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窗随笔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今年上海的天气，真是古怪。不但“清明时节雨纷纷”，直到立夏，也还是“雨纷
纷”。窗外，整天是潇潇淅淅，室内，整天是昏昏沉沉。使我这个老人情绪不宁，无法
工作，无心看书阅报。只好抓起笔来随便乱写。陆续写了几段，也有两三千字，暂且告
一段落，应之曰《雨窗随笔》。既然是“随笔”，最适当还是向《随笔》投稿。于是套
上一个信封，寄给《随笔》编辑同志，听从处理。
一篇“译序”
偶然看到一本《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卷首有一篇“译序”，既不是翻译
的序文，又不是译者的序文，不知道这个标题该怎么讲？
序文是高觉敷先生写的。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老专家，他的序文自有分量，我
不能不先拜读。
第一句说，这个译本“译文尚通顺可读，故愿为他的译本作序”。原来高先生作序
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译文尚通顺可读”。
序文的最后一句是总结评论这本书的原著者的。高先生说，著者“并没有成为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在本书结束时，暴露出袒护托洛斯基，贬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
义革命的倾向”。
这篇“译序”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原来高先生还认为被“贬低”的人还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平等的批评
陈伯吹主张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教育作用。另一个人狠狠的批了他一顿。陈伯吹发
表了答辩，要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但又表示欢迎别人的“平等的批评”。
林放写了短评，赞扬陈伯吹的态度。
我读了这三篇文章，感到脑神经混乱。
欢迎批评，必然接受批评。
不接受批评，何必还要欢迎批评？
如果有十种不同理由的批评，是否全部欢迎？
欢迎批评而不接受，如何体现欢迎？
批评有“平等”、“不平等”的区别，如何区别？
如果是“平等”的批评，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个作家，或一个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又欢迎别人的批评，欢迎而又拒
绝接受，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高尚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
“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平常的
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
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
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
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
“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
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
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过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
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
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人民的分类史
汉朝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士居第一类，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后，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贩夫
走卒”这个成语。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类。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获得大翻身，又成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
士气嚣张的时代。《儒林外史》记录了两个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头巾去上馆子，被秀
才老爷痛打一顿。
到了清朝，士又活该倒霉，有的被杀，有的充军宁古塔。不过，后来情况稍稍好转，
“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１解放以后，好像把人民分为两档：民和人。民有三
类：工、农、兵。商人失踪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商人。人分五类：地、富、反、
坏、右。称为“分子”，不是民。
拨乱反正以后，五类分子绝大多数归属于民，似乎已无大差别。现在的人民分类法
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仆”，不是民。民分五类：商、农、
工、兵、士。不知可否说是新的“五类”。不过士的等级比元朝还低了。因为社会主义
体制中，似乎没有乞丐。
“文化”与“文学”
读书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还未能读通之外，从商周金文至先秦诸子，我都能读通
了。偶尔有些语文障碍，还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还是能够理解的。倒是近年来一些
青年理论家的文章，我常常读了四遍、五遍，还是不懂。看看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每一
句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就是读过一整段，却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只好自认老耄，
在飞跃的新时代文风前面，显然落伍了。
近来又发现，落伍的不单是我一个八十老汉。偶然读了一段文章，我虚心请教一位
六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后，沉吟不语。我追问：“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
说“不懂”，怕落伍。我又请教一位四十多岁的副教授。他读了两遍，也不做声。我再
追问：“这一段文章讲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说：“吃不准。”
我才得到一点安慰。看来，他们二位，至少也已经开始落伍了，不过比我好些。
现在，把这段文章抄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例子），请读者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
意思？这是一篇文论杂文的第一段：
文学的危害的确在于她作为一种精神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空间。我们缺乏一种能
力（这或许是先天的），把文化与文学有效地区别开来。因此，文以载道的罪过首先不
在文学的自身。文学常常蒙冤，但文化因为已经无法在自身的内部为文学让步，所以我
们便只能端出文学作为文化祭坛的作品。
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纷”。窗外，整天是潇潇淅淅，室内，整天是昏昏沉沉。使我这个老人情绪不宁，无法
工作，无心看书阅报。只好抓起笔来随便乱写。陆续写了几段，也有两三千字，暂且告
一段落，应之曰《雨窗随笔》。既然是“随笔”，最适当还是向《随笔》投稿。于是套
上一个信封，寄给《随笔》编辑同志，听从处理。
一篇“译序”
偶然看到一本《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卷首有一篇“译序”，既不是翻译
的序文，又不是译者的序文，不知道这个标题该怎么讲？
序文是高觉敷先生写的。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老专家，他的序文自有分量，我
不能不先拜读。
第一句说，这个译本“译文尚通顺可读，故愿为他的译本作序”。原来高先生作序
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译文尚通顺可读”。
序文的最后一句是总结评论这本书的原著者的。高先生说，著者“并没有成为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在本书结束时，暴露出袒护托洛斯基，贬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
义革命的倾向”。
这篇“译序”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原来高先生还认为被“贬低”的人还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平等的批评
陈伯吹主张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教育作用。另一个人狠狠的批了他一顿。陈伯吹发
表了答辩，要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但又表示欢迎别人的“平等的批评”。
林放写了短评，赞扬陈伯吹的态度。
我读了这三篇文章，感到脑神经混乱。
欢迎批评，必然接受批评。
不接受批评，何必还要欢迎批评？
如果有十种不同理由的批评，是否全部欢迎？
欢迎批评而不接受，如何体现欢迎？
批评有“平等”、“不平等”的区别，如何区别？
如果是“平等”的批评，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个作家，或一个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又欢迎别人的批评，欢迎而又拒
绝接受，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高尚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
“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平常的
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
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
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
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
“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
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
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过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
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
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人民的分类史
汉朝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士居第一类，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后，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贩夫
走卒”这个成语。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类。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获得大翻身，又成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
士气嚣张的时代。《儒林外史》记录了两个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头巾去上馆子，被秀
才老爷痛打一顿。
到了清朝，士又活该倒霉，有的被杀，有的充军宁古塔。不过，后来情况稍稍好转，
“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１解放以后，好像把人民分为两档：民和人。民有三
类：工、农、兵。商人失踪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商人。人分五类：地、富、反、
坏、右。称为“分子”，不是民。
拨乱反正以后，五类分子绝大多数归属于民，似乎已无大差别。现在的人民分类法
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仆”，不是民。民分五类：商、农、
工、兵、士。不知可否说是新的“五类”。不过士的等级比元朝还低了。因为社会主义
体制中，似乎没有乞丐。
“文化”与“文学”
读书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还未能读通之外，从商周金文至先秦诸子，我都能读通
了。偶尔有些语文障碍，还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还是能够理解的。倒是近年来一些
青年理论家的文章，我常常读了四遍、五遍，还是不懂。看看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每一
句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就是读过一整段，却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只好自认老耄，
在飞跃的新时代文风前面，显然落伍了。
近来又发现，落伍的不单是我一个八十老汉。偶然读了一段文章，我虚心请教一位
六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后，沉吟不语。我追问：“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
说“不懂”，怕落伍。我又请教一位四十多岁的副教授。他读了两遍，也不做声。我再
追问：“这一段文章讲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说：“吃不准。”
我才得到一点安慰。看来，他们二位，至少也已经开始落伍了，不过比我好些。
现在，把这段文章抄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例子），请读者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
意思？这是一篇文论杂文的第一段：
文学的危害的确在于她作为一种精神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空间。我们缺乏一种能
力（这或许是先天的），把文化与文学有效地区别开来。因此，文以载道的罪过首先不
在文学的自身。文学常常蒙冤，但文化因为已经无法在自身的内部为文学让步，所以我
们便只能端出文学作为文化祭坛的作品。
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