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1934：绝望的抗战（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式：他住的这幢房子，是通过熟识的日本朋友出面租赁的；他不向陌生人公开自己的住处，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也不在家中会见访客；所有的信件来往，都通过附近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他情愿每天去书店取寄；空气紧张的时候，他甚至连窗边都不坐，怕被人认出来，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其实是没有多少信心了。
柔石被害，他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杨杏佛的惨死，更激起他一种拼死相搏的冲动，他坚持去送殓，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特意不带家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
在1934年的中国，朝野上下多已经知道，鲁迅是明确地站在官方的对立面，不会妥协的了。在中国这样的**的国度里，做一个经常与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鲁迅此刻碰到的，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自从将国民党政府视作是黑暗的力量，他对那与国民党正面对抗的**，就自然觉得特别亲近。他熟识的几位文化界的**人，柔石，瞿秋白，冯雪峰，还有胡风，也都以各人不同的气质和品性，赢得他的欣赏和敬重。因此，进入30年代以后，他越来越明确地将**人看作自己的政治盟友，愿意与之协同作战。可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习惯于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既将中国的历史看得太透，对现实的感觉又太敏锐，一旦盟友暴露出某些出乎意料的别的品性，他就会特别受伤害。
还在1930年，他刚成为左联的名义领袖，**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来向他布置任务了：“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他开始还委婉地回答：“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不料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好像把鲁迅看作一枚炸弹，这让他大受刺激，一口就回绝了，回到家中还忿忿不已。从青年时代在东京参加光复会起，30年来，他目睹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党和造反者，如何视他人为草芥，“一阔脸就变”，革命成功以后，变得比昔日的统治者更加暴戾。如今到了上海，这些阴暗的记忆竟又一再被唤起，到了1934年，“左联”中一些年轻人的偏狭和粗暴(甚至化名写文章骂他)，已经使他忍无可忍。先是在私人通信中，接着在公开的文章里，他激烈地反击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正是在这里，鲁迅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他没有因为置身严酷的社会战场，便被眼前的功利需要束缚住手脚，凡是盟友就一概拥抱，虽然有时也隐忍，也避让，可一旦超过了限度，他就会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即便为此而别扭，而尴尬，他也在所不惜。当然免不了寒心，甚至有很深的悲哀，他却始终没有退出战场，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了，绝无取胜的希望，他也要独战到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绝望的抗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向后人遗赠这样“绝望的抗战”的精神的，惟有鲁迅一人。
柔石被害，他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杨杏佛的惨死，更激起他一种拼死相搏的冲动，他坚持去送殓，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特意不带家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
在1934年的中国，朝野上下多已经知道，鲁迅是明确地站在官方的对立面，不会妥协的了。在中国这样的**的国度里，做一个经常与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鲁迅此刻碰到的，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自从将国民党政府视作是黑暗的力量，他对那与国民党正面对抗的**，就自然觉得特别亲近。他熟识的几位文化界的**人，柔石，瞿秋白，冯雪峰，还有胡风，也都以各人不同的气质和品性，赢得他的欣赏和敬重。因此，进入30年代以后，他越来越明确地将**人看作自己的政治盟友，愿意与之协同作战。可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习惯于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既将中国的历史看得太透，对现实的感觉又太敏锐，一旦盟友暴露出某些出乎意料的别的品性，他就会特别受伤害。
还在1930年，他刚成为左联的名义领袖，**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来向他布置任务了：“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他开始还委婉地回答：“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不料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好像把鲁迅看作一枚炸弹，这让他大受刺激，一口就回绝了，回到家中还忿忿不已。从青年时代在东京参加光复会起，30年来，他目睹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党和造反者，如何视他人为草芥，“一阔脸就变”，革命成功以后，变得比昔日的统治者更加暴戾。如今到了上海，这些阴暗的记忆竟又一再被唤起，到了1934年，“左联”中一些年轻人的偏狭和粗暴(甚至化名写文章骂他)，已经使他忍无可忍。先是在私人通信中，接着在公开的文章里，他激烈地反击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正是在这里，鲁迅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他没有因为置身严酷的社会战场，便被眼前的功利需要束缚住手脚，凡是盟友就一概拥抱，虽然有时也隐忍，也避让，可一旦超过了限度，他就会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即便为此而别扭，而尴尬，他也在所不惜。当然免不了寒心，甚至有很深的悲哀，他却始终没有退出战场，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了，绝无取胜的希望，他也要独战到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绝望的抗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向后人遗赠这样“绝望的抗战”的精神的，惟有鲁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