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度山"外话恩仇
《邵燕祥散文集》作者：邵燕祥散文集：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 2017-04-13 13:49
春节后有一天，偶从电视机上拨出电影《基度山伯爵》。
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末，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报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深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30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5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两两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1966年10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此前**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妄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报仇，很难相提并论。**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有什么积怨；他们之成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是因他们对她30年代上海生涯知之甚稔，而那一段**的行藏，恰恰是**党内有些人反对她成为**合法配偶的理由，因此也成了她自己的心病。这些可怜的"旧雨"还够不上称为她的"仇人"。她目为"仇人"，而要在文革中借机报复的，是在高层，延安时期对她的"入闱"持不同意见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在她深感受挫和"被压制"的心理以至心理变态下视为敌对的人。由于她的活动范围在政治权力圈中，她的"仇人"或亦可称"政敌"了吧。
从这一点解释**文革中之所为，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角度。
我以为，不仅对**，许多文革中的现象，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即所谓"官报私仇"是也。
从**的正统理论来说，不主张"个人复仇"，认为只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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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末，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报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深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30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5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两两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1966年10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此前**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妄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报仇，很难相提并论。**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有什么积怨；他们之成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是因他们对她30年代上海生涯知之甚稔，而那一段**的行藏，恰恰是**党内有些人反对她成为**合法配偶的理由，因此也成了她自己的心病。这些可怜的"旧雨"还够不上称为她的"仇人"。她目为"仇人"，而要在文革中借机报复的，是在高层，延安时期对她的"入闱"持不同意见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在她深感受挫和"被压制"的心理以至心理变态下视为敌对的人。由于她的活动范围在政治权力圈中，她的"仇人"或亦可称"政敌"了吧。
从这一点解释**文革中之所为，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角度。
我以为，不仅对**，许多文革中的现象，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即所谓"官报私仇"是也。
从**的正统理论来说，不主张"个人复仇"，认为只有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