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拔都和别儿哥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作者：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2017-04-13 13:33
现在我们回过来叙述金帐汗国。拔都从1227年到1255年在位，他作为成吉思汗长支之首（无疑是得到斡儿答的赞成），对蒙古的一般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必须提到，他从未提出过占有最高汗位的要求。在初期，他甚至尊重他祖父把帝国传给窝阔台家族的决定。这种弃权行为可以从涉及到术赤的可疑出身得到解释。成吉思汗的妻子、四位宗王的母亲孛儿帖大约在怀术赤时曾被一位鞑靼首领劫持。关于术赤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是故意搁下，不予理会。上面已经提到过成吉思汗对其长子缺乏感情，以及在玉龙杰赤围攻战之后术赤的奇怪行为，该战以后他在自己的封地上，即图尔盖，恩巴河和乌拉尔河流域，度过了最后五年，没有参加成吉思汗进行的各次战争。到最后，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公开化。这些情况最初注定了术赤家族的作用是有些不显眼的。
1250年到1251年中，拔都使窝阔台家族垮台和拖雷家族继位，为自己家族报了仇。上文已经提到过，他于1250年在阿拉喀马克的具有决定性的干预和1251年他如何派其弟别儿哥到蒙古，以牺牲窝阔台家族为代价，扶持拖雷之子蒙哥即位的情况。无疑地，蒙哥把他的王位归功于拔都，他从未忘记这一恩赐。1254年他对卢布鲁克说，他与拔都的权力，像太阳光一样普照整个世界，这话似乎暗示一种对帝国的共同统治。卢布鲁克看到，在蒙哥境内拔都的代表们比在拔都境内蒙哥的代表们受到更多的敬重。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总的来说，在1251－1255年期间，蒙古世界实际上是在大汗蒙哥与“老大哥”拔都之间被瓜分了，他们之间的边界线穿过楚河和怛逻斯河之间的草原。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享有最高仲裁者和拥立大汗者的地位。对拔都其人有种种评价。蒙古人称他为赛思汗即“好汗”，赞扬他的善良和慷慨。然而，对于基督教世界、他似乎是1237－1241年间在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那些能够表现他的特征的各次战役中所实施的、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的煽动者。普兰·迦儿宾摘录了对他所作的互相矛盾的描述：“他待自己人性情温和，和蔼，慈祥，但在战争中非常残酷。”
1237－1241年的这次“欧洲战争”，经斯拉夫人的俄罗斯、波兰、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这次战争中，成吉思汗家族各支都有代表人物参加，这次战争的组织主要对拔都有利。他是全军的总指挥，至少形式上如此（战略指导是速不台，但是在拔都的名义下进行），结果，只有拔都一人从战争中获利。这次战争不仅打败了最后一批钦察突厥人，而且征服了里亚赞、苏兹达尔、特维尔、基辅和加利奇诸罗斯公国，它们在两百多年中一直是金帐汗国的属国。这是一种严格的封臣关系（一直维系到15世纪末），因为可汗可以任意废立罗斯王公，这些王公们有义务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可汗营地，“在可汗面前磕头”。这种谦卑从属的政策起于符拉基米尔的雅罗斯拉夫大公，他于1243年第一次到拔都面前表示效忠，拔都承认他是“罗斯诸王公之首”。1250年加利奇王公（他于1255年取得王公称号）丹尼勒也前来表示臣服，并要求为他举行任职仪式。雅罗斯拉夫之子，继承人亚力山大·涅维斯基大公（1252-1263年在位）至少是为了能够对付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敌人，充分利用了蒙古的这种严格的保护关系。接受这种奴役只是手段，靠这种手段，国家能够度过艰难时期。莫斯科维一直受蒙古人奴役，直到15世纪末伊凡三世把它解放出来。金帐汗国的历史与其他几个成吉思汗国的历史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蒙古人征服的其他地区，蒙古人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他们的环境，从被征服地获得了教训。在中国，忽必烈及其后裔成了中国人；在伊朗，以合赞、完者都和不赛因为代表的旭烈兀后代们成了波斯的苏丹。另一方面，他们的堂兄弟、南俄罗斯的可汗们没有被斯拉夫-拜占庭文明争取过去，成为罗斯人。像他们的地名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仍是“钦察汗”，即钦察突厥游牧部落的继承人。因此，他们只是那些没有历史，或对过去事件没有记忆的，就历史意义而言，似乎没有在俄罗斯草原上旅居过的“库蛮”突厥人（或称波洛伏奇人）的继承者。钦察汗们的伊斯兰化——从文化角度来看是很肤浅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又是很孤立的——一点也未改变这一形势。他们的伊斯兰化没有使他们真正分享伊朗和埃及的古代文明，相反，最终使他们与西方世界割裂，并使他们成为在欧洲土地上扎营的外国人（正像后来的奥斯曼人一样），永远没有被同化。在金帐汗国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南郊开始的。普兰·迦儿宾和卢布鲁克充分表达了到过拔都汗国的西方人的印象：他们感到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10世纪的可萨突厥人中肯定比在术赤的后裔中有更多的“西方主义”的表现形式。
然而，必须承认，事情可能采取另一途径。无论卢布鲁克可能会说什么（他因聂思托里安教士们的无知和酗酒受到了极大震动，而不能充分地认识到在蒙古帝国内聂思托里安教的重要性），基督教在拔都的家族中扎根。拔都之子撒里答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方济各会文件有相反的记载。亚美尼亚人（基拉罗斯）、叙利亚人（巴赫布拉攸斯）和穆斯林（朱兹贾尼和志费尼）的书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一些人的意外去世妨碍了这位聂思托里安教王子继承父位。当拔都于1255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营帐中去世时（终年48岁），撒里答正在蒙古，他是到蒙古朝觐他父亲的朋友蒙哥大汗的。蒙哥任命他为钦察汗。但是，撒里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是抵伏尔加河畔后不久就去世了。后来，蒙哥提名幼王兀刺黑赤代替他，志费尼认为兀刺黑赤是撒里答之子，而拉施特认为是其弟。拔都遗孀博刺克斤监国。但是，很可能在1257年，兀刺黑赤去世，拔都之弟别儿哥成了钦察汗。
别儿哥的统治（大约从1257年至1266年间）给汗国打上了具有决定性的重定方向的烙印。如果撒里答在世的话，有理由推测（尽管卢布鲁克不以为然），由于王室的保护将对基督教有利。但是，别儿哥却倾向于伊斯兰教。并不是说他要违反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特有的宗教容忍政策（特别是在蒙古人中）。聂思托里安教是他的人民信仰的宗教之一，他肯定不会禁止它。然而，他主要同情穆斯林，特别是在处理外国事务时。在此回顾一下巴托尔德的阐述，他认为在钦察汗国内伊斯兰教倾向的开端应该属于以上事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别儿哥卷入了成吉思汗国的各次内战。我们看到他是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反对忽必烈，尽管他没有给阿里不哥任何有效的援助。后来他又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阿鲁忽交战，但没有胜利，阿鲁忽于1262至1265年间夺取了他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直到当时一直被看成是钦察汗国的属地，此后它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其后不久（在1266年前），阿鲁忽又从别儿哥，或者是从别儿哥兄弟斡儿答手中夺取并摧毁讹答刺要塞（位于锡尔河中游北岸上，是商旅们的重要中转站）。这样，以牺牲术赤后裔的利益为代价，楚河以西草原并入了察合台汗国。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别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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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年到1251年中，拔都使窝阔台家族垮台和拖雷家族继位，为自己家族报了仇。上文已经提到过，他于1250年在阿拉喀马克的具有决定性的干预和1251年他如何派其弟别儿哥到蒙古，以牺牲窝阔台家族为代价，扶持拖雷之子蒙哥即位的情况。无疑地，蒙哥把他的王位归功于拔都，他从未忘记这一恩赐。1254年他对卢布鲁克说，他与拔都的权力，像太阳光一样普照整个世界，这话似乎暗示一种对帝国的共同统治。卢布鲁克看到，在蒙哥境内拔都的代表们比在拔都境内蒙哥的代表们受到更多的敬重。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总的来说，在1251－1255年期间，蒙古世界实际上是在大汗蒙哥与“老大哥”拔都之间被瓜分了，他们之间的边界线穿过楚河和怛逻斯河之间的草原。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享有最高仲裁者和拥立大汗者的地位。对拔都其人有种种评价。蒙古人称他为赛思汗即“好汗”，赞扬他的善良和慷慨。然而，对于基督教世界、他似乎是1237－1241年间在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那些能够表现他的特征的各次战役中所实施的、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的煽动者。普兰·迦儿宾摘录了对他所作的互相矛盾的描述：“他待自己人性情温和，和蔼，慈祥，但在战争中非常残酷。”
1237－1241年的这次“欧洲战争”，经斯拉夫人的俄罗斯、波兰、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这次战争中，成吉思汗家族各支都有代表人物参加，这次战争的组织主要对拔都有利。他是全军的总指挥，至少形式上如此（战略指导是速不台，但是在拔都的名义下进行），结果，只有拔都一人从战争中获利。这次战争不仅打败了最后一批钦察突厥人，而且征服了里亚赞、苏兹达尔、特维尔、基辅和加利奇诸罗斯公国，它们在两百多年中一直是金帐汗国的属国。这是一种严格的封臣关系（一直维系到15世纪末），因为可汗可以任意废立罗斯王公，这些王公们有义务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可汗营地，“在可汗面前磕头”。这种谦卑从属的政策起于符拉基米尔的雅罗斯拉夫大公，他于1243年第一次到拔都面前表示效忠，拔都承认他是“罗斯诸王公之首”。1250年加利奇王公（他于1255年取得王公称号）丹尼勒也前来表示臣服，并要求为他举行任职仪式。雅罗斯拉夫之子，继承人亚力山大·涅维斯基大公（1252-1263年在位）至少是为了能够对付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敌人，充分利用了蒙古的这种严格的保护关系。接受这种奴役只是手段，靠这种手段，国家能够度过艰难时期。莫斯科维一直受蒙古人奴役，直到15世纪末伊凡三世把它解放出来。金帐汗国的历史与其他几个成吉思汗国的历史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蒙古人征服的其他地区，蒙古人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他们的环境，从被征服地获得了教训。在中国，忽必烈及其后裔成了中国人；在伊朗，以合赞、完者都和不赛因为代表的旭烈兀后代们成了波斯的苏丹。另一方面，他们的堂兄弟、南俄罗斯的可汗们没有被斯拉夫-拜占庭文明争取过去，成为罗斯人。像他们的地名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仍是“钦察汗”，即钦察突厥游牧部落的继承人。因此，他们只是那些没有历史，或对过去事件没有记忆的，就历史意义而言，似乎没有在俄罗斯草原上旅居过的“库蛮”突厥人（或称波洛伏奇人）的继承者。钦察汗们的伊斯兰化——从文化角度来看是很肤浅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又是很孤立的——一点也未改变这一形势。他们的伊斯兰化没有使他们真正分享伊朗和埃及的古代文明，相反，最终使他们与西方世界割裂，并使他们成为在欧洲土地上扎营的外国人（正像后来的奥斯曼人一样），永远没有被同化。在金帐汗国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南郊开始的。普兰·迦儿宾和卢布鲁克充分表达了到过拔都汗国的西方人的印象：他们感到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10世纪的可萨突厥人中肯定比在术赤的后裔中有更多的“西方主义”的表现形式。
然而，必须承认，事情可能采取另一途径。无论卢布鲁克可能会说什么（他因聂思托里安教士们的无知和酗酒受到了极大震动，而不能充分地认识到在蒙古帝国内聂思托里安教的重要性），基督教在拔都的家族中扎根。拔都之子撒里答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方济各会文件有相反的记载。亚美尼亚人（基拉罗斯）、叙利亚人（巴赫布拉攸斯）和穆斯林（朱兹贾尼和志费尼）的书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一些人的意外去世妨碍了这位聂思托里安教王子继承父位。当拔都于1255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营帐中去世时（终年48岁），撒里答正在蒙古，他是到蒙古朝觐他父亲的朋友蒙哥大汗的。蒙哥任命他为钦察汗。但是，撒里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是抵伏尔加河畔后不久就去世了。后来，蒙哥提名幼王兀刺黑赤代替他，志费尼认为兀刺黑赤是撒里答之子，而拉施特认为是其弟。拔都遗孀博刺克斤监国。但是，很可能在1257年，兀刺黑赤去世，拔都之弟别儿哥成了钦察汗。
别儿哥的统治（大约从1257年至1266年间）给汗国打上了具有决定性的重定方向的烙印。如果撒里答在世的话，有理由推测（尽管卢布鲁克不以为然），由于王室的保护将对基督教有利。但是，别儿哥却倾向于伊斯兰教。并不是说他要违反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特有的宗教容忍政策（特别是在蒙古人中）。聂思托里安教是他的人民信仰的宗教之一，他肯定不会禁止它。然而，他主要同情穆斯林，特别是在处理外国事务时。在此回顾一下巴托尔德的阐述，他认为在钦察汗国内伊斯兰教倾向的开端应该属于以上事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别儿哥卷入了成吉思汗国的各次内战。我们看到他是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反对忽必烈，尽管他没有给阿里不哥任何有效的援助。后来他又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阿鲁忽交战，但没有胜利，阿鲁忽于1262至1265年间夺取了他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直到当时一直被看成是钦察汗国的属地，此后它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其后不久（在1266年前），阿鲁忽又从别儿哥，或者是从别儿哥兄弟斡儿答手中夺取并摧毁讹答刺要塞（位于锡尔河中游北岸上，是商旅们的重要中转站）。这样，以牺牲术赤后裔的利益为代价，楚河以西草原并入了察合台汗国。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别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