: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 否则, 其作品决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战斗精神, 决不会令全社会在肃杀中领略到一种强劲之力。他捍卫独立意志也就是捍卫社会责任; 反过来, 深沉的责任感又不允许他把杂文狭隘地变成某种政治意志、权势抑或政策的附庸和工具, 不允许他被动地迎合一般社会时尚而使杂文失却独立特性。他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应景的政治“宣传”文字的“无力”和“无价值”, 强调作家应有“不受别人命令, 不顾利害”而抒写衷肠的诚心和勇气。因之, 他独立不倚地鞭挞各种新旧权贵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 甚至直指法西斯式的最高统治, 也对北伐革命、“革命文学”运动, 特别是国民性中的长年积习等清醒地保持着批判意识。他把一种人本位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 灌输到了社会历史的价值中。
第二, 鲁迅打破了议论文只注重思辨说理的传统, 把诗歌的主情和“言志”性最大可能地汇入其中, 使杂文成为最具“个人性”的文体。鲁迅杂文的成功, 当然首先基于说理的深刻, 然而如果仅仅止于此, 还很难有那种长期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鲁迅其实是最重情感的, 他说自己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 “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鲁迅在他的杂文世界里, 最充分传达的是他那股不熄的感情圣火, 这熠熠的光芒本身确实是最迷人、最有艺术生命力的。鲁迅杂文的“个人性”还不仅仅止于抒情。鲁迅说: “我早有点知道: 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 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这就是说, 一切都不是隔岸观火, 而是处处以“自我”为轴心去展开对外在世界的表现, 使客观事理“化为主体的血肉般的所有物, 浸透到他的感觉中, 不是跟他的某一方面, 而是跟他的整个存在结合起来”。这样, 在对现实的针砭、事件的描述、哲理的阐发以及形象的刻划中, 也即真诚地反映了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历程, 向读者奉献出一颗赤子之心。可以说, 在投入全部赤诚的创作过程中, 他把自己的全部人格异常坦露地呈现了出来, 人们心目中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鲜明立场, 硬骨头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诚实的、无私的操守,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独立不倚奋然前行的意志, ……几乎无一不是来自杂文, 合为一体便成为最具艺术生命的“这一个”。这种“自我”表现的巨大成功, 最本质地划出了杂文与其他一切叙事类文学的区别。
第三, 鲁迅创造了与艺术规律相适应的“曲笔”议论方式。鲁迅杂文从诞生的时候起, 就曾因“非艺术”而遭到责难。鲁迅尽管表面上以无所谓的态度创作不已, 但骨子里却始终为杂文能“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作着不懈的追求。例如, 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 他通过对流言家的各种言论、活动、手法的剖析, 勾勒出了这些“正人君子”的嘴脸, 使“正人君子”成了阴险卑劣一类人的共名, 这就开创了杂文砭痼弊要“取类型”的创作手法; 鲁迅还十分注意以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手法去鞭挞否定**相, 尽量做到寓庄于谐, 使得“教训文字也富于诗的分子”。然而这些都不是有成规可循的, 只有“曲笔”的确立才使杂文作为一种文体走向自立, 在形式范畴的根本性意义上赋予议论文体以艺术特征。它的从出现到成熟固然是特定时代所使然, 但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却是双重的: 在巧妙地为积极参加现实斗争的鲁迅提供了逃避政治迫害的有效保护手段的同时, 也为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提供了一种最有普遍性的方法。鲁迅杂文运用的“曲笔”花样繁多, 可从“内在机制”和“外在表象”两个方面概其大略: 所谓内在机制, 是指思路营构的脉络。他一般不平实直白地解释与点破论点和论据之间相契相合的关系, 而是在随意漫说中“草蛇灰线”, 让读者在事实与事实、议论与议论、事实与议论的相互关系中受到启发, 自己得出结论。所谓“外在表象”, 是指语言的模糊特性。鲁迅的杂文由于大量地采用了反语、比喻、夸张、象征、借代、关联、衬托等修辞方式, 有一个浩繁的“暗码”语言系统, 这就使它对自身所含的意义没有十分严格的、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因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模糊性中却有丰富的暗示性。这样的语言同思路的营构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把杂文最终推至“形象化”的艺术境界。
中国20 世纪杂文在其发展进程中, 从《新青年》时的“随感录”到20 年代的“语丝文体”, 从“语丝派”的分化到30 年代形成的蔚为壮观的“鲁迅风”创作大潮, 一刻都没有离开鲁迅的引领。鲁迅逝世后, “鲁迅风”杂文国统区、“孤岛”上海以及延安解放区都保持着它的鲜活生命, 作家们或者“像叫花子爱着他的烂疮肉( 唐), 或者像珍惜“艰难人生探险中”的“向导”( 柯灵), 或者像爱着自己的“生命”( 王任叔), 其情结早已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潜溶在作家的心理结构中。他们像鲁迅一样以此作为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切之情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恰当形式。建国后, 经过了50 年代的风雨、60 年代的扭曲、70 年代的复苏, 到了80 年代和90 年代的新时期, 又还原了“鲁迅风”杂文以固有的光辉。这是中国作家的宿命, 也是全民族的悲剧。鲁迅曾希望自己的杂文能够同被鞭挞的现象一道“速朽”, 然而它却依然这样鲜活, 不仅存活到了新时期, 而且必将伴随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全部历程。
( 摘自《鲁迅研究月刊》1999 年第8 期)
第二, 鲁迅打破了议论文只注重思辨说理的传统, 把诗歌的主情和“言志”性最大可能地汇入其中, 使杂文成为最具“个人性”的文体。鲁迅杂文的成功, 当然首先基于说理的深刻, 然而如果仅仅止于此, 还很难有那种长期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鲁迅其实是最重情感的, 他说自己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 “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鲁迅在他的杂文世界里, 最充分传达的是他那股不熄的感情圣火, 这熠熠的光芒本身确实是最迷人、最有艺术生命力的。鲁迅杂文的“个人性”还不仅仅止于抒情。鲁迅说: “我早有点知道: 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 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这就是说, 一切都不是隔岸观火, 而是处处以“自我”为轴心去展开对外在世界的表现, 使客观事理“化为主体的血肉般的所有物, 浸透到他的感觉中, 不是跟他的某一方面, 而是跟他的整个存在结合起来”。这样, 在对现实的针砭、事件的描述、哲理的阐发以及形象的刻划中, 也即真诚地反映了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历程, 向读者奉献出一颗赤子之心。可以说, 在投入全部赤诚的创作过程中, 他把自己的全部人格异常坦露地呈现了出来, 人们心目中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鲜明立场, 硬骨头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诚实的、无私的操守,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独立不倚奋然前行的意志, ……几乎无一不是来自杂文, 合为一体便成为最具艺术生命的“这一个”。这种“自我”表现的巨大成功, 最本质地划出了杂文与其他一切叙事类文学的区别。
第三, 鲁迅创造了与艺术规律相适应的“曲笔”议论方式。鲁迅杂文从诞生的时候起, 就曾因“非艺术”而遭到责难。鲁迅尽管表面上以无所谓的态度创作不已, 但骨子里却始终为杂文能“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作着不懈的追求。例如, 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 他通过对流言家的各种言论、活动、手法的剖析, 勾勒出了这些“正人君子”的嘴脸, 使“正人君子”成了阴险卑劣一类人的共名, 这就开创了杂文砭痼弊要“取类型”的创作手法; 鲁迅还十分注意以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手法去鞭挞否定**相, 尽量做到寓庄于谐, 使得“教训文字也富于诗的分子”。然而这些都不是有成规可循的, 只有“曲笔”的确立才使杂文作为一种文体走向自立, 在形式范畴的根本性意义上赋予议论文体以艺术特征。它的从出现到成熟固然是特定时代所使然, 但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却是双重的: 在巧妙地为积极参加现实斗争的鲁迅提供了逃避政治迫害的有效保护手段的同时, 也为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提供了一种最有普遍性的方法。鲁迅杂文运用的“曲笔”花样繁多, 可从“内在机制”和“外在表象”两个方面概其大略: 所谓内在机制, 是指思路营构的脉络。他一般不平实直白地解释与点破论点和论据之间相契相合的关系, 而是在随意漫说中“草蛇灰线”, 让读者在事实与事实、议论与议论、事实与议论的相互关系中受到启发, 自己得出结论。所谓“外在表象”, 是指语言的模糊特性。鲁迅的杂文由于大量地采用了反语、比喻、夸张、象征、借代、关联、衬托等修辞方式, 有一个浩繁的“暗码”语言系统, 这就使它对自身所含的意义没有十分严格的、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因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模糊性中却有丰富的暗示性。这样的语言同思路的营构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把杂文最终推至“形象化”的艺术境界。
中国20 世纪杂文在其发展进程中, 从《新青年》时的“随感录”到20 年代的“语丝文体”, 从“语丝派”的分化到30 年代形成的蔚为壮观的“鲁迅风”创作大潮, 一刻都没有离开鲁迅的引领。鲁迅逝世后, “鲁迅风”杂文国统区、“孤岛”上海以及延安解放区都保持着它的鲜活生命, 作家们或者“像叫花子爱着他的烂疮肉( 唐), 或者像珍惜“艰难人生探险中”的“向导”( 柯灵), 或者像爱着自己的“生命”( 王任叔), 其情结早已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潜溶在作家的心理结构中。他们像鲁迅一样以此作为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切之情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恰当形式。建国后, 经过了50 年代的风雨、60 年代的扭曲、70 年代的复苏, 到了80 年代和90 年代的新时期, 又还原了“鲁迅风”杂文以固有的光辉。这是中国作家的宿命, 也是全民族的悲剧。鲁迅曾希望自己的杂文能够同被鞭挞的现象一道“速朽”, 然而它却依然这样鲜活, 不仅存活到了新时期, 而且必将伴随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全部历程。
( 摘自《鲁迅研究月刊》1999 年第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