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1934：绝望的抗战

    □王晓明

    鲁迅到上海已经7年了。他现在租住着虹口大陆新村里的一幢3层的楼房，虽不怎么宽大，但有许广平悉心照料，还雇了两位年老的女佣，做饭，洗衣，地板和楼梯擦得干干净净。他依旧是深夜写作，上午酣眠，白天家里静悄悄的，衬得后面厨房里的砧板和锅碗之声格外清晰，直到5岁的胖乎乎的儿子海婴从幼稚园回来，以他活泼的喧闹充塞全屋。

    他早就不再写《阿Q正传》和《孤独者》那样的小说了。但他手中的一支笔，依然有力地牵引着读者的视线。从1933年起，他向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投寄杂文，都是千把字的短文，也不署“鲁迅”这个名字，还不断地变换笔名，读者却还是很快认出了他，以至凡有他的短文的报纸，街头的零售额都会明显增加。甚至无需等到印刷完毕，在排字房里，他的文笔就会被认出来，得到特别仔细的校阅。不用说，他因此每每得到最高的稿费，譬如“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别人的是千字3元、5元，他的是千字10元。在1934年，10元钱足够买100斤大米。自从40年前离开故乡、辗转各地，他此刻的生活是最安逸的了。可是他并不愉快。自从1930年，在一个他早早就离开了的场合，他被莫名其妙地推为**的外围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接着又成为更重要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讨厌他。先是浙江的国民党党部向“中央”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接着是从1934年起，政府的图书审查机构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都不准发行。再后来，网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当然，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对他还是有几分尊重，并不想真对他怎么样。据说蒋介石还不止一次让人传话给他，想笼络他。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当内山书店的老板为了那通缉令替他担心时，他笑笑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在1934年的上海，官方对文化行业的控制远不如后来那么严密，尽管有那么些禁令，鲁迅还是能不断地发表文章————当然常常得用化名；也还有一些小的出版社，敢悄悄地印行他的著作。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写作，能够发表，其他的事情，包括官方的一般性的敌意，他确实是不怎么在乎的。但是，30年代上半叶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林立和机构混乱，使人很难用常理来推断政府对它讨厌的文化人的政策。看上去松松垮垮，不怎么严酷，有时候却又会突然下起毒手来。譬如1931年，官方的军警就一举捕杀了柔石等5名文学界的**人。1933年“蓝衣社”特务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以后，更有人放出风声，说鲁迅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更何况，鲁迅又是一个遇事总要把最坏的一面都想到的人，他理智上知道也许“不要紧”，但还是不免要时时紧张。从与他相熟的柔石遇难的那一天起，只要风声一紧，他就会离家躲避。到了1934年，他更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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