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二十世纪杂文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作者：姜振昌
鲁迅生前对杂文创作的执着和逝世后其深邃、复杂的精神意气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照, 使鲁迅与杂文的话题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最迷人也是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谜。在深层的形态里, 鲁迅杂文对中国20 世纪杂文的影响, 几乎一刻未曾中断过。它矗立在那里, 仿佛是一种不尽的精神话题, 一个永远耀照的光源。
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 曾广泛涉猎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 但最终却只对杂文情有独钟。其原因在哪里呢?30 年代,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 侧重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角度, 论析了鲁迅杂文产生的社会原因。的确, 处在本世纪初叶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百废待兴、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 觉醒的一代作家有心绪“惟艺术而艺术”的已微乎其微。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 就决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 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 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杂文相遇了。由于杂文的议论特性, 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 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 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
但是, 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选择还是片面的, 其中还有关涉作家人格素质、文学修养、生活经历、精神禀赋等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鲁迅的杂文家气质, 是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酿就的。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 还在孩提时代, 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而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南京求学期间, 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 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常常困扰着他, 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 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 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大量积累的是否定和反抗性情绪。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 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在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 身处愁惨苦痛之中, 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就入心入耳, 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 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 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所以, 他长成后一开始接触文艺, 就对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的作品十分推崇, 更喜爱那些“抗争和愤激之谈”, 厨川白村、鹤见辅、尼采、长谷川如是闲等作家的杂文都曾受到他的特别青睐。究其原因, 就在于鲁迅欣赏杂文家的那种社会挑剔者、批判者的眼光和态度, 从中真正找到了和自己心态相符的观察视角、寄情寓意的艺术世界。而这些, 又与鲁迅长期形成的一种二元对峙的人生哲学一拍即合。他认为, “一切都是中间物”, 都是历史过程的“有限”环节, 因此坚持要正视此世, 直面人生, 不惮“速朽”。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 但同时, 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 因此他要对这一切, 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 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 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 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 也是他“永远不满”地“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
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 还缘于他自身具备成为优秀杂文家的种种素质、条件。这不仅因为他是思想家、学问家, 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和社会的批判眼光和超人的胆识; 也不仅因为他的优秀的文学素质足以应裕杂文深刻的思想性所赖以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重要的在于: 在他的性情和艺术趣味中, 始终有一种不压抑而强烈地希望自由地“发议论”的内在要求。他似乎先天地对虚构故事和天马行空般的抒情不怎么感兴趣, 倒是特别热衷对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印象和感受作深入的剖析和探究。难怪他基本不写新诗, 写小说则力避“故事性”, 还常常不惜忽略甚至破坏小说形象的完整和统一而掺入大量对现实“直剖明示”的杂文笔法。而这种艺术趣味的形成, 也与鲁迅接受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是诗文的大国, 议论文体源远流长, 其中随感录式的散文尤为发达, “它没有系统, 没有方法, 没有拘束, 偶有感触, 随时记录, 意到笔随, 意完为止”。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 具有深潜的古文基础, 耳濡目染, 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好尚和创作体式上来。鲁迅于杂文创作从一开始就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具有成熟的艺术之美和大家风范, 正是得益于这一文学传统。对于鲁迅来说, 创作重心的转移既是适应社会与人生过程的逻辑的必然, 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明智的、最佳的选择。
鲁迅杂文遗产的广阔性与深邃性, 一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文化之谜。进入20 世纪以来, 有谁像鲁迅这样对惰性文化圈、对世俗社会进行过如此精到的解剖与批评? 有谁那么切实而深入地站在生活的前沿, 把世间的诸种不平和大众的心声, 如此高亢地呼喊出来? 有谁对生存和生命的状态, 特别是中国人的灵魂进行过如此严厉的审视和拷问? 它所产生的引力不仅是前无古人的, 而且直到今天, 还没有哪位作家能接近他, 更谈不上超越和取代, 尽管无数作家刻意学习、追求他。他在几个方面规范了中国20 世纪杂文创作的精神风貌。
第一, 杂文虽是时代的“感应”物, 但鲁迅却从不随波逐流地作应景式的文字, 而是以崇高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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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对杂文创作的执着和逝世后其深邃、复杂的精神意气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照, 使鲁迅与杂文的话题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最迷人也是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谜。在深层的形态里, 鲁迅杂文对中国20 世纪杂文的影响, 几乎一刻未曾中断过。它矗立在那里, 仿佛是一种不尽的精神话题, 一个永远耀照的光源。
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 曾广泛涉猎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 但最终却只对杂文情有独钟。其原因在哪里呢?30 年代,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 侧重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角度, 论析了鲁迅杂文产生的社会原因。的确, 处在本世纪初叶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百废待兴、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 觉醒的一代作家有心绪“惟艺术而艺术”的已微乎其微。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 就决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 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 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杂文相遇了。由于杂文的议论特性, 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 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 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
但是, 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选择还是片面的, 其中还有关涉作家人格素质、文学修养、生活经历、精神禀赋等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鲁迅的杂文家气质, 是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酿就的。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 还在孩提时代, 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而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南京求学期间, 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 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常常困扰着他, 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 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 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大量积累的是否定和反抗性情绪。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 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在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 身处愁惨苦痛之中, 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就入心入耳, 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 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 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所以, 他长成后一开始接触文艺, 就对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的作品十分推崇, 更喜爱那些“抗争和愤激之谈”, 厨川白村、鹤见辅、尼采、长谷川如是闲等作家的杂文都曾受到他的特别青睐。究其原因, 就在于鲁迅欣赏杂文家的那种社会挑剔者、批判者的眼光和态度, 从中真正找到了和自己心态相符的观察视角、寄情寓意的艺术世界。而这些, 又与鲁迅长期形成的一种二元对峙的人生哲学一拍即合。他认为, “一切都是中间物”, 都是历史过程的“有限”环节, 因此坚持要正视此世, 直面人生, 不惮“速朽”。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 但同时, 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 因此他要对这一切, 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 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 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 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 也是他“永远不满”地“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
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 还缘于他自身具备成为优秀杂文家的种种素质、条件。这不仅因为他是思想家、学问家, 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和社会的批判眼光和超人的胆识; 也不仅因为他的优秀的文学素质足以应裕杂文深刻的思想性所赖以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重要的在于: 在他的性情和艺术趣味中, 始终有一种不压抑而强烈地希望自由地“发议论”的内在要求。他似乎先天地对虚构故事和天马行空般的抒情不怎么感兴趣, 倒是特别热衷对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印象和感受作深入的剖析和探究。难怪他基本不写新诗, 写小说则力避“故事性”, 还常常不惜忽略甚至破坏小说形象的完整和统一而掺入大量对现实“直剖明示”的杂文笔法。而这种艺术趣味的形成, 也与鲁迅接受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是诗文的大国, 议论文体源远流长, 其中随感录式的散文尤为发达, “它没有系统, 没有方法, 没有拘束, 偶有感触, 随时记录, 意到笔随, 意完为止”。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 具有深潜的古文基础, 耳濡目染, 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好尚和创作体式上来。鲁迅于杂文创作从一开始就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具有成熟的艺术之美和大家风范, 正是得益于这一文学传统。对于鲁迅来说, 创作重心的转移既是适应社会与人生过程的逻辑的必然, 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明智的、最佳的选择。
鲁迅杂文遗产的广阔性与深邃性, 一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文化之谜。进入20 世纪以来, 有谁像鲁迅这样对惰性文化圈、对世俗社会进行过如此精到的解剖与批评? 有谁那么切实而深入地站在生活的前沿, 把世间的诸种不平和大众的心声, 如此高亢地呼喊出来? 有谁对生存和生命的状态, 特别是中国人的灵魂进行过如此严厉的审视和拷问? 它所产生的引力不仅是前无古人的, 而且直到今天, 还没有哪位作家能接近他, 更谈不上超越和取代, 尽管无数作家刻意学习、追求他。他在几个方面规范了中国20 世纪杂文创作的精神风貌。
第一, 杂文虽是时代的“感应”物, 但鲁迅却从不随波逐流地作应景式的文字, 而是以崇高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