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杂文集》序（2/2）

江清逝世二十年之后，朋友们才为他编印了一本《浦江清文录》。

    我才从那里看到他许多文章，都是我没有见过的。现在，季镇淮同志又搜索他的遗文，

    编为一集，名曰《浦江清杂文集》，要我写序文，并寄来了全书所收的篇目。我一看，

    有许多篇目似曾相识，大约都是三十年代《大公报·文学副刊》或北京报刊上发表过的

    文章，我见过，但不知是江清的手笔，因为他当时署的是笔名。

    这一情况，使我不免有所感慨。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写过不少文章，而我说他

    懒于秉笔；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他有许多著述，而我在他下世后多年才能见到。这

    样的老朋友，不止江清一人，还有沈从文、钱歌川、杜衡，无不如此。沈从文在一九四

    ○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我几乎都没有及时见到。钱歌川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发表的大

    量散文和英语教学资料，我在一九八○年以后才见到一部分。杜衡去台湾后，放弃文学

    活动，改行研究经济，发表过不少经济评论，对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

    推动作用。他的那些文章，我也在近三四年间才能见到，而他已逝世将有三十年了。

    绵延四十多年的抗战、内战、国家分裂、政治闭关、文化禁锢，造成了我们人际关

    系的严重阻隔，民族文化的分崩离析，我在为江清的第二本文集作序文时，不禁为此而

    发生感慨。我祝祷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再出现这些情况，造成人民之间的文化孤独和隔

    阂。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