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跨学科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机制（2/2）
《人文科学认识论-瑞士-J．皮亚杰》作者：人文科学认识论-瑞士-J．皮亚杰 2017-04-13 11:43
质（因为调节引向运算，而平衡引向调节的可逆性，请阅第7节）。可是，这一认知演化已经既是心理的，甚至生物的，也是社会性的了，因为个人的运算同个人际（按照这一词的最接近的词源意义而言）的共运算（co－operation）是分不开的。因此，模式似乎可以部分地在整个社会领域推广（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14节中再谈），但条件是必须考虑任何一些需要与价值而不仅仅考虑它们的认知形式。
在这方面，有助于可称为“人类行为学”的一种专门类型的研究（见有关经济科学的那一章）可能很重要。这是一种从收益与选择的角度把行为看作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理论。某些学者曾有意把整个经济学归结到这一理论，如罗宾斯曾说起“目的与交替使用的稀有（或有限）手段之间关系”（《论经济科学的意义》1932年）。麦塞斯也有这种意图。但如果说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构成这种理论的一个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含有许多其它因素以及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不能还原成那些已经在个人主体（或有机体本身）同他的物质环境与个人际环境之间的交流中起作用的较为简单的关系。
要理解人类行为学这些分析的非常普遍的意义及其对整个价值理论的影响，必须先谈谈有关情感生活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多种倾向的现状。
第一个看到的事实非常有意义，并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人们企图就这些认知功能（作为与结构有关的功能）来描述情感生活的特征，尤其想在行为的运转本身中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出奇的困难。这样一个事实立即引起了以下的普遍性问题：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由结构来确定，是在哪方面确定的？这些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相反或反过来改变结构，改变哪些结构？价值和结构是否是不可分离的，但也可以说是不论什么行为的平行的两个方面？人们立刻看到这些问题何以大大超越了心理学的范围。因为作为“有效动作的一般理论”（斯鲁克基从1926年起，柯塔宾斯基从1955年起，朗日等等）的人类行为学引用的是一条“合理性原则”（用最少手段获取最大效果），这条原则既关系到情感价值又关系到认知结构。
在心理学中，今天的普遍倾向是在任何行为中都区分出结构与“能量”。前者相当于行为的认知方面，后者标志着行为的情感方面的特征。但能量这个略带隐喻的名词是什么意思呢？曾在当时是心理学家的物理学家马赫的“唯能论”学派（与原子论对立的）气氛中培养成长的弗洛伊德，把本能设想为能量的一种储存，其“负荷”被投资到某些物体的表象，这些物体因而成为令人想望的或诱人的。在这方面，“投资”或发泄已成为常用词汇。列文把行为设想成格式塔方式的一个整个场（主体与客体）的作用。这个场的结构与知觉、智力行动相吻合，而它的动力则决定运转并最后赋予客体以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吸引性或排斥性、障碍性等）。但存在的问题是运算机制肯定包含着动力，人们仍然要从机制中区分出真正变化的结构和那些使这些变化在令人想望、兴趣、速度等方面成为可能的东西，而这第二个方面就把我们引到一种能量上来。雅奈在任何行为中都区分出相当于（认识）结构的初级动作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二级动作，二级动作在促动初级动作（正面的有兴趣、努力等，反面的有疲劳、抑郁）方面，和在初级动作的结局（为成功而欢乐，为失败而伤心）方面调节初级动作。因此，初级情感生活反映出对行为的调节，但是哪种调节呢（因为有结构性的和认知性的）？雅奈明确地使用了储存的生理力量的假设，这些力量按照变动的节奏而积聚、耗尽和重新构成；而情感性按照协调能量的收益和损耗的“行为经济学”调节的正是这种力量。雅奈然后推广到个人际层次，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好感和反感，认为给人好感的人是能量的源泉或刺激，令人反感的人是一些使人疲劳或“代价昂贵”的人。
由此产生第一个问题：情感作为投资或按损益而进行的调节，是否改变结构或仅限于保证结构的能量运转？某些学者认为是改变结构，因为一个不考虑现实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是缺乏投资，其结果是他的思想是一种图型式的、病态地形式的思想，而偏执狂患者的过量投资则使他胡言乱语（大小的概念等等）。其他学者（包括我们在内）认为，一个对算术极感兴趣的儿童和另一个对它感到多种多样情结痛苦的儿童都会承认2＋2＝4，而不是3或5，因为情感加速或延迟结构的形成使之运转，但并不因此而改变结构。又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患者行为的错乱，按照一种永远同时包含着两个侧面的动力，可以同时改变结构及其情感运转。但这种可能性自然还是有的，即必须把形式决定内容的结构（逻辑－数学结构）同内容取决于不同价值的结构区分开，尽管在一个“价值判断”中，其形式（或判断）是结构性的因此是认知性的，而其内容则与恰恰作为价值的情感有关。
但是，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它也更加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价值的繁多或把价值归结到其单一的能量或“经济”（按人类行为学的意义而言）之维的问题。事实上，如果经济学家给我们讲生产、交换、消费、储存、投资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术语确实无所不在，也包括在说话前婴儿的情感之中（以能量的支出或收回、对物或人的投资等方式），但问题依然是：它们的意义是否总是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试图加以分类又不可能，因为人们看到这是涉及一切人文科学的分类（当然包括语言学，哪怕只因为索绪尔是受到经济学的启发的，哪怕只因为贝利描述的“情感语言”导致了社会学家沃什的价值理论……）。
为了导向这一分类（在11节中），首先应该指出在个人价值领域和个人际价值领域，都存在着无所不在的基本二元性：目的价值（或工具性价值：手段与目的）和收益价值（代价与收益）的二元性。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但又经渭分明。在个人领域，这一区别建立在l’interet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一方面，任何行为都是受一般意义上的兴趣支配的，因为行为追求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因是所想望的而有价值，而目的也可以完全不带有利益（这个词的第二个意义），尽管它非常令人感兴趣（该词的第一意义）。另一方面，l’interet是一种能量的调节，它放出可使用的力量（克拉帕海德和雅奈），因此增加收益。从这第二个观点看，行为就可以说是“带有利益的”，如果它的目的在于从主体的自我观点去增加收益的话。功利主义者不想把这一词的这两种意义区别开。他们正是通过玩弄这两种意义的手法试图以利己主义来解释利他主义，他们的借口是任何行为都带有利益，这是错误的。因为行为总是受兴趣即l’interet的第一个意义支配的，因此可以如以上所说的不带有利益又令人感兴趣！单单这一诡辨就足以说明两种类型的价值。另一方面，当雅奈以收益价值来解释好感和反感时，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言之有理的，例如当人们选择旅伴或餐桌伙伴时。但人们可以爱上一个使人疲乏不堪的人，人们也并不总是只因为一个女人很经济，即使她不大会使人疲乏，而娶她为妻。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在爱情中情感负荷的“投资”与共同的价值尺度、二人的生产计划有关。这里的价值是指在最广义的、严格的虽然在特殊程度上引起兴趣（l’interet的另一种意义）但又毫无利益的价值。
11．价值的分类
因此，以上的说明意思是：人类行为学无所不在，但没有一处它能单独起作用。要完成一个道德行为或进行一项逻辑运算而不付出能量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收益价值，而经济科学所研究的行为则可能呈现出任何固有的目的性。同时，生产与消费的概念必然与伴有自身的价值或目的性的结构有关。因此很清楚，全部人文科学引导人们去寻求价值的分类。
A．首先应该解释的是情感心理学所提出的并到处都能见到的第一个二分法。目的或工具性价值集合那些由于性的关系同结构有关的价值，也就是那些为了结构的产生或保存与在质量上各不相同的要素的需要相符合的价值。这并不是说价值与结构混为一体，因为一个结构按其自身的规律而存在。这些规律可以用代数（包括逻辑）或拓扑学来描述，不必参照速度、力量或能量作为工作能力。这同一结构可以是令人向往的，甚至它必须如此才能使主体注意它，这就要求情感负荷或投资等等即能量的参与。而从这第二种观点上看，还必须区分对要投资的因素（目的价值）的选择和实际需用的量。于是，收益价值正好与这一量的方面有关，如果人们在定义上承认收益区别于根据所生产出或消耗的量而产生的一个质的结果的话：对个人内部经济或技术生产来说是能量的量，对商业交换来说是出售量和会计量。
B．目的价值能导致第二个两分法。这些价值所附着的结构可以用多少能或不能逻辑化的规则来表达，或者停留在简单调节的层次。在第一种情况下，在价值由规范强制甚至确定的限度内，人们可以称之为“规范性价值”，而在自发或自由交换中，人们可以说是“非规范性价值”。对第一种价值来说，人们又会问，价值和规范或结构是否混为一体？然而这次仍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规范一方面包含有它的结构（认知的），另一方面又包含有它的价值，而价值通常像习惯一样是属于情感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第8节中），道德规范只是根据尊敬的特殊感情才被接受的。这种感情就是对发布命令的人或对有相互关系的对方的一种价值化。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只是根据“承认”的态度才得到价值的，而承认就是对习惯或超人身关系的一种价值化。
非规范性的目的价值分布在许多不同领域。它们首先从个人利益扩展到个人际好感，扩展到构成日常社会生活的无数交换，无论是信息，还是各种在经济上非量化的服务、政治、礼节等等。另一方面，它们还包括手势、衣着、语言等形象表现的价值化，因为符号或记号系统在它们真正的符号学规律之外，还含有一整套价值，这些价值趋于或是加强或是减弱表达性，就如贝利在有关他称为“情感语言”的东西中所表明的那样。
C．最后，收益价值是伴随着上述一切价值的，但导致一些专门的价值化。这些价值化既表现在动作的内在能的行为学方面（请参阅第10节中雅奈的概念），也表现在经济科学所研究的个人际经济方面。在这两种情况中，与上述价值质的特征相对立的量化优势是很显著的。换言之，只要一涉及收益问题，重要的就不再仅仅是按不同需要判断所考虑的目标的质了（需要本身就是需要补充或重新平衡的结构中的一个空白或一时不平衡的表达），而是相对于为获得而付出的必需量而言所得到的结果量。
12．与目的性价值化有关的调节和运算
目的性概念关系到全部人文科学，因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的行为不含有意愿。然而人们都知道目的论引起多少难题，它在生物学中引起的问题直至今天至少在原则领域内似乎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
在源于精神形态学的第一阶段，目的性作为因果原则，显得自身就含有对自己的解释。对任何物质运动和生命过程都赋予一个目的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力因之外又区分出“目的因”，似乎目的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导致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现在的未来意识（在意识中，目的与当前的表象是相符的）或行动。
在第二阶段，这一目的因的不可理解特性导致人们把目的性概念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寻求每一组成部分的因果解释。这样，方向概念在平衡过程中，预度概念在对先前信息的使用中，功能效用概念在组织的等级特征中等等都得到了解释。至于顺应这一中心概念，人们设法把它归结为偶然变异和事后选择这两个概念，这就以由外部的成功与失败指导的探索图式（在线系层次和个人层次）代替了目的性。
目前的阶段与人文科学中非常相似的思潮相符合。它产生于三种影响的结合。第一，尽管目的论从未提供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却一直善于揭露过于简单的机械论的不足之处。以偶然和选择来解释眼睛当然很好，如果人们有时间等待的话，但如果需要比地球年龄所允许的还要多几代人的话，就像人们按照已经很有利的公式所计算的那样，那么最好还是另辟新径。第二，总是按照原子论方式开始的对现象的分析，在生命的一切领域里都导致了对调节的发现：在生理调节（生理常数稳定性）和胚胎发生调节之后，人们便放弃了把配子染色色体团看作是为揭示共同顺应、调节基因、“反应”等的存在的独立微粒集合体。第三，特别是这第三点，这些部分独立地产生于数学模式的有机论倾向同我们当代的基本发现之一汇合在一起了。这个发现就是控制论研究的自动调节或自动指导机制。于是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有可能对目的化过程提供因果解释并有可能获得“目的性的机械等同物”，或如人们今天所说的，没有目的论的“目的分配”（teleonomie）。
当然，当前的某些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些倾向在功能和价值领域，一如在结构领域，都朝向对调节的分析发展。但还应注意到，在人文科学如同在其他一切科学，尤其在生物科学，人们的努力首先指向现象等级的两端，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把这两端加以比较，人们才最有可能理解全部机制。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在经济学中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经济学经常把自己局限于微观经济学。随后，经过凯内的直觉，尤其是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之后，进入了宏观经济学，其中也有凯恩斯的方向不同的著作的一份功劳。但是，随着运等科学和经济计量学的出现，一股新的潮流又强调微观经济学的方法了。在精确性由于问题的复杂自然很差的社会学里，人们在宏观与微观社会学之间来回穿梭。在目的价值领域，不用说这两种方法都有必要，因为尽管总交换等呈现出一些依赖于整体机制的不可还原的方面，但只是在初级反应和交换方面人们才能期望看到价值化的产生，才能在某些情况下确定价值化同心理生理运转的联接关系。
在规范价值领域，道德事实自然尤其是从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这特别是因为在高层次缺乏足够的方法，除非社会的范围很有限，如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那种社会。但是，即使在整体考虑显得有必要的领域，如法律社会学（人为法直至它的最个人化应用，都同整个国家的生活联结在一起）也存在着一个着手研究可以说是微观法学过程的运动。贝特拉齐斯基就是这样在法典化的法律之外或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归属的强制关系，如双方中一方的权利要与另一方的义务相符等等。这种与道德关系有别的关系（差别倒也没有贝特拉齐斯基所认为的那样大，因为尽管主体B的道德义务确实不赋予他的“同类”C任何权利，但这一义务仍然产生于A或C本人过去对他有发布命令或与他有相互发布命令的权利），也显然有别于法典或结构化的法律秩序，因而它标志着某种自发的法律观点或从价值化机制的观点看饶有趣味的义务论特征。
在非规范性质量价值领域，我们曾试图分析决定价值化的交换机制及其与规范性巩固的关系。在两个人A与B的任何一种关系中，一个人所做的，假设rA，是被另一个人按照正面的或反面的满足sB来评价的。这正面的或反面的满意可以用某种债务或心理感激tB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而这种债务或心理感激对A来说便构成一种信誉或价值化rA（这一过程自然是按照rB、
sA、fA和vB这一方向展开的）。许多情况自然也可以阻止以r＝s＝t＝v形式出现的平衡，如评价过高或过低、遗忘、忘恩负义、信誉的削弱或夸大等等，而尤其是一时的或长远的各人价值尺度的不一致。但这一图式可以用来描述各种最最不同的情况：两人间建立在共同尺度和有利交换之上的好感，一个人物夸大的或非夸大的声誉，在微观政治学的信誉中起作用的实际和虚假服务的交换，等等。这种分析并无实际用途，但却能够获得两个小小的理论确认。
第一个是，这些质量交换过程同某些基本的经济规律或人类行为学规律往往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首先，评价S与声誉V当然是相当受供求规律支配的；同样一个中等人才，在一个他享有某种“稀有性”的小城市里和在一个人才比较密集的环境里，所得到的评价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尽管没有量化，人们仍然可以在新价值尺度替代其他价值尺度和声誉非常容易被夸大，但又很脆弱等等这些危机或不平衡情况中，看到格拉汉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等同物。
第二，人们很容易看到，只要交换还是非规范性的，潜在价值t和v（相对于实际或现实价值r和s）就部分是偶然的，而任何朝向义务发展的过程都引起由这一结构所强加的新关系（在经济中也是一样，现款交易不要求很多法律约束，而赊卖则要求更多的保护）。价值t就是这样因遗志或忘恩负义等等而自动粉碎化为乌有，而一种相互的道德感情的参与则导致保存。从自发过渡到规范相互性的标志，是一种新类型的交换，其中再没有服务与满足大致的符合，而是观点的替换，也就是说达到了无中心的或无利害关系的态度。
以上只是一个可能分析的小例子。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在当今极其活跃的美国新功能主义（古德纳、布劳等人）的研究中，人们还能找到许多其他例子。因此质量价值领域构成一个可能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当广阔的领域，甚至从调节到可逆性运算的过渡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节5中），这样一种过渡正从纯结构（调节与认知运算）这一方面来加以研究，自然也没有理由不从价值方面、从吸引力即情感负荷的“投资”、相互性及交换等方面来研究，而这与人们在调节和与结构运算方面所观察到的东西同构。在这方面，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价值尺度所采取的逻辑形式。系列、系谱树等。一些学者，如高布劳特，还尝试一种“价值逻辑”。
而尤其是存在着一个不着眼于结构的认识，但着眼于可使用力量之调节的运算系统。博奕论曾给它一个地位，名为“决策”。这就是心理学家一直感到难以解释的意志。自威廉·詹姆斯以来，人们一直承认意志不是简单的或可分离的倾向，否则就会把它与努力或意向混同起来。当一个被认为是低级的而一时是较为强烈的倾向（一个特殊的**等）同一个被认为是高级的但初始时是较弱的倾向（一个义务等）发生冲突时，意志就起作用了。意志行为就在于加强后者直至战胜前者。由此，A·比奈作出结论说必需要有一个附加力量。布隆代尔还提示这一力量来自集体命令（这个解决办法很成问题，因为如果集体命令足以决定一个动作，那就不再需要意志；而如果集体命令不足以决定的话，那么问题依然存在）。看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倾向自身并无强弱之分，其强弱只是与背景有关。只要背景仅仅取决于同实际知觉情况相联系的变动调节，低级倾向就可能占上风；然而如若把意志设想为可逆性运算，即通常的能量调节的极限，那么意志行为就在于把人偏移开当前的情况，使他能回到自己尺度上的永恒价值上来。因此，有意志也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十分坚固价值尺度，在发生冲突期间可以参照它。这同智力运算有相同之处（节5）。
13．控制论循环与经济调节
尽管目的价值在人文科学专有的各个领域里起着非常普遍的作用，遗憾的是这种价值并不因此永远是可以度量的，相反收益价值出于其性质本身，则是可以度量的。由于经济科学同时研究这两种价值，所以在经济学领域内最容易看到在一切人类行为中所起作用这两种共同机制的意义。
总的来说，任何价值，都反映了一个结构的运转，而任何运转又都是受调节支配的一个流量。这里所谓的调节含有最广泛的意义，包括自发的平衡过程和意向的与系统的调节，例如，出自一项稳定或增长政策的经济调节。因此本节的问题是设法抽取可应用于各价值领域的最一般调节模型。为此就要研究经济学家为控制他们面临的复杂相互作用系统而使用控制论循环概念的方式。环形（或反馈）模式当然不是产生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相反，经济学家刚刚开始对伺服机制论的运算内容感兴趣。这不仅出于思想上的惰性，而是因为很难采用复杂的实验测量。但经济学的例子格外有趣。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同古典概念，如经济循环概念相会合；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已经隐约看到经济机制的普遍性。这些机制的某些主要方面，在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领域内都能看到。
坏性系统的优点在于赋予无数情况中的某些情况一个确切的地位，在这些情况中，相互作用概念和循环因果概念应该替代线性因果链的概念。在物理学中，作用与反作用原理，各种各样系统——通过它们所接受的各种潜在工作的补偿而得以保持其平衡的那些系统——的存在，以及勒夏利埃原理（或与初始干扰相反方向的平衡移动），早就表明某些因果形式是不可能还原为一个线性链图式的。在生物学中，组织以及通过每次都带有收益与损失的连续调节对组织的保存，这一事实本身越来越使人们不得不考虑环性系统。甚至在表面看来很简单的环境对机体的作用中（现象型变更或带有发生效果的选择），人们也开始认为机体同样也选择和改变环境。这就提示了有控制论循环的作用。在相互作用永远伴有自动调节或多少是意向性调节的人文科学领域，循环概念更加明显地有其必要性，而且越来越显得清楚的是，即使一般的S－R（刺激-反应）图式也已经属于循环性的了。因为人只是在感觉到了刺激时才对刺激有反应的，同时他的反应只是根据决定反应的图式，反应图式也不能反过来脱离通常的刺激而得到解释。
在具有可进行广泛测量这个优点的经济领域，某些已非常流行的概念都准备着迎接控制论的模式。例如，一个变量通过其他取决于它的变量自己影响自己。又如在生产、消费和投资三者关系中的“经济循环”概念，这三者构成许多循环的因果关系。再如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并能提供环性系统中的一些简单变化例子的倍数和加速度概念。
为了明确概念，我们在此举一个把经济循环表达为反馈的基本例子（来自索拉里）。假设这一模式参照的是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同国外无交流）并只记下以下三个变量：Y（t）＝国民生产总值；C（t）＝消费总值；I（t）＝投资总值。这三个变量都是时间（t）的连续函数，表示在一段时间t中的货币流量，t＋dto于是就能得出会计关系：
Y（t）＝I（t）＋C（t）这个关系可以，比方说，引进两条行为规律加以补充：
C（t）＝C·Y（t）和I（t）＝V（dy（t）/dt）
C和V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系数。
第一条规律是最常见的消费类型的函数。第二条规律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人员面对国民收入变动在投资决定上的反应。这是在投资方面“反射”国民收入变动的著名加速现象。这一初级动力学模式可归结为微分方程式：（I－C）/r＝（1/Y（t））.dy（t）/dt考虑到初始条件Y（D）＝Yo其直接解法是Y（t）＝YoOpt。为了简化公式，我们有：
P＝(I-c)/V＝S/V或S
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是正数的增长率P与储蓄倾向成正比，而与投资系数成反比。于是，人们可以用下图来代表模式，图中圆圈表示变量，菱形表示变量所承受的变化（按照箭头所示方向）：
人们从图中两个圆圈可以认出反馈。第一个反映“倍数作用”：Y（t）通过C（t）自己影响自己。第二个反映“加速度作用”；Y（t）通过I（t）自己影响自己。两种作用都是相加性的。
这一例子所具体化的方法呈现出两个好处：一个是从经济研究本身的观点上看，另一个是它表现了一切生命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机制（不仅因为在这些科学中到处都能遇到环形系统，而且还因为生产、消费与投资的循环存在于一切目的价值和收益价值的领域）。
从经济科学（再说一遍，经济学是很典型的，尤其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观点看，像刚才所看到的那种图式可以用来对相互作用进行逻辑与因果分析，因此也完全可以把这种分析推广到性质更为复杂的转移或新反馈。特别是，在前面所说的、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调节有关的模式之上还可以加一个严格经济意义上的调节反馈（稳定政策，在这里事实上是增长的政策）：这只要引进一个新变量G（t）就可以了。如Y（t）→（t）→Y（t），由于已经实现的转移的性质，就能改变增长率P（此外，自然还应该扩大模式，以便考虑到在经济调节中起重要动机作用的延迟变
化）。
至于这种模式的一般意义，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上它们标志着价值领域，甚至结构的建构领域中最重要的共同机制之一的特征。
就价值，也就是说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第10节），就一般情感生活的作用而言，那么很显然，把生产与消费或投资连接起来的循环确实在各种最不相同的情况中都有。因为任何生产，亦即任何建设性动作，都因其自身的结果，亦即动作所导致的消费性动作而增强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生产引起新的情感“投资”，它以其它生产加强最初的生产或予以补充。因此，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机制，而我们刚才探讨的它的经济模式只在特殊的社会特征和所引起的引人注意的量化方面有所不同罢了。
至于结构的建构，它是同我们刚才称为生产的、即一般意义上的建构性动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在一切领域，一个终于获得良好调整的或逻辑-数学特征的结构（例如，一个“群”的结构），在开始时都有一个简单的调节阶段，也就是有尝试与错误的建构阶段，其中错误的改正是借助于与前面的反馈相似的反馈来实现的。其次是，结构一旦相当平衡之后，可逆性运算的作用就取代初始时的调节（如第五节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时，只根据结果而做的改正就被对当时的动作所作的预见**先修正所替代。这样，环形系统达到了一个直接与反向的运算系统，其调节同建构活动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最初起作用的价值因而升级为规范价值）。
14．功能与价值领域中的同时性问题与历时性问题
我们看到（在第9节中），一个规范结构由于发展而达到它的平衡形式（当然，根据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稳定程度也不同；请看第八节），这种发展本身及其各个阶段都构成一种平衡，亦即一种自动调节过程。而这种自动调节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结构的产生本身所固有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既没有建构性机构，另一方面或事后也没有改正机构，而是建构这样的逐渐组织同时也是调节性的，因此是通过平衡化来进行的。我们将看到（在第18节中），一个意义系统则相反表现出词音历史——词音目前的意义仅部分地依赖于它的历史——同相对独立于历时性这一系统的同时性平衡的最大脱节。功能、效用或价值系统在这两个极端情况中占着中间位置。饶有趣味的是，在研究共同机制时，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中间位置，从同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这个观点看，在一切带有功能主义之维的学科，自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直至经济学中都能找到。换言之，它存在于一切必须把目前效用和历史演变关系加以区分的领域。
例如，在经济史领域，这一中间情况以下两个特点为标志。一方面，人们看到经常存在于以先前的发展来解释某一组当前的事实（或任何同时**实）的努力和用被认为是“无时间性的”并属于平衡规律的一般机制来解释一组历史事件的相反做法二者之间的双极性。但另一方面，人们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却发现了一种旨在以人们今天可称之为发生结构主义的东西，在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领域里，辩证地克服历史因素和超历史因素这种二元性的方法论。
至于人们在那些未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那里所看到的解释的二元性，大家都一致认为大的经济结构可以用结构的历史来解释，而属于行情的大事（如在第二节中所谈过某些食品厂在十三世纪或十六世纪的价格），则应根据有关价格形成的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理论把这些机制看作是“无时间性的、必然的”。这倒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价格是不变的，而是相反，因为价格在细节上是按照不规则的历史曲线变动的。它们的变动与平衡规律有关，而平衡规律在相当广泛的社会范围内都能看到。
相反，马克思所作努力的独创性在于不把结构和运转规律视为“永恒的”，而是使这二者都服从于一个总的动力。他试图以此来克服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就结构而言，马克思自然强调资本主义的暂时特性或历史上的过渡特性，而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的规律是永恒的。但在运转规律方面，马克思着重指出，这些规律往往是在系统的成熟阶段才开始“在纯粹状态下”起作用。因此，研究处于末尾阶段的功能就有可能理解这一运转所由生的结构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标志着他的方法论同生物学问题有关联的这一基本看法（《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人是解剖猴子的钥匙”。换言之，最终状态阐明自身产生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最后状态的形成所必须的。
但是，这种对生物学的参照，强调的是结构历时性和运转同时性之间关系问题的极其普遍的特点。它同样也导致人们去研究功能、效用或价值概念在结构发展方面的特殊地位，并最终去重新思考为什么不容易把历史作成一门正题法则学科的道理。
的确，在生物领域，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而这一改变并不来自有关结构的先前历史。一个古典的例子是：鱼类的鳔现在对它们起着肺的作用，这不是由于使无脊椎动物得以过渡到鱼类的一般历史因素，而是由于环境的不可预见的变迁。因此，人们是否有朝一日能提供一个具有一切已知变化细节的生命史的演绎模式，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人们却可以指望有一个“有机论的”模式（请阅第十节）：这个模式既说明生命结构的一般特征，又说明一切或几乎一切机体的共同大功能：同化、呼吸（病毒除外）等等。不过，这些“功能不变者”在内容上是有变化的。这样，它们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就有所分化。然而，像一切真正历史一样，这部历史构成的是可演绎的结构化和偶然性组成的一个无法弄清的混合物。尽管对偶然性的反应是调节或事后的可理解的重新平衡，但反应的更迭并不因此而不是一个不可预料的系列。而这就使得一个亚结构的当前功能能相对地独立于亚结构的先前发展。
在人类历史领域，情况也部分相同，尽管有人类的两个特点——构成了一种因社会相传而不断丰富的文化和拥有能增加理性行为（尽管有它们在共同意识中的明显限度）的思考智力——所含有的改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如果某些历史学家想通过科学技术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政治史和历时性社会学等等这种跨学科的融合来给自己的学科一个正题法则科学地位的话，那么人们从中可能抽取的进化规律或运转规律，根据所考察的结构类型，因而一方面根据结构与结构间的各种可能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功能、效用或价值的不同，仍然会有显著差别的可能。
假设人们可以把发生结构主义的理想作为方法论的理想——它似乎确实是许多科学的共同理想，那么可“封闭”的结构和未完成的或注定要永远开放的结构之间的区别，依然使人们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区分，这尤其表现在人们不得不根据价值是规范性的或非规范性的等等承认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价值（第10和11节）。比方说，一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专家诺文斯基曾注意到：“发生心理学与马克思理论在方法上的亲属关系有时是令人吃惊的。然而仍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别。对皮亚杰来说，平衡概念作为发展过程的中心机制和必要媒介，仍然是特征性的，尽管每一个平衡形式都是凭借产生它的不平衡来取代前一个平衡形式。相反，对马克思来说，发展的中心机制是对平衡的不断破坏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方法论上的后果。”然而，这一差别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智力发展达到的是完成的结构，其中功能与价值完全服从于有关内在结构变化的规范性规律。由此得出的一个事实是，这样一种发展是由达到这一最终平衡的平衡化或自动调节指导的。相反作为经常开放的生物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等，由于缺乏封闭，就不可能带有这种把功能全部归入结构机制的整合，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能直至导致结构的分化瓦解。
正是不可能封闭的结构的这种情况解释了属于同时性平衡的价值相对于相应结构的历时性形成的相对独立性。这正是人们在某些危机（当这既不是增长事故也不是持久的分化时）的情况下所见到的。这时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经济、政治、社会价值（声望、个人信誉）或情感价值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这说明在社会领域描述序列阶段（＝按必然的先后顺序）的特殊困难，也说明罗斯托相信他在经济增长过程（从启动或起飞到成熟）中发现的“阶段”为什么不成功。事实上，在这方面总的问题是区别一系列不带有组织的内在展开的变化和按顺序阶段进行的发展，这种发展特别带有瓦廷顿在胚胎学中称为“生理常数稳定性”（在来自外部强加的偏移时自动回到必须的轨道上去）的东西。
因此，这样一些事实似乎表明功能与价值越是服从于相应的结构，它们就越依赖于历史和历时性的解释。相反，一个价值系统是服从于平衡规律或当前的调节规律的，这些价值越不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越不单单受结构的限制，这些规律也就越不依赖先前的阶段，而是依赖外部条件可以变更的交换。换言之，这些价值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构成逐渐的历时性平衡化的最终阶段，而是同时性也表达部分独立于发展之外的情形。这时起作用的只是一系列重新平衡，其规律可以是恒定的，但规律内容的变化则一部分是偶然的，另一部分是周期性的。
四、意义及其系统
任何结构或规则，任何价值，都含有意义，就如任何信号系统都呈现出一个结构和一些价值一样。尽管如此，（词音、形）对（词义）的关系在性质上仍然与一个要素的可愿望性（价值），或这一因素对这一整体的结构性（或规范性）的从属有所不同。而这种意义关系也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以致跨学科问题在这一领域如同在上面所说的领域同样重要。
15．生物信号及符号功能
人们几乎在动物行为的各个层次都可以看到由标志或信号发动的反应，而在从单细胞原生质的简单感受性直到神经系统的感受性或神经系统对有意义的标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种种中间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同信号或标志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唯一能在直到十二至十六个月的儿童身上（感动层次）观察到的东西。同时，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感觉和运动条件反射方面仍然起着作用。因此，先谈谈这第一个信号系统的作用很有必要。
所谓标志系指与所指无区分的能指（除非通过它的信号作用才有区分）。也就是说，它构成这个所指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一个原因性结果：看到一个树枝探出墙头就是有一棵树存在的标志，一只野兔的踪迹就是它新近经过的标志。一个信号（例如，使巴甫洛夫的狗产生诞水反射的铃声）只是一个标志，除非赋予它一个约定的或社会的（电话信号，等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记号”（signe）。
在某些高级灵长类和人（从两岁起）身上，有一整套能指出现，这些能指与它们的所指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它们不属于所指的物体或事件，而是由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甚至在没有任何所指当前的知觉刺激情况下，为了追忆或再现这些所指而产生的：这就是符号（symbole）与记号，而人们把通过有区别的能指来追忆这种能力称之为符号学功能（或常说的符号功能），这时，它可以构成表象或思维。但在这些符号工具中还应该区分两个层次，尽管在正常儿童身上，这两个层次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图画一般除外）。
第一个层次是符号层次，是索绪尔用来与信号对立的那种符号的层次：这是与其所指有某种相似或类似的“有动机的”能指。它们以最自发的方式，以象征性（或假想的）游戏，延迟模仿、精神图象（或内化模仿）和书写图象出现在儿童身上。这些符号的最初特征是，个体主体能单独建构它们，尽管它们的形成一般与语言相吻合（聋哑人除外，他们给上述系列增添一个新项目：手语）。它们的共同源泉是从感动层次就开始的模仿。在这一层次上，模仿已经构成一种表象，但仅仅是以动作出现的表象，随后它又延伸为延迟的或内化的模仿，从而产生出上述的符号。
符号功能的第二个特有层次（这一层次，在我们没有掌握更多情况之前，似乎是人类所专有）是发音语言层次。与第一层次相比它有两个新特点：一是它必须通过社会的或教育的传授，因此它取决于整个社会，而不再仅仅依靠个体反应；二是，口头的能指是“信号”而不再是符号了，因为信号，由于它的集体性质，是约定俗成的或“任意的”。
于是，这样一幅图景所引起的第一批跨学科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如何确定共同机制以及符号功能的这些不同表现之间的对立，但要一直上溯到有意义的标志和目前所认识到的动物语言形式这个层次；另一方面，在发音语言同逻辑可能有的更特殊的关系之外，确定它们同一般表象或思想发展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动物心理学或动物生态学，发生心理学，有关失语症、聋哑人、盲人等的精神病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动物生态学已经在本能机制中起作用的遗传意义标志（IRM或先天释放机制）方面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获得意义的标志方面，都搜集了大量资料。弗利希有关蜜蜂语言的研究曾引起了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不少反应；勒凡曾就脊椎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一般的倾向认为，动物语言不是建立在记号系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信号编码”之上的（邦弗尼斯特）。因为，一方面，没有对话，也没有因素的自然组合；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信号基本上是模仿性或摹拟性的（但还要确定是否已经有延迟模仿），因此我们说，这些模仿标志与先天的或获得的感动图式相对应，但还没有达到概念化，而在人的语言中，不仅每个词都含有一个概念，而且它们的句法组合本身还含有信息。
于是人们可能被引导在信号语言中去寻找思维本身的根源，而这也是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意见。但是，尽管信号系统由于它在建构上的灵活性和它能够传达为数众多的意义而无可争辩地呈现出特别优点，可是，在它的能力限度方面仍然有两点需要提出来。
第一点是，尽管语言是构成内化智力的思维之完成的必要辅助物，但它仍然要有在它之前以感觉-动作形式出现的智力来活跃它。这个问题不久在我们谈到的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时还要遇到，但还应指出的是，尽管语言是集体性的（在结构、发明、认可等方面），它的运转依然同个体智力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个体智力，其他的能指就会没有所指。而且个体智力的感觉-动作图式已经产生了提供口头语义亚结构的种种意义（空-时图式、永恒对象、因果关系，等等）。
另一方面，感觉-动作智力要内化成表象或思维，不仅要靠语言，而且还要靠整个符号功能，在这方面，精神病理学的资料很有价值，而且，从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医生之间的合作这方面人们还可以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极为复杂的失语症问题，这个问题正在蓬勃发展，但它在神经病学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把语言因素同思维因素分开。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天生的但还正常的聋哑儿童和盲童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在聋哑儿童身上，智力运算的发展比起能说话的儿童当然要迟一些，但分类、顺序、对应等等这些基本运算，直至某种复杂程度，一点也不缺少。这就证明了动作的先语言组织。相反，在盲童身上，发展的迟缓显得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动作图式形成时缺少感觉-动作控制，而如果说语言能够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它却并不足以代替总的协调，它是在这些总协调较晚形式时建立在它们之上的。
16．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
语言学同逻辑学的连接当然很重要。这种连结关系一直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因为它们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古老争论所发生的相互影响。
首先我们指出，这种相互影响毫无偶然性。一种语言学理论，如索绪尔的理论，和一种社会学理论，如杜尔克海姆的理论，它们基本思想的汇合是一种了不起的事。语言是从外部传来并强加于个人的一种集体“制度”；个人只是按照先于它们的一些共同规则加以革新，而他们的创造是受语言群体制约的。语言群体拒绝或接受个人的创造，但在接受时，它是根据系统总平衡等的需要的。杜尔克海姆则从他的社会整体概念中得出这一结论，即逻辑规则是由群体强加给个人的，尤其是通过语言——智力的形成者和从童年起通过教育就强加于人的种种结构的持有者——这个渠道强加给个人的。
当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大家都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曾受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音位学（特鲁贝茨考伊和杰克伯森）多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意义系统能同时阐明部落社会的经济交换和亲属关系，因为，经济交换与亲属关系含有一个同时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操作源泉的逻辑（因此他反对列维·布律尔的前逻辑。杜尔克海姆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也是反对的）。
但另有一个潮流像是前来迎合这些语言社会学的倾向似的。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自“维也纳学派”）运动在把实验真理归结为纯粹的知觉证明的同时，曾试图把知识的逻辑－数学组织考虑进去，但不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真正真理的源泉。于是，它按照唯名论传统，把这一组织设想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却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标志这一语言的特征。卡尔那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法，而自然语言就是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符号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斯基随后证明必需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或主语言。卡尔那普附和这一看法。最后，莫里斯建议建立一种“语用学”，但这种“语用学”的意义仅限于确定这些“语言”的规则。他的意见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
一些语言学家赞同这些概念。在《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布隆费尔德热烈庆祝消除了那种幼稚想法即在逻辑或数学联系之下还应该去寻找概念的想法；除了知觉的可观察材料和用于描述或包含这种材料的自然记号（通常语言）或学术记号系统外，什么也不存在。
不过，与这一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运动（但这二者的汇合统一仍是显著的，尽管杜尔克海姆的规范主义实在论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多少是约定主义的唯名论有所不同）相对应的事实上是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方向仍是转向汇合，但与上述的方向相反。
在心理学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些研究在语言学家的合作下正在蓬勃开展）证明逻辑－数学结构的根源应该在比语言更深的层次、在动作的总协调层次中去寻找。事实上，在感动智力阶段，在动作的图式建立和在这种图式的协调中，人们看到嵌入、顺序、对应等结构，这些结构已呈现出逻辑特征而且还是未来思维运算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运算本身同动作的内化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关系更多于同仅仅是口语的影响的关联。同时只有在高级层次，与语言陈述的假设的运用相联系的“命题”逻辑才有可能。而整个“具体的”即直接作用于物体的运算时期，则证明了这些运算同物质动作的持久联系。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就有可能对儿童使用的口头表达的语言结构与儿童运算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精确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朝向使所用语言从属于运算结构，而不是相反。
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多少年来为确定作为一切个体所专有的“普遍逻辑”是强加于社会的还是只是社会的产物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这种聋子对话的观点看，这两种冲突的论点实际上都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来自动作的总协调，那么这些协调既是个人际的也是内在于个人的。实际上，在分析认知交流中的运算时，人们又看到了与在个人建构中相同的运算。因此，第一种运算就是第二种运算的源泉，第二种也是第一种的源泉，这二者从它们的共同生物学根子起就是不可分解的。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在继续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时，尤其在他们设法以相当精确的方法使分析形式化以便用一种受代数方法、有时甚至受物理学方法启发的语言来表达结构的联系时，所达到的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而是发现了一系列信号系统所专有的特殊结构。这一结果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因为它说明一个信号系统为何对一个思维规范或其理系统来说是独特的；其次因为它提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着的。因为尽管信号有其自己的规律，信号在语言主体活动中的功能仍然是表达带有不同程度逻辑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叶尔默斯莱就是这样提出了一种“亚逻辑”层次的假设，在这一层次上，逻辑协调与语言协调可能建立起联结关系来。看来对这种亚逻辑的分析很可能又把我们带回到动作协调的一些问题上去。
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索绪尔的本质上是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自哈里斯和乔姆斯基以来已变为动态的了。哈里斯强调语言的“创造”方面；乔姆斯基则发现他的“转换语法”可以从他认为是先天的“固定核心”出发，按照转换的准确规则（并按照单一项的顺序联结式结构）派生出无限数量的派生陈述。然而，乔姆斯基把引用的“先天固定核心”归属于理性本身，这就全部推翻了语言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布隆费尔德等人）。人们当然可以在毫不改变乔姆斯基学说的真正语言学面貌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这种先天性表示怀疑，因为先于语言的感动智力是长期建构的产物。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遗传因素（到处都起作用）远不是唯一起作用的。目前，辛克莱正设法证明，单一项的构成或许可以用感动图式的协调来解释。尽管如此，在语言学领域本身，人们仍然看到逻辑结构从属于语言的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这样就给跨学科间进行合作（心理语言学等等）以研究至今一直主要以思辨方式来处理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实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有些逻辑学家超越纯形式化的问题去研究逻辑结构与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逻辑学家自然朝向能说明逻辑机制特有的自动改正的自动调节系统。然而，能提供这样一些模式的控制论，是信息或交流理论同制导或调节理论的一种综合。因此，正是在这两个领域，才能建立起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比单纯的同化更为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信息。在编码的人类行为学方面和编码的逻辑结构这二者之间，人们可以设想种种不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比方说，阿波斯苔尔曾把语言当作对错误的预修正系统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逻辑运算构成思维调节的极限情况，而在这些调节的最弱形式与严格形式即运算形式之间，可能有大量的能影响语言的中间形式。由此可见，就在这一领域里，跨学科研究也是多么必要而又富于希望的。
17.高级符号体系
索绪尔期望的普通符号学，就如在十五节中人们看到的，含有记号系统与各种性质低于发音语言的符号或信号系统之间的系统的比较。但它也要求同人们或许可称为二次方或性质高于语言水平的符号体系进行比较。所谓二次方符号体系，就是使用语言、但构成一些词音、词形、其集体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并处于与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这种符号体系：例如，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它们都由语言来传播，但每个本身都是一个带有宗教或情感意义的象征，它们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语义规律，正如它们令人惊奇的和往往是在大陆间的传播所表明的那样。
但问题并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来。在逻辑与数学的唯名论概念中，人们或许可以说，任何概念或特殊结构还都是一个记号，它用表明它的词但又超出这些词来象征它所指的物体。这样，数学的“群”概念只是一个高级符号，其意义可归结为可以描述的移动、物理状态等等。相反，在运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他一个逻辑或数学概念，都构成一个对实在的动作系统。这种动作尽管是内化的，却是真正的动作，因此动作本身毫无象征的东西。符号体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这些运算的任意记号方面，而不在这些运算本身。
如果人们接受最后这种解释，那么不是所有思维都是象征性的。但符号体系重新出现在思维的各种形式之中，只要思维的价值不决定于思维的运算结构，而决定于它的无意识的情感内容。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解释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人类生产场地，其中有被各种分析主义学派所研究的多少是个体性的“象征思维”，有神话和民间传统的象征，有艺术象征，最后还可能有作为表达一时的集体价值而不是理性结构的某些意识形态（这些表现中的每一种在不同程度上当然都可以是“理性化”的）。可见在这些层次，普遍语义学的比较领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这种普遍语义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跨学科的。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
18．意义领域中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已经把问题区分为静态的（“顺序”）和动态的（“进步”），那么可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个为人文科学中同时性考虑与历时性考虑之间的相对对立提供了一个主动地位。诚然，语言史和词源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词的意思在变，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变功能一样。而这种变化是根据语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真正平衡所产生的需要而决定的。
然而，作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意义系统，在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第九节），正是在规范结构领域，人们遇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最大依存，因为规范——诸如智力运算结构等——的发展，就在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结构越接近它的最终封闭状态（而且这一最终状态丝毫不排除它以后并入新的结构中去的可能），同时性的平衡自然越依赖于这一逐渐自动调节的过程。在价值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中间情况：这些价值越同结构（规范性价值）关系密切，越不符合一个变化的运转的连带需要，它们就越依赖于它们的历史。至于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词音、词形”，在它们是约定的或“任意的”范围内，它们就更加从属于一时之需，更加与它们先前的历史无关。因此，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最少的现实平衡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在一个人为的和专业的记号系统，如数学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以A×B，A、B或AB这些记号来表示乘法，或用任何记号来表示其他运算，它们原则上只取决于当时的约定，而不取决于符号的历史。符号史包含着一系列可解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恰恰都同系统在每一特定时期的整体平衡有联系。有时，忠于过去甚至还可能起一种干扰的而非有益的作用，这时候，一个新的符号体系促使观点的重新组织，而忠于过去却加以阻碍。
的确，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有贝尔斯，但他是按照一种似乎不很合理的分类法），“词音、词形”分成有动机“符号”和任意的“信号”两种。在这两种中间，还存在着种种过渡系列。符号的任意性这个概念本身曾引起从前是叶斯普森，如今是杰克伯森的争议。但索绪尔似乎已经事先回答了这些非议。他自己已把“相对任意性”和“彻底任意性”区分开。从大体上说，表示一个概念的词同这一概念的关系（声音材料同概念意义的关系），看来确实没有概念同它的意义和内容的关系那样密切。即使语言记号有时伴有象征表示（即索绪尔所谓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或动机关系），即使对讲话者来说，词不带有任何任意性（如邦弗尼斯特所指出的），语言的众多也能证明语言记号的约定俗成特征，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此外，记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出于习惯的明的或暗的约定），而符号则可以来源于个人，如同在儿童的象征**中或在梦中那样。
然而，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即在结构与意义关系领域内的同时性因素与历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而对它的研究尤其能用来阐明各种跨科学问题，如逻辑结构与数学结构的语言学解释，或相反，运算的和建构主义问题的解释。在这些结构被视为用以表达实验材料的一种简单语言的唯名论假设中，结构的句法与结构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应服从于确定它们的历时关系与同时关系的普遍规律。这一点，初看起来，似乎确是如此：句法规则在时间的长河中，有连续性意义也有变化。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由于两个基本原因改变了意义。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看来，它们不再像过去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和必然的空间形式的表达，而只是各种度量中的一种。这就必定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并且还以欧几里德结构与非欧几里德结构之间的一切可能过渡使其意义更为丰富了。另一个还更为普遍的原因是，空间形式在我们看来不再是静态图像，而是变化的结果，因为每一种几何学都从属于一个基本变化“群”，而这些群都是以一个亚群能从一个主群内部区分出来的方式相互形成的。但这些意义，尽管在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取决于当时的认识的同时性系统，却根本不以任何一个方式来进行替换，就好像受到意外事件或外来因素的影响似的。改变意义的新发明是通过思维抽象并以建构的先前状态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在这里，新发明是逐步平衡化的一部分，平衡化的同时平衡既是结果又是新建构过程的起点。因此这同“自然”语言的情况有相当重大的差别。在自然语言中，同时性平衡就是依赖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的重新平衡。
于是，这一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演变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另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的问题，这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并必然引起重新平衡的新的事物的性质的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可能的新事物类型，而它们在当前平衡与先前平衡过程间的相对联系或不连续关系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第一种类型是“发现”类型。所谓“发现”就是揭示与主体不相关的而已经存在的，但直至那时未被认识或发现的实在（如美洲大陆的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的重新平衡当然不是由系统的先前状态单独决定的。第二，人们称出自人的主体动作的新组合为“发明”（不上溯到某些生物学家在极其分化的、特别适应于一种新情况的器官的领域中称为有机“发明”的东西）。发明的本质就是：尽管这些组合因素可能已被人知晓（因此，新事物只是直至那时未曾实现的组合本身），发明仍然可能是别的东西。比方说，发现一个新符号体系并不排除发明其他符号体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的平衡与先前历史之间自然还会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人类的行为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新事物，这一类型的社会意义可能是很大的：这就是在逻辑－数学结构领域或总的智力结构领域被人们轮流称为“发明”或“发现”的类型。然而数学“发明”并不是一种“发现”（如果不是柏拉图主义者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新组合。例如，虚数－1就是卡丹在负数和开方之间所获得的一个新组合的结果。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因为事先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不可能不这样。因此甚至在细节上，它都必然来自其规律。正是在这第三种情况下（这一情况，在精神发展领域，在逻辑结构的自发建构中，可大量观察到），同时性平衡紧密地依赖于先前的演变，因为历时性建构已经属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同时，当前的平衡构成这样一个过程的终端（暂时的）。
五、结论：认识的主体与人文科学
就如人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社会与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为其特有的认识论问题。但在这方面有两种迥然不同的问题须加以考虑：一种是与研究本身有关的问题，换言之，即描述一门作为科学认识的个别形式的学科的认识论特征问题；另一种是与研究者本身有关的问题。作为人主体，研究者是认识的源泉。事实上，他是一切天真的、技术的、科学的等等认识的出发点。这些认识滋养各种社会，并从中产生出人文科学。在把跨学科问题围绕在共同的实在即结构或规则、价值与意义的周围时，我们参照的就是这一自然主体的活动的三大表现。现在，作为结论，还须考察一下人文科学是如何把主体作为主体的。因为，尽管还没有加以充分的分析，这个问题或许就是将来应予以考虑的最富于成果的汇合点之一。
19．认识发展与人主体的认识论
一切社会与人文科学在其历时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认识的发展。如果没有技术史，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就会不完全，而从科学的形成这个观点看，技术史是基础。史前人类学延伸了这些研究并就含有工具使用的行为（甚至在类人猿身上也已对这类行为作了细致的研究）到纯粹技术的过渡提出了种种问题。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社会与家庭组织、经济生活、神话和语言，在前逻辑或集体逻辑的构成方面提出了最为中心的问题。而这一远未解决的各部落文明的逻辑问题，不仅要求精确的心理学实验（这种比较形式还未发展），而且还要求对每一社会的实践智力或技术智力与推论思维或仅仅是语言性思维进行深入比较。语言学在认知结构，如计数系统、分类、关系系统等等的口头或文字表达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至于从认知工具的形成这个观点上看的两个重要分支，即认识社会学与发生心理学，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认识的社会发生使我们看到了代代相传并代代发展的各种思想运动逐渐的和合作的建构，或者使我们看到了减慢这一进程或使之偏航的各种障碍的作用。越来越要以思想、科学与技术历史为依据的认识历史社会学，比方说，面对希腊奇迹和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的衰落这些决定性的现象应该表态，而人们马上看到这最后一个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人文科学不可能闭口不谈——是如何只有通过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概念与原则的内在展开的比较才能得到解决。这些概念和原则，出于它们最初的要求，可能就带有以后不能开花结果的原因。
发生心理学与比较心理学（包括动物生态学）还远不足以涉及如此中心的事实。但它们的巨大优点是可以着眼于较少遗漏、特别是可以随意再现的系列。作为第一个例子，人们可以举出整数或“自然数”的建构。上述各学科所搜集的一切资料向我们说明，这一建构在各种文明中都有其普遍性，尽管它所达到的水平极不相同，但这些事实除使我们只认识建构的结果外，没有一个使我们看到建构本身。相反，尽管一个幼儿周围有教他数数的成人，尽管他使用着已经含有计数系统的语言，人们通过细致实验很容易回溯到那些由于还没有对数字总体的保存（5个因素不再是5个，如果改变了空间排列，等等），因而还谈不到“数”的阶段。同时，从这样的阶段出发，也可以了解数字从纯粹逻辑运算开始，但通过包含与顺序运算的新综合，是以何种机制建成的。这样的事实就能阐明人种志的与历史的资料。这或许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人们能一直上溯到史前人的精神活动的话。但遗憾的是，这在像数字发生的那些领域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些新的逻辑问题。而人们不仅已经能够使数字的发生建构形式化（格里兹与格热），而且还能够证明，在隐蔽的但是必要的形式之下，人们在逻辑学家提供的有关类或关系过渡到数的一切模式中，又找到了它的基本方面。第三方面，这些事实适合于同动物心理学的有关动物的数字学习（柯勒等人的实验）的资料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第二个有启示性的例子是空间概念的例子。关于这一问题，人种志和历史都有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一样，在建构方式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不过在这一领域，人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从历史与理论关系的观点上看相当矛盾的情况。几何学史表明，希腊人是从对欧几里得空间特征的杰出系统化开始的，其中带有在投影空间领域的某种直觉，但没有做成相似的形式，也没有任何纯粹的拓扑学理论。投影几何只是从十七世纪起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最后，到了十九世纪拓扑学也成立了。那时，人们还发现了非欧几何。但是从理论建构的观点看，拓扑学是几何学建筑的出发点，由此一方面产生了投影几何学，另一方面产生了普通度量学（由此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化）。然而发生心理学与有关知觉的研究都证明，自然发展事实上更接近的是理论，而不是历史。因为历史从结果开始颠倒了发生顺序，只是以后才上溯到源泉（这是常见的过程，它本身就足以表明心理发生与历史展开之间比较的好处）。事实上，一方面对儿童的空间结构形成研究，证明拓扑结构先于其他两个结构并构成它们形成的条件。然后，从拓朴结构同时脱胎出投影结构和欧几里得结构。另一方面，吕纳布认为他能够证明初级知觉空间是黎曼空间而不是欧几里得空间（对平行线的知觉，等等）。这或许有些夸张，但似乎至少证明存在着一种未分化的情况。欧几里得结构只是附带地从这一情况开始组成的。
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有关时间、速度、因果性等概念的例子。甚至有时物理学家也利用心理发生在速度顺序概念相对于时间长短而言的最初独立性方面所提供的结果。因此搜集到的全部事实表明，跨学科合作在一般人主体的认识论领域是可能的，而且这一自然思维的认识论是同科学认识的认识论各种大问题交结在一起的。这正是结构研究的一个特别情况（第二节），但其意义却非常普遍。
20.通过“杂交”的重新组合
以上的探讨表明，人文科学在必须把逻辑和数学结构的源泉、同时还是逻辑数学结构之所依赖的认识主体，圈进自己的研究范围时，不单支持了它们之间的整个跨学科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中设法证明有其必要性），而且还把自己纳入最终包含全部科学的圆圈或总的网络之中（而且这已经证明了它们同生物学的关系：2）。以上事实，我们必须提出来，为的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设法使人们感到跨学科联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一意义大大超出了仅仅为工作方便这个意义，它倒会缩减成这个意义，如果实际上只是为了共同开发边缘地区的话。倘若人们接受许多研究人员都无意识地附合的公论，即每一个学科的边界都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下来的，这些边界必然也会保持到将来的话，那么，关于不同学科专家之间合作的后一种概念就会是唯一可接受的了。然而，像本书这样一本著作，着眼的是趋向，而不是结果，是人文科学的前景和展望，而不仅是人文科学的现状。它的第一个目标却相反，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创新趋向事实上都是力求在纵向上使其边界后退，在横向上使其边界成为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实际上是建构性重新组合的一些交流，改造或改组知识的各个领域。
诚然，近年来科学运动的最突出事实之一是新知识分支的增多。这些新分支正是产生于邻近学科的组合，但事实上都有自己的新目的，这些目的又反射到母学科并丰富了母学科。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两个最初是异质的领域的一种“杂交”，但这一隐喻只是当杂种这个词不是取其半个世纪以前的古典生物学意义——当时杂种被设想为不生育的或至少是不纯的，而是取其现代意义——现代生物学的“发生重新组合”，这些重新组合遗传型更平衡、更适应，并有替代进化机制概念中的突变的趋势——时才有意义。在精确和自然科学领域，从拓扑代数到生物物理，从生物化学直到年青的量子生物物理学，富于成果的杂交到处可见。一个规模小得多但精神可嘉的运动，在人文科学中产生了许多新分支。我们可以彰明这些杂交，揭示它们相对于所由生的母科学而有的生产意义而作为对它们的结论。
人们不可能把只是产生于数学方法或统计方法的细化和这些方法与实验的更佳绩合的那些分支归类到产生于重新组合的这些新分支中去。经济计量学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能丰富数学，那仅仅是因为它给数学提出了一些问题。埃米尔·博雷尔在博奕论没有应用到经济之前就已隐约预见了博奕论（1921－1927）；细曼的普遍定理（以最小获得最大）是在1928年提出的。而这位数学家同经济学家莫尔根斯坦的合作则始于1937年。尽管如此，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依然创造了同心理学等有益的联系，更不必说博奕论在其他方面的多种应用了。
相反，真正多产的重新组合的“杂交”是心理语言学所构成的杂交，因为它同时既丰富了心理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也丰富了语言学本身。这是因为唯有这一新分支导致了对语言的个人运用的系统研究，语言则相反是稳定的。人们或许也可以期待着从格林伯格等人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的“社会语言学”方面获得许多东西。
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有用处。对心理学来说，它给它多提供了一个维度。如果社会心理学家有时表现出这种表示一门学科还年青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独立的表示，一种对未来综合的宣示。
今天，动物生态学或动物心理学是职业动物学家的事情，也同样更是心理学家的事。它在为心理学，特别是在认识功能（本能、学习和智力）的分析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的同时，不可否认地丰富了生物学（尤其在选择的理论方面，它说明了动物是如何选择并影响环境，又是如何受环境的影响的）。
请大家原谅我们在这里也谈谈近十年来在发生认识论或认识的形成与增长的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实验。为了研究逻辑、数学、运动等结构的发展，为此目的而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中心不断组织心理学家与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专家、物理学家的合作。然而，发生认识论一方面是认识论（尤其是它的“历史批判”方法）与发生心理学杂交所产生的新分支，而另一方面它对这二者都有益。因为，如逻辑学家帕普特所说的，要理解人，必须知道认识论，而要理解认识论，就必须知道人。
因此，这些本质上是跨学科性质的新分支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人们看到的情况（在节1中），即把一个“高级”（也就是较复杂的）领域与一个“低级”领域联系起来时，其结果既不是把前者还原为后者，也不是加强了前者的异性质，而是相互的同化。也就是说，后者在以直至那时都未曾发现的属性丰富自身的同时解释了前者，这些属性保证了所寻求的联系。在人文科学领域，人们既不谈复杂性越来越增长，也不能说普遍性越来越减退，因为各种面目到处都有，而且领域的划分更多是抽象的事情而不是等级的事情，相互同化更加有必要，而不会冒任何损害现象的独特性的风险。当然困难也不少。但是，撇开不同的大学教育——它构成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不谈，其应用日趋普遍的共同逻辑－数学技术既是大势所趋的汇合的最佳标志，也是汇合的最佳连接工具。
在这方面，有助于可称为“人类行为学”的一种专门类型的研究（见有关经济科学的那一章）可能很重要。这是一种从收益与选择的角度把行为看作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理论。某些学者曾有意把整个经济学归结到这一理论，如罗宾斯曾说起“目的与交替使用的稀有（或有限）手段之间关系”（《论经济科学的意义》1932年）。麦塞斯也有这种意图。但如果说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构成这种理论的一个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含有许多其它因素以及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不能还原成那些已经在个人主体（或有机体本身）同他的物质环境与个人际环境之间的交流中起作用的较为简单的关系。
要理解人类行为学这些分析的非常普遍的意义及其对整个价值理论的影响，必须先谈谈有关情感生活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多种倾向的现状。
第一个看到的事实非常有意义，并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人们企图就这些认知功能（作为与结构有关的功能）来描述情感生活的特征，尤其想在行为的运转本身中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出奇的困难。这样一个事实立即引起了以下的普遍性问题：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由结构来确定，是在哪方面确定的？这些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相反或反过来改变结构，改变哪些结构？价值和结构是否是不可分离的，但也可以说是不论什么行为的平行的两个方面？人们立刻看到这些问题何以大大超越了心理学的范围。因为作为“有效动作的一般理论”（斯鲁克基从1926年起，柯塔宾斯基从1955年起，朗日等等）的人类行为学引用的是一条“合理性原则”（用最少手段获取最大效果），这条原则既关系到情感价值又关系到认知结构。
在心理学中，今天的普遍倾向是在任何行为中都区分出结构与“能量”。前者相当于行为的认知方面，后者标志着行为的情感方面的特征。但能量这个略带隐喻的名词是什么意思呢？曾在当时是心理学家的物理学家马赫的“唯能论”学派（与原子论对立的）气氛中培养成长的弗洛伊德，把本能设想为能量的一种储存，其“负荷”被投资到某些物体的表象，这些物体因而成为令人想望的或诱人的。在这方面，“投资”或发泄已成为常用词汇。列文把行为设想成格式塔方式的一个整个场（主体与客体）的作用。这个场的结构与知觉、智力行动相吻合，而它的动力则决定运转并最后赋予客体以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吸引性或排斥性、障碍性等）。但存在的问题是运算机制肯定包含着动力，人们仍然要从机制中区分出真正变化的结构和那些使这些变化在令人想望、兴趣、速度等方面成为可能的东西，而这第二个方面就把我们引到一种能量上来。雅奈在任何行为中都区分出相当于（认识）结构的初级动作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二级动作，二级动作在促动初级动作（正面的有兴趣、努力等，反面的有疲劳、抑郁）方面，和在初级动作的结局（为成功而欢乐，为失败而伤心）方面调节初级动作。因此，初级情感生活反映出对行为的调节，但是哪种调节呢（因为有结构性的和认知性的）？雅奈明确地使用了储存的生理力量的假设，这些力量按照变动的节奏而积聚、耗尽和重新构成；而情感性按照协调能量的收益和损耗的“行为经济学”调节的正是这种力量。雅奈然后推广到个人际层次，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好感和反感，认为给人好感的人是能量的源泉或刺激，令人反感的人是一些使人疲劳或“代价昂贵”的人。
由此产生第一个问题：情感作为投资或按损益而进行的调节，是否改变结构或仅限于保证结构的能量运转？某些学者认为是改变结构，因为一个不考虑现实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是缺乏投资，其结果是他的思想是一种图型式的、病态地形式的思想，而偏执狂患者的过量投资则使他胡言乱语（大小的概念等等）。其他学者（包括我们在内）认为，一个对算术极感兴趣的儿童和另一个对它感到多种多样情结痛苦的儿童都会承认2＋2＝4，而不是3或5，因为情感加速或延迟结构的形成使之运转，但并不因此而改变结构。又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患者行为的错乱，按照一种永远同时包含着两个侧面的动力，可以同时改变结构及其情感运转。但这种可能性自然还是有的，即必须把形式决定内容的结构（逻辑－数学结构）同内容取决于不同价值的结构区分开，尽管在一个“价值判断”中，其形式（或判断）是结构性的因此是认知性的，而其内容则与恰恰作为价值的情感有关。
但是，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它也更加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价值的繁多或把价值归结到其单一的能量或“经济”（按人类行为学的意义而言）之维的问题。事实上，如果经济学家给我们讲生产、交换、消费、储存、投资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术语确实无所不在，也包括在说话前婴儿的情感之中（以能量的支出或收回、对物或人的投资等方式），但问题依然是：它们的意义是否总是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试图加以分类又不可能，因为人们看到这是涉及一切人文科学的分类（当然包括语言学，哪怕只因为索绪尔是受到经济学的启发的，哪怕只因为贝利描述的“情感语言”导致了社会学家沃什的价值理论……）。
为了导向这一分类（在11节中），首先应该指出在个人价值领域和个人际价值领域，都存在着无所不在的基本二元性：目的价值（或工具性价值：手段与目的）和收益价值（代价与收益）的二元性。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但又经渭分明。在个人领域，这一区别建立在l’interet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一方面，任何行为都是受一般意义上的兴趣支配的，因为行为追求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因是所想望的而有价值，而目的也可以完全不带有利益（这个词的第二个意义），尽管它非常令人感兴趣（该词的第一意义）。另一方面，l’interet是一种能量的调节，它放出可使用的力量（克拉帕海德和雅奈），因此增加收益。从这第二个观点看，行为就可以说是“带有利益的”，如果它的目的在于从主体的自我观点去增加收益的话。功利主义者不想把这一词的这两种意义区别开。他们正是通过玩弄这两种意义的手法试图以利己主义来解释利他主义，他们的借口是任何行为都带有利益，这是错误的。因为行为总是受兴趣即l’interet的第一个意义支配的，因此可以如以上所说的不带有利益又令人感兴趣！单单这一诡辨就足以说明两种类型的价值。另一方面，当雅奈以收益价值来解释好感和反感时，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言之有理的，例如当人们选择旅伴或餐桌伙伴时。但人们可以爱上一个使人疲乏不堪的人，人们也并不总是只因为一个女人很经济，即使她不大会使人疲乏，而娶她为妻。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在爱情中情感负荷的“投资”与共同的价值尺度、二人的生产计划有关。这里的价值是指在最广义的、严格的虽然在特殊程度上引起兴趣（l’interet的另一种意义）但又毫无利益的价值。
11．价值的分类
因此，以上的说明意思是：人类行为学无所不在，但没有一处它能单独起作用。要完成一个道德行为或进行一项逻辑运算而不付出能量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收益价值，而经济科学所研究的行为则可能呈现出任何固有的目的性。同时，生产与消费的概念必然与伴有自身的价值或目的性的结构有关。因此很清楚，全部人文科学引导人们去寻求价值的分类。
A．首先应该解释的是情感心理学所提出的并到处都能见到的第一个二分法。目的或工具性价值集合那些由于性的关系同结构有关的价值，也就是那些为了结构的产生或保存与在质量上各不相同的要素的需要相符合的价值。这并不是说价值与结构混为一体，因为一个结构按其自身的规律而存在。这些规律可以用代数（包括逻辑）或拓扑学来描述，不必参照速度、力量或能量作为工作能力。这同一结构可以是令人向往的，甚至它必须如此才能使主体注意它，这就要求情感负荷或投资等等即能量的参与。而从这第二种观点上看，还必须区分对要投资的因素（目的价值）的选择和实际需用的量。于是，收益价值正好与这一量的方面有关，如果人们在定义上承认收益区别于根据所生产出或消耗的量而产生的一个质的结果的话：对个人内部经济或技术生产来说是能量的量，对商业交换来说是出售量和会计量。
B．目的价值能导致第二个两分法。这些价值所附着的结构可以用多少能或不能逻辑化的规则来表达，或者停留在简单调节的层次。在第一种情况下，在价值由规范强制甚至确定的限度内，人们可以称之为“规范性价值”，而在自发或自由交换中，人们可以说是“非规范性价值”。对第一种价值来说，人们又会问，价值和规范或结构是否混为一体？然而这次仍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规范一方面包含有它的结构（认知的），另一方面又包含有它的价值，而价值通常像习惯一样是属于情感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第8节中），道德规范只是根据尊敬的特殊感情才被接受的。这种感情就是对发布命令的人或对有相互关系的对方的一种价值化。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只是根据“承认”的态度才得到价值的，而承认就是对习惯或超人身关系的一种价值化。
非规范性的目的价值分布在许多不同领域。它们首先从个人利益扩展到个人际好感，扩展到构成日常社会生活的无数交换，无论是信息，还是各种在经济上非量化的服务、政治、礼节等等。另一方面，它们还包括手势、衣着、语言等形象表现的价值化，因为符号或记号系统在它们真正的符号学规律之外，还含有一整套价值，这些价值趋于或是加强或是减弱表达性，就如贝利在有关他称为“情感语言”的东西中所表明的那样。
C．最后，收益价值是伴随着上述一切价值的，但导致一些专门的价值化。这些价值化既表现在动作的内在能的行为学方面（请参阅第10节中雅奈的概念），也表现在经济科学所研究的个人际经济方面。在这两种情况中，与上述价值质的特征相对立的量化优势是很显著的。换言之，只要一涉及收益问题，重要的就不再仅仅是按不同需要判断所考虑的目标的质了（需要本身就是需要补充或重新平衡的结构中的一个空白或一时不平衡的表达），而是相对于为获得而付出的必需量而言所得到的结果量。
12．与目的性价值化有关的调节和运算
目的性概念关系到全部人文科学，因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的行为不含有意愿。然而人们都知道目的论引起多少难题，它在生物学中引起的问题直至今天至少在原则领域内似乎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
在源于精神形态学的第一阶段，目的性作为因果原则，显得自身就含有对自己的解释。对任何物质运动和生命过程都赋予一个目的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力因之外又区分出“目的因”，似乎目的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导致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现在的未来意识（在意识中，目的与当前的表象是相符的）或行动。
在第二阶段，这一目的因的不可理解特性导致人们把目的性概念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寻求每一组成部分的因果解释。这样，方向概念在平衡过程中，预度概念在对先前信息的使用中，功能效用概念在组织的等级特征中等等都得到了解释。至于顺应这一中心概念，人们设法把它归结为偶然变异和事后选择这两个概念，这就以由外部的成功与失败指导的探索图式（在线系层次和个人层次）代替了目的性。
目前的阶段与人文科学中非常相似的思潮相符合。它产生于三种影响的结合。第一，尽管目的论从未提供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却一直善于揭露过于简单的机械论的不足之处。以偶然和选择来解释眼睛当然很好，如果人们有时间等待的话，但如果需要比地球年龄所允许的还要多几代人的话，就像人们按照已经很有利的公式所计算的那样，那么最好还是另辟新径。第二，总是按照原子论方式开始的对现象的分析，在生命的一切领域里都导致了对调节的发现：在生理调节（生理常数稳定性）和胚胎发生调节之后，人们便放弃了把配子染色色体团看作是为揭示共同顺应、调节基因、“反应”等的存在的独立微粒集合体。第三，特别是这第三点，这些部分独立地产生于数学模式的有机论倾向同我们当代的基本发现之一汇合在一起了。这个发现就是控制论研究的自动调节或自动指导机制。于是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有可能对目的化过程提供因果解释并有可能获得“目的性的机械等同物”，或如人们今天所说的，没有目的论的“目的分配”（teleonomie）。
当然，当前的某些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些倾向在功能和价值领域，一如在结构领域，都朝向对调节的分析发展。但还应注意到，在人文科学如同在其他一切科学，尤其在生物科学，人们的努力首先指向现象等级的两端，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把这两端加以比较，人们才最有可能理解全部机制。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在经济学中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经济学经常把自己局限于微观经济学。随后，经过凯内的直觉，尤其是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之后，进入了宏观经济学，其中也有凯恩斯的方向不同的著作的一份功劳。但是，随着运等科学和经济计量学的出现，一股新的潮流又强调微观经济学的方法了。在精确性由于问题的复杂自然很差的社会学里，人们在宏观与微观社会学之间来回穿梭。在目的价值领域，不用说这两种方法都有必要，因为尽管总交换等呈现出一些依赖于整体机制的不可还原的方面，但只是在初级反应和交换方面人们才能期望看到价值化的产生，才能在某些情况下确定价值化同心理生理运转的联接关系。
在规范价值领域，道德事实自然尤其是从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这特别是因为在高层次缺乏足够的方法，除非社会的范围很有限，如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那种社会。但是，即使在整体考虑显得有必要的领域，如法律社会学（人为法直至它的最个人化应用，都同整个国家的生活联结在一起）也存在着一个着手研究可以说是微观法学过程的运动。贝特拉齐斯基就是这样在法典化的法律之外或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归属的强制关系，如双方中一方的权利要与另一方的义务相符等等。这种与道德关系有别的关系（差别倒也没有贝特拉齐斯基所认为的那样大，因为尽管主体B的道德义务确实不赋予他的“同类”C任何权利，但这一义务仍然产生于A或C本人过去对他有发布命令或与他有相互发布命令的权利），也显然有别于法典或结构化的法律秩序，因而它标志着某种自发的法律观点或从价值化机制的观点看饶有趣味的义务论特征。
在非规范性质量价值领域，我们曾试图分析决定价值化的交换机制及其与规范性巩固的关系。在两个人A与B的任何一种关系中，一个人所做的，假设rA，是被另一个人按照正面的或反面的满足sB来评价的。这正面的或反面的满意可以用某种债务或心理感激tB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而这种债务或心理感激对A来说便构成一种信誉或价值化rA（这一过程自然是按照rB、
sA、fA和vB这一方向展开的）。许多情况自然也可以阻止以r＝s＝t＝v形式出现的平衡，如评价过高或过低、遗忘、忘恩负义、信誉的削弱或夸大等等，而尤其是一时的或长远的各人价值尺度的不一致。但这一图式可以用来描述各种最最不同的情况：两人间建立在共同尺度和有利交换之上的好感，一个人物夸大的或非夸大的声誉，在微观政治学的信誉中起作用的实际和虚假服务的交换，等等。这种分析并无实际用途，但却能够获得两个小小的理论确认。
第一个是，这些质量交换过程同某些基本的经济规律或人类行为学规律往往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首先，评价S与声誉V当然是相当受供求规律支配的；同样一个中等人才，在一个他享有某种“稀有性”的小城市里和在一个人才比较密集的环境里，所得到的评价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尽管没有量化，人们仍然可以在新价值尺度替代其他价值尺度和声誉非常容易被夸大，但又很脆弱等等这些危机或不平衡情况中，看到格拉汉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等同物。
第二，人们很容易看到，只要交换还是非规范性的，潜在价值t和v（相对于实际或现实价值r和s）就部分是偶然的，而任何朝向义务发展的过程都引起由这一结构所强加的新关系（在经济中也是一样，现款交易不要求很多法律约束，而赊卖则要求更多的保护）。价值t就是这样因遗志或忘恩负义等等而自动粉碎化为乌有，而一种相互的道德感情的参与则导致保存。从自发过渡到规范相互性的标志，是一种新类型的交换，其中再没有服务与满足大致的符合，而是观点的替换，也就是说达到了无中心的或无利害关系的态度。
以上只是一个可能分析的小例子。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在当今极其活跃的美国新功能主义（古德纳、布劳等人）的研究中，人们还能找到许多其他例子。因此质量价值领域构成一个可能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当广阔的领域，甚至从调节到可逆性运算的过渡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节5中），这样一种过渡正从纯结构（调节与认知运算）这一方面来加以研究，自然也没有理由不从价值方面、从吸引力即情感负荷的“投资”、相互性及交换等方面来研究，而这与人们在调节和与结构运算方面所观察到的东西同构。在这方面，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价值尺度所采取的逻辑形式。系列、系谱树等。一些学者，如高布劳特，还尝试一种“价值逻辑”。
而尤其是存在着一个不着眼于结构的认识，但着眼于可使用力量之调节的运算系统。博奕论曾给它一个地位，名为“决策”。这就是心理学家一直感到难以解释的意志。自威廉·詹姆斯以来，人们一直承认意志不是简单的或可分离的倾向，否则就会把它与努力或意向混同起来。当一个被认为是低级的而一时是较为强烈的倾向（一个特殊的**等）同一个被认为是高级的但初始时是较弱的倾向（一个义务等）发生冲突时，意志就起作用了。意志行为就在于加强后者直至战胜前者。由此，A·比奈作出结论说必需要有一个附加力量。布隆代尔还提示这一力量来自集体命令（这个解决办法很成问题，因为如果集体命令足以决定一个动作，那就不再需要意志；而如果集体命令不足以决定的话，那么问题依然存在）。看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倾向自身并无强弱之分，其强弱只是与背景有关。只要背景仅仅取决于同实际知觉情况相联系的变动调节，低级倾向就可能占上风；然而如若把意志设想为可逆性运算，即通常的能量调节的极限，那么意志行为就在于把人偏移开当前的情况，使他能回到自己尺度上的永恒价值上来。因此，有意志也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十分坚固价值尺度，在发生冲突期间可以参照它。这同智力运算有相同之处（节5）。
13．控制论循环与经济调节
尽管目的价值在人文科学专有的各个领域里起着非常普遍的作用，遗憾的是这种价值并不因此永远是可以度量的，相反收益价值出于其性质本身，则是可以度量的。由于经济科学同时研究这两种价值，所以在经济学领域内最容易看到在一切人类行为中所起作用这两种共同机制的意义。
总的来说，任何价值，都反映了一个结构的运转，而任何运转又都是受调节支配的一个流量。这里所谓的调节含有最广泛的意义，包括自发的平衡过程和意向的与系统的调节，例如，出自一项稳定或增长政策的经济调节。因此本节的问题是设法抽取可应用于各价值领域的最一般调节模型。为此就要研究经济学家为控制他们面临的复杂相互作用系统而使用控制论循环概念的方式。环形（或反馈）模式当然不是产生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相反，经济学家刚刚开始对伺服机制论的运算内容感兴趣。这不仅出于思想上的惰性，而是因为很难采用复杂的实验测量。但经济学的例子格外有趣。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同古典概念，如经济循环概念相会合；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已经隐约看到经济机制的普遍性。这些机制的某些主要方面，在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领域内都能看到。
坏性系统的优点在于赋予无数情况中的某些情况一个确切的地位，在这些情况中，相互作用概念和循环因果概念应该替代线性因果链的概念。在物理学中，作用与反作用原理，各种各样系统——通过它们所接受的各种潜在工作的补偿而得以保持其平衡的那些系统——的存在，以及勒夏利埃原理（或与初始干扰相反方向的平衡移动），早就表明某些因果形式是不可能还原为一个线性链图式的。在生物学中，组织以及通过每次都带有收益与损失的连续调节对组织的保存，这一事实本身越来越使人们不得不考虑环性系统。甚至在表面看来很简单的环境对机体的作用中（现象型变更或带有发生效果的选择），人们也开始认为机体同样也选择和改变环境。这就提示了有控制论循环的作用。在相互作用永远伴有自动调节或多少是意向性调节的人文科学领域，循环概念更加明显地有其必要性，而且越来越显得清楚的是，即使一般的S－R（刺激-反应）图式也已经属于循环性的了。因为人只是在感觉到了刺激时才对刺激有反应的，同时他的反应只是根据决定反应的图式，反应图式也不能反过来脱离通常的刺激而得到解释。
在具有可进行广泛测量这个优点的经济领域，某些已非常流行的概念都准备着迎接控制论的模式。例如，一个变量通过其他取决于它的变量自己影响自己。又如在生产、消费和投资三者关系中的“经济循环”概念，这三者构成许多循环的因果关系。再如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并能提供环性系统中的一些简单变化例子的倍数和加速度概念。
为了明确概念，我们在此举一个把经济循环表达为反馈的基本例子（来自索拉里）。假设这一模式参照的是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同国外无交流）并只记下以下三个变量：Y（t）＝国民生产总值；C（t）＝消费总值；I（t）＝投资总值。这三个变量都是时间（t）的连续函数，表示在一段时间t中的货币流量，t＋dto于是就能得出会计关系：
Y（t）＝I（t）＋C（t）这个关系可以，比方说，引进两条行为规律加以补充：
C（t）＝C·Y（t）和I（t）＝V（dy（t）/dt）
C和V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系数。
第一条规律是最常见的消费类型的函数。第二条规律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人员面对国民收入变动在投资决定上的反应。这是在投资方面“反射”国民收入变动的著名加速现象。这一初级动力学模式可归结为微分方程式：（I－C）/r＝（1/Y（t））.dy（t）/dt考虑到初始条件Y（D）＝Yo其直接解法是Y（t）＝YoOpt。为了简化公式，我们有：
P＝(I-c)/V＝S/V或S
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是正数的增长率P与储蓄倾向成正比，而与投资系数成反比。于是，人们可以用下图来代表模式，图中圆圈表示变量，菱形表示变量所承受的变化（按照箭头所示方向）：
人们从图中两个圆圈可以认出反馈。第一个反映“倍数作用”：Y（t）通过C（t）自己影响自己。第二个反映“加速度作用”；Y（t）通过I（t）自己影响自己。两种作用都是相加性的。
这一例子所具体化的方法呈现出两个好处：一个是从经济研究本身的观点上看，另一个是它表现了一切生命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机制（不仅因为在这些科学中到处都能遇到环形系统，而且还因为生产、消费与投资的循环存在于一切目的价值和收益价值的领域）。
从经济科学（再说一遍，经济学是很典型的，尤其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观点看，像刚才所看到的那种图式可以用来对相互作用进行逻辑与因果分析，因此也完全可以把这种分析推广到性质更为复杂的转移或新反馈。特别是，在前面所说的、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调节有关的模式之上还可以加一个严格经济意义上的调节反馈（稳定政策，在这里事实上是增长的政策）：这只要引进一个新变量G（t）就可以了。如Y（t）→（t）→Y（t），由于已经实现的转移的性质，就能改变增长率P（此外，自然还应该扩大模式，以便考虑到在经济调节中起重要动机作用的延迟变
化）。
至于这种模式的一般意义，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上它们标志着价值领域，甚至结构的建构领域中最重要的共同机制之一的特征。
就价值，也就是说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第10节），就一般情感生活的作用而言，那么很显然，把生产与消费或投资连接起来的循环确实在各种最不相同的情况中都有。因为任何生产，亦即任何建设性动作，都因其自身的结果，亦即动作所导致的消费性动作而增强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生产引起新的情感“投资”，它以其它生产加强最初的生产或予以补充。因此，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机制，而我们刚才探讨的它的经济模式只在特殊的社会特征和所引起的引人注意的量化方面有所不同罢了。
至于结构的建构，它是同我们刚才称为生产的、即一般意义上的建构性动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在一切领域，一个终于获得良好调整的或逻辑-数学特征的结构（例如，一个“群”的结构），在开始时都有一个简单的调节阶段，也就是有尝试与错误的建构阶段，其中错误的改正是借助于与前面的反馈相似的反馈来实现的。其次是，结构一旦相当平衡之后，可逆性运算的作用就取代初始时的调节（如第五节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时，只根据结果而做的改正就被对当时的动作所作的预见**先修正所替代。这样，环形系统达到了一个直接与反向的运算系统，其调节同建构活动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最初起作用的价值因而升级为规范价值）。
14．功能与价值领域中的同时性问题与历时性问题
我们看到（在第9节中），一个规范结构由于发展而达到它的平衡形式（当然，根据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稳定程度也不同；请看第八节），这种发展本身及其各个阶段都构成一种平衡，亦即一种自动调节过程。而这种自动调节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结构的产生本身所固有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既没有建构性机构，另一方面或事后也没有改正机构，而是建构这样的逐渐组织同时也是调节性的，因此是通过平衡化来进行的。我们将看到（在第18节中），一个意义系统则相反表现出词音历史——词音目前的意义仅部分地依赖于它的历史——同相对独立于历时性这一系统的同时性平衡的最大脱节。功能、效用或价值系统在这两个极端情况中占着中间位置。饶有趣味的是，在研究共同机制时，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中间位置，从同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这个观点看，在一切带有功能主义之维的学科，自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直至经济学中都能找到。换言之，它存在于一切必须把目前效用和历史演变关系加以区分的领域。
例如，在经济史领域，这一中间情况以下两个特点为标志。一方面，人们看到经常存在于以先前的发展来解释某一组当前的事实（或任何同时**实）的努力和用被认为是“无时间性的”并属于平衡规律的一般机制来解释一组历史事件的相反做法二者之间的双极性。但另一方面，人们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却发现了一种旨在以人们今天可称之为发生结构主义的东西，在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领域里，辩证地克服历史因素和超历史因素这种二元性的方法论。
至于人们在那些未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那里所看到的解释的二元性，大家都一致认为大的经济结构可以用结构的历史来解释，而属于行情的大事（如在第二节中所谈过某些食品厂在十三世纪或十六世纪的价格），则应根据有关价格形成的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理论把这些机制看作是“无时间性的、必然的”。这倒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价格是不变的，而是相反，因为价格在细节上是按照不规则的历史曲线变动的。它们的变动与平衡规律有关，而平衡规律在相当广泛的社会范围内都能看到。
相反，马克思所作努力的独创性在于不把结构和运转规律视为“永恒的”，而是使这二者都服从于一个总的动力。他试图以此来克服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就结构而言，马克思自然强调资本主义的暂时特性或历史上的过渡特性，而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的规律是永恒的。但在运转规律方面，马克思着重指出，这些规律往往是在系统的成熟阶段才开始“在纯粹状态下”起作用。因此，研究处于末尾阶段的功能就有可能理解这一运转所由生的结构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标志着他的方法论同生物学问题有关联的这一基本看法（《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人是解剖猴子的钥匙”。换言之，最终状态阐明自身产生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最后状态的形成所必须的。
但是，这种对生物学的参照，强调的是结构历时性和运转同时性之间关系问题的极其普遍的特点。它同样也导致人们去研究功能、效用或价值概念在结构发展方面的特殊地位，并最终去重新思考为什么不容易把历史作成一门正题法则学科的道理。
的确，在生物领域，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而这一改变并不来自有关结构的先前历史。一个古典的例子是：鱼类的鳔现在对它们起着肺的作用，这不是由于使无脊椎动物得以过渡到鱼类的一般历史因素，而是由于环境的不可预见的变迁。因此，人们是否有朝一日能提供一个具有一切已知变化细节的生命史的演绎模式，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人们却可以指望有一个“有机论的”模式（请阅第十节）：这个模式既说明生命结构的一般特征，又说明一切或几乎一切机体的共同大功能：同化、呼吸（病毒除外）等等。不过，这些“功能不变者”在内容上是有变化的。这样，它们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就有所分化。然而，像一切真正历史一样，这部历史构成的是可演绎的结构化和偶然性组成的一个无法弄清的混合物。尽管对偶然性的反应是调节或事后的可理解的重新平衡，但反应的更迭并不因此而不是一个不可预料的系列。而这就使得一个亚结构的当前功能能相对地独立于亚结构的先前发展。
在人类历史领域，情况也部分相同，尽管有人类的两个特点——构成了一种因社会相传而不断丰富的文化和拥有能增加理性行为（尽管有它们在共同意识中的明显限度）的思考智力——所含有的改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如果某些历史学家想通过科学技术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政治史和历时性社会学等等这种跨学科的融合来给自己的学科一个正题法则科学地位的话，那么人们从中可能抽取的进化规律或运转规律，根据所考察的结构类型，因而一方面根据结构与结构间的各种可能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功能、效用或价值的不同，仍然会有显著差别的可能。
假设人们可以把发生结构主义的理想作为方法论的理想——它似乎确实是许多科学的共同理想，那么可“封闭”的结构和未完成的或注定要永远开放的结构之间的区别，依然使人们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区分，这尤其表现在人们不得不根据价值是规范性的或非规范性的等等承认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价值（第10和11节）。比方说，一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专家诺文斯基曾注意到：“发生心理学与马克思理论在方法上的亲属关系有时是令人吃惊的。然而仍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别。对皮亚杰来说，平衡概念作为发展过程的中心机制和必要媒介，仍然是特征性的，尽管每一个平衡形式都是凭借产生它的不平衡来取代前一个平衡形式。相反，对马克思来说，发展的中心机制是对平衡的不断破坏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方法论上的后果。”然而，这一差别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智力发展达到的是完成的结构，其中功能与价值完全服从于有关内在结构变化的规范性规律。由此得出的一个事实是，这样一种发展是由达到这一最终平衡的平衡化或自动调节指导的。相反作为经常开放的生物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等，由于缺乏封闭，就不可能带有这种把功能全部归入结构机制的整合，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能直至导致结构的分化瓦解。
正是不可能封闭的结构的这种情况解释了属于同时性平衡的价值相对于相应结构的历时性形成的相对独立性。这正是人们在某些危机（当这既不是增长事故也不是持久的分化时）的情况下所见到的。这时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经济、政治、社会价值（声望、个人信誉）或情感价值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这说明在社会领域描述序列阶段（＝按必然的先后顺序）的特殊困难，也说明罗斯托相信他在经济增长过程（从启动或起飞到成熟）中发现的“阶段”为什么不成功。事实上，在这方面总的问题是区别一系列不带有组织的内在展开的变化和按顺序阶段进行的发展，这种发展特别带有瓦廷顿在胚胎学中称为“生理常数稳定性”（在来自外部强加的偏移时自动回到必须的轨道上去）的东西。
因此，这样一些事实似乎表明功能与价值越是服从于相应的结构，它们就越依赖于历史和历时性的解释。相反，一个价值系统是服从于平衡规律或当前的调节规律的，这些价值越不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越不单单受结构的限制，这些规律也就越不依赖先前的阶段，而是依赖外部条件可以变更的交换。换言之，这些价值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构成逐渐的历时性平衡化的最终阶段，而是同时性也表达部分独立于发展之外的情形。这时起作用的只是一系列重新平衡，其规律可以是恒定的，但规律内容的变化则一部分是偶然的，另一部分是周期性的。
四、意义及其系统
任何结构或规则，任何价值，都含有意义，就如任何信号系统都呈现出一个结构和一些价值一样。尽管如此，（词音、形）对（词义）的关系在性质上仍然与一个要素的可愿望性（价值），或这一因素对这一整体的结构性（或规范性）的从属有所不同。而这种意义关系也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以致跨学科问题在这一领域如同在上面所说的领域同样重要。
15．生物信号及符号功能
人们几乎在动物行为的各个层次都可以看到由标志或信号发动的反应，而在从单细胞原生质的简单感受性直到神经系统的感受性或神经系统对有意义的标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种种中间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同信号或标志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唯一能在直到十二至十六个月的儿童身上（感动层次）观察到的东西。同时，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感觉和运动条件反射方面仍然起着作用。因此，先谈谈这第一个信号系统的作用很有必要。
所谓标志系指与所指无区分的能指（除非通过它的信号作用才有区分）。也就是说，它构成这个所指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一个原因性结果：看到一个树枝探出墙头就是有一棵树存在的标志，一只野兔的踪迹就是它新近经过的标志。一个信号（例如，使巴甫洛夫的狗产生诞水反射的铃声）只是一个标志，除非赋予它一个约定的或社会的（电话信号，等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记号”（signe）。
在某些高级灵长类和人（从两岁起）身上，有一整套能指出现，这些能指与它们的所指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它们不属于所指的物体或事件，而是由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甚至在没有任何所指当前的知觉刺激情况下，为了追忆或再现这些所指而产生的：这就是符号（symbole）与记号，而人们把通过有区别的能指来追忆这种能力称之为符号学功能（或常说的符号功能），这时，它可以构成表象或思维。但在这些符号工具中还应该区分两个层次，尽管在正常儿童身上，这两个层次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图画一般除外）。
第一个层次是符号层次，是索绪尔用来与信号对立的那种符号的层次：这是与其所指有某种相似或类似的“有动机的”能指。它们以最自发的方式，以象征性（或假想的）游戏，延迟模仿、精神图象（或内化模仿）和书写图象出现在儿童身上。这些符号的最初特征是，个体主体能单独建构它们，尽管它们的形成一般与语言相吻合（聋哑人除外，他们给上述系列增添一个新项目：手语）。它们的共同源泉是从感动层次就开始的模仿。在这一层次上，模仿已经构成一种表象，但仅仅是以动作出现的表象，随后它又延伸为延迟的或内化的模仿，从而产生出上述的符号。
符号功能的第二个特有层次（这一层次，在我们没有掌握更多情况之前，似乎是人类所专有）是发音语言层次。与第一层次相比它有两个新特点：一是它必须通过社会的或教育的传授，因此它取决于整个社会，而不再仅仅依靠个体反应；二是，口头的能指是“信号”而不再是符号了，因为信号，由于它的集体性质，是约定俗成的或“任意的”。
于是，这样一幅图景所引起的第一批跨学科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如何确定共同机制以及符号功能的这些不同表现之间的对立，但要一直上溯到有意义的标志和目前所认识到的动物语言形式这个层次；另一方面，在发音语言同逻辑可能有的更特殊的关系之外，确定它们同一般表象或思想发展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动物心理学或动物生态学，发生心理学，有关失语症、聋哑人、盲人等的精神病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动物生态学已经在本能机制中起作用的遗传意义标志（IRM或先天释放机制）方面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获得意义的标志方面，都搜集了大量资料。弗利希有关蜜蜂语言的研究曾引起了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不少反应；勒凡曾就脊椎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一般的倾向认为，动物语言不是建立在记号系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信号编码”之上的（邦弗尼斯特）。因为，一方面，没有对话，也没有因素的自然组合；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信号基本上是模仿性或摹拟性的（但还要确定是否已经有延迟模仿），因此我们说，这些模仿标志与先天的或获得的感动图式相对应，但还没有达到概念化，而在人的语言中，不仅每个词都含有一个概念，而且它们的句法组合本身还含有信息。
于是人们可能被引导在信号语言中去寻找思维本身的根源，而这也是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意见。但是，尽管信号系统由于它在建构上的灵活性和它能够传达为数众多的意义而无可争辩地呈现出特别优点，可是，在它的能力限度方面仍然有两点需要提出来。
第一点是，尽管语言是构成内化智力的思维之完成的必要辅助物，但它仍然要有在它之前以感觉-动作形式出现的智力来活跃它。这个问题不久在我们谈到的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时还要遇到，但还应指出的是，尽管语言是集体性的（在结构、发明、认可等方面），它的运转依然同个体智力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个体智力，其他的能指就会没有所指。而且个体智力的感觉-动作图式已经产生了提供口头语义亚结构的种种意义（空-时图式、永恒对象、因果关系，等等）。
另一方面，感觉-动作智力要内化成表象或思维，不仅要靠语言，而且还要靠整个符号功能，在这方面，精神病理学的资料很有价值，而且，从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医生之间的合作这方面人们还可以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极为复杂的失语症问题，这个问题正在蓬勃发展，但它在神经病学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把语言因素同思维因素分开。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天生的但还正常的聋哑儿童和盲童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在聋哑儿童身上，智力运算的发展比起能说话的儿童当然要迟一些，但分类、顺序、对应等等这些基本运算，直至某种复杂程度，一点也不缺少。这就证明了动作的先语言组织。相反，在盲童身上，发展的迟缓显得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动作图式形成时缺少感觉-动作控制，而如果说语言能够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它却并不足以代替总的协调，它是在这些总协调较晚形式时建立在它们之上的。
16．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
语言学同逻辑学的连接当然很重要。这种连结关系一直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因为它们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古老争论所发生的相互影响。
首先我们指出，这种相互影响毫无偶然性。一种语言学理论，如索绪尔的理论，和一种社会学理论，如杜尔克海姆的理论，它们基本思想的汇合是一种了不起的事。语言是从外部传来并强加于个人的一种集体“制度”；个人只是按照先于它们的一些共同规则加以革新，而他们的创造是受语言群体制约的。语言群体拒绝或接受个人的创造，但在接受时，它是根据系统总平衡等的需要的。杜尔克海姆则从他的社会整体概念中得出这一结论，即逻辑规则是由群体强加给个人的，尤其是通过语言——智力的形成者和从童年起通过教育就强加于人的种种结构的持有者——这个渠道强加给个人的。
当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大家都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曾受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音位学（特鲁贝茨考伊和杰克伯森）多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意义系统能同时阐明部落社会的经济交换和亲属关系，因为，经济交换与亲属关系含有一个同时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操作源泉的逻辑（因此他反对列维·布律尔的前逻辑。杜尔克海姆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也是反对的）。
但另有一个潮流像是前来迎合这些语言社会学的倾向似的。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自“维也纳学派”）运动在把实验真理归结为纯粹的知觉证明的同时，曾试图把知识的逻辑－数学组织考虑进去，但不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真正真理的源泉。于是，它按照唯名论传统，把这一组织设想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却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标志这一语言的特征。卡尔那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法，而自然语言就是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符号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斯基随后证明必需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或主语言。卡尔那普附和这一看法。最后，莫里斯建议建立一种“语用学”，但这种“语用学”的意义仅限于确定这些“语言”的规则。他的意见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
一些语言学家赞同这些概念。在《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布隆费尔德热烈庆祝消除了那种幼稚想法即在逻辑或数学联系之下还应该去寻找概念的想法；除了知觉的可观察材料和用于描述或包含这种材料的自然记号（通常语言）或学术记号系统外，什么也不存在。
不过，与这一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运动（但这二者的汇合统一仍是显著的，尽管杜尔克海姆的规范主义实在论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多少是约定主义的唯名论有所不同）相对应的事实上是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方向仍是转向汇合，但与上述的方向相反。
在心理学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些研究在语言学家的合作下正在蓬勃开展）证明逻辑－数学结构的根源应该在比语言更深的层次、在动作的总协调层次中去寻找。事实上，在感动智力阶段，在动作的图式建立和在这种图式的协调中，人们看到嵌入、顺序、对应等结构，这些结构已呈现出逻辑特征而且还是未来思维运算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运算本身同动作的内化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关系更多于同仅仅是口语的影响的关联。同时只有在高级层次，与语言陈述的假设的运用相联系的“命题”逻辑才有可能。而整个“具体的”即直接作用于物体的运算时期，则证明了这些运算同物质动作的持久联系。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就有可能对儿童使用的口头表达的语言结构与儿童运算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精确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朝向使所用语言从属于运算结构，而不是相反。
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多少年来为确定作为一切个体所专有的“普遍逻辑”是强加于社会的还是只是社会的产物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这种聋子对话的观点看，这两种冲突的论点实际上都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来自动作的总协调，那么这些协调既是个人际的也是内在于个人的。实际上，在分析认知交流中的运算时，人们又看到了与在个人建构中相同的运算。因此，第一种运算就是第二种运算的源泉，第二种也是第一种的源泉，这二者从它们的共同生物学根子起就是不可分解的。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在继续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时，尤其在他们设法以相当精确的方法使分析形式化以便用一种受代数方法、有时甚至受物理学方法启发的语言来表达结构的联系时，所达到的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而是发现了一系列信号系统所专有的特殊结构。这一结果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因为它说明一个信号系统为何对一个思维规范或其理系统来说是独特的；其次因为它提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着的。因为尽管信号有其自己的规律，信号在语言主体活动中的功能仍然是表达带有不同程度逻辑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叶尔默斯莱就是这样提出了一种“亚逻辑”层次的假设，在这一层次上，逻辑协调与语言协调可能建立起联结关系来。看来对这种亚逻辑的分析很可能又把我们带回到动作协调的一些问题上去。
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索绪尔的本质上是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自哈里斯和乔姆斯基以来已变为动态的了。哈里斯强调语言的“创造”方面；乔姆斯基则发现他的“转换语法”可以从他认为是先天的“固定核心”出发，按照转换的准确规则（并按照单一项的顺序联结式结构）派生出无限数量的派生陈述。然而，乔姆斯基把引用的“先天固定核心”归属于理性本身，这就全部推翻了语言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布隆费尔德等人）。人们当然可以在毫不改变乔姆斯基学说的真正语言学面貌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这种先天性表示怀疑，因为先于语言的感动智力是长期建构的产物。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遗传因素（到处都起作用）远不是唯一起作用的。目前，辛克莱正设法证明，单一项的构成或许可以用感动图式的协调来解释。尽管如此，在语言学领域本身，人们仍然看到逻辑结构从属于语言的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这样就给跨学科间进行合作（心理语言学等等）以研究至今一直主要以思辨方式来处理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实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有些逻辑学家超越纯形式化的问题去研究逻辑结构与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逻辑学家自然朝向能说明逻辑机制特有的自动改正的自动调节系统。然而，能提供这样一些模式的控制论，是信息或交流理论同制导或调节理论的一种综合。因此，正是在这两个领域，才能建立起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比单纯的同化更为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信息。在编码的人类行为学方面和编码的逻辑结构这二者之间，人们可以设想种种不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比方说，阿波斯苔尔曾把语言当作对错误的预修正系统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逻辑运算构成思维调节的极限情况，而在这些调节的最弱形式与严格形式即运算形式之间，可能有大量的能影响语言的中间形式。由此可见，就在这一领域里，跨学科研究也是多么必要而又富于希望的。
17.高级符号体系
索绪尔期望的普通符号学，就如在十五节中人们看到的，含有记号系统与各种性质低于发音语言的符号或信号系统之间的系统的比较。但它也要求同人们或许可称为二次方或性质高于语言水平的符号体系进行比较。所谓二次方符号体系，就是使用语言、但构成一些词音、词形、其集体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并处于与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这种符号体系：例如，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它们都由语言来传播，但每个本身都是一个带有宗教或情感意义的象征，它们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语义规律，正如它们令人惊奇的和往往是在大陆间的传播所表明的那样。
但问题并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来。在逻辑与数学的唯名论概念中，人们或许可以说，任何概念或特殊结构还都是一个记号，它用表明它的词但又超出这些词来象征它所指的物体。这样，数学的“群”概念只是一个高级符号，其意义可归结为可以描述的移动、物理状态等等。相反，在运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他一个逻辑或数学概念，都构成一个对实在的动作系统。这种动作尽管是内化的，却是真正的动作，因此动作本身毫无象征的东西。符号体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这些运算的任意记号方面，而不在这些运算本身。
如果人们接受最后这种解释，那么不是所有思维都是象征性的。但符号体系重新出现在思维的各种形式之中，只要思维的价值不决定于思维的运算结构，而决定于它的无意识的情感内容。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解释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人类生产场地，其中有被各种分析主义学派所研究的多少是个体性的“象征思维”，有神话和民间传统的象征，有艺术象征，最后还可能有作为表达一时的集体价值而不是理性结构的某些意识形态（这些表现中的每一种在不同程度上当然都可以是“理性化”的）。可见在这些层次，普遍语义学的比较领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这种普遍语义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跨学科的。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
18．意义领域中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已经把问题区分为静态的（“顺序”）和动态的（“进步”），那么可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个为人文科学中同时性考虑与历时性考虑之间的相对对立提供了一个主动地位。诚然，语言史和词源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词的意思在变，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变功能一样。而这种变化是根据语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真正平衡所产生的需要而决定的。
然而，作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意义系统，在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第九节），正是在规范结构领域，人们遇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最大依存，因为规范——诸如智力运算结构等——的发展，就在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结构越接近它的最终封闭状态（而且这一最终状态丝毫不排除它以后并入新的结构中去的可能），同时性的平衡自然越依赖于这一逐渐自动调节的过程。在价值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中间情况：这些价值越同结构（规范性价值）关系密切，越不符合一个变化的运转的连带需要，它们就越依赖于它们的历史。至于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词音、词形”，在它们是约定的或“任意的”范围内，它们就更加从属于一时之需，更加与它们先前的历史无关。因此，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最少的现实平衡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在一个人为的和专业的记号系统，如数学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以A×B，A、B或AB这些记号来表示乘法，或用任何记号来表示其他运算，它们原则上只取决于当时的约定，而不取决于符号的历史。符号史包含着一系列可解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恰恰都同系统在每一特定时期的整体平衡有联系。有时，忠于过去甚至还可能起一种干扰的而非有益的作用，这时候，一个新的符号体系促使观点的重新组织，而忠于过去却加以阻碍。
的确，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有贝尔斯，但他是按照一种似乎不很合理的分类法），“词音、词形”分成有动机“符号”和任意的“信号”两种。在这两种中间，还存在着种种过渡系列。符号的任意性这个概念本身曾引起从前是叶斯普森，如今是杰克伯森的争议。但索绪尔似乎已经事先回答了这些非议。他自己已把“相对任意性”和“彻底任意性”区分开。从大体上说，表示一个概念的词同这一概念的关系（声音材料同概念意义的关系），看来确实没有概念同它的意义和内容的关系那样密切。即使语言记号有时伴有象征表示（即索绪尔所谓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或动机关系），即使对讲话者来说，词不带有任何任意性（如邦弗尼斯特所指出的），语言的众多也能证明语言记号的约定俗成特征，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此外，记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出于习惯的明的或暗的约定），而符号则可以来源于个人，如同在儿童的象征**中或在梦中那样。
然而，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即在结构与意义关系领域内的同时性因素与历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而对它的研究尤其能用来阐明各种跨科学问题，如逻辑结构与数学结构的语言学解释，或相反，运算的和建构主义问题的解释。在这些结构被视为用以表达实验材料的一种简单语言的唯名论假设中，结构的句法与结构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应服从于确定它们的历时关系与同时关系的普遍规律。这一点，初看起来，似乎确是如此：句法规则在时间的长河中，有连续性意义也有变化。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由于两个基本原因改变了意义。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看来，它们不再像过去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和必然的空间形式的表达，而只是各种度量中的一种。这就必定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并且还以欧几里德结构与非欧几里德结构之间的一切可能过渡使其意义更为丰富了。另一个还更为普遍的原因是，空间形式在我们看来不再是静态图像，而是变化的结果，因为每一种几何学都从属于一个基本变化“群”，而这些群都是以一个亚群能从一个主群内部区分出来的方式相互形成的。但这些意义，尽管在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取决于当时的认识的同时性系统，却根本不以任何一个方式来进行替换，就好像受到意外事件或外来因素的影响似的。改变意义的新发明是通过思维抽象并以建构的先前状态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在这里，新发明是逐步平衡化的一部分，平衡化的同时平衡既是结果又是新建构过程的起点。因此这同“自然”语言的情况有相当重大的差别。在自然语言中，同时性平衡就是依赖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的重新平衡。
于是，这一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演变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另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的问题，这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并必然引起重新平衡的新的事物的性质的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可能的新事物类型，而它们在当前平衡与先前平衡过程间的相对联系或不连续关系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第一种类型是“发现”类型。所谓“发现”就是揭示与主体不相关的而已经存在的，但直至那时未被认识或发现的实在（如美洲大陆的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的重新平衡当然不是由系统的先前状态单独决定的。第二，人们称出自人的主体动作的新组合为“发明”（不上溯到某些生物学家在极其分化的、特别适应于一种新情况的器官的领域中称为有机“发明”的东西）。发明的本质就是：尽管这些组合因素可能已被人知晓（因此，新事物只是直至那时未曾实现的组合本身），发明仍然可能是别的东西。比方说，发现一个新符号体系并不排除发明其他符号体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的平衡与先前历史之间自然还会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人类的行为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新事物，这一类型的社会意义可能是很大的：这就是在逻辑－数学结构领域或总的智力结构领域被人们轮流称为“发明”或“发现”的类型。然而数学“发明”并不是一种“发现”（如果不是柏拉图主义者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新组合。例如，虚数－1就是卡丹在负数和开方之间所获得的一个新组合的结果。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因为事先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不可能不这样。因此甚至在细节上，它都必然来自其规律。正是在这第三种情况下（这一情况，在精神发展领域，在逻辑结构的自发建构中，可大量观察到），同时性平衡紧密地依赖于先前的演变，因为历时性建构已经属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同时，当前的平衡构成这样一个过程的终端（暂时的）。
五、结论：认识的主体与人文科学
就如人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社会与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为其特有的认识论问题。但在这方面有两种迥然不同的问题须加以考虑：一种是与研究本身有关的问题，换言之，即描述一门作为科学认识的个别形式的学科的认识论特征问题；另一种是与研究者本身有关的问题。作为人主体，研究者是认识的源泉。事实上，他是一切天真的、技术的、科学的等等认识的出发点。这些认识滋养各种社会，并从中产生出人文科学。在把跨学科问题围绕在共同的实在即结构或规则、价值与意义的周围时，我们参照的就是这一自然主体的活动的三大表现。现在，作为结论，还须考察一下人文科学是如何把主体作为主体的。因为，尽管还没有加以充分的分析，这个问题或许就是将来应予以考虑的最富于成果的汇合点之一。
19．认识发展与人主体的认识论
一切社会与人文科学在其历时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认识的发展。如果没有技术史，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就会不完全，而从科学的形成这个观点看，技术史是基础。史前人类学延伸了这些研究并就含有工具使用的行为（甚至在类人猿身上也已对这类行为作了细致的研究）到纯粹技术的过渡提出了种种问题。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社会与家庭组织、经济生活、神话和语言，在前逻辑或集体逻辑的构成方面提出了最为中心的问题。而这一远未解决的各部落文明的逻辑问题，不仅要求精确的心理学实验（这种比较形式还未发展），而且还要求对每一社会的实践智力或技术智力与推论思维或仅仅是语言性思维进行深入比较。语言学在认知结构，如计数系统、分类、关系系统等等的口头或文字表达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至于从认知工具的形成这个观点上看的两个重要分支，即认识社会学与发生心理学，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认识的社会发生使我们看到了代代相传并代代发展的各种思想运动逐渐的和合作的建构，或者使我们看到了减慢这一进程或使之偏航的各种障碍的作用。越来越要以思想、科学与技术历史为依据的认识历史社会学，比方说，面对希腊奇迹和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的衰落这些决定性的现象应该表态，而人们马上看到这最后一个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人文科学不可能闭口不谈——是如何只有通过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概念与原则的内在展开的比较才能得到解决。这些概念和原则，出于它们最初的要求，可能就带有以后不能开花结果的原因。
发生心理学与比较心理学（包括动物生态学）还远不足以涉及如此中心的事实。但它们的巨大优点是可以着眼于较少遗漏、特别是可以随意再现的系列。作为第一个例子，人们可以举出整数或“自然数”的建构。上述各学科所搜集的一切资料向我们说明，这一建构在各种文明中都有其普遍性，尽管它所达到的水平极不相同，但这些事实除使我们只认识建构的结果外，没有一个使我们看到建构本身。相反，尽管一个幼儿周围有教他数数的成人，尽管他使用着已经含有计数系统的语言，人们通过细致实验很容易回溯到那些由于还没有对数字总体的保存（5个因素不再是5个，如果改变了空间排列，等等），因而还谈不到“数”的阶段。同时，从这样的阶段出发，也可以了解数字从纯粹逻辑运算开始，但通过包含与顺序运算的新综合，是以何种机制建成的。这样的事实就能阐明人种志的与历史的资料。这或许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人们能一直上溯到史前人的精神活动的话。但遗憾的是，这在像数字发生的那些领域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些新的逻辑问题。而人们不仅已经能够使数字的发生建构形式化（格里兹与格热），而且还能够证明，在隐蔽的但是必要的形式之下，人们在逻辑学家提供的有关类或关系过渡到数的一切模式中，又找到了它的基本方面。第三方面，这些事实适合于同动物心理学的有关动物的数字学习（柯勒等人的实验）的资料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第二个有启示性的例子是空间概念的例子。关于这一问题，人种志和历史都有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一样，在建构方式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不过在这一领域，人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从历史与理论关系的观点上看相当矛盾的情况。几何学史表明，希腊人是从对欧几里得空间特征的杰出系统化开始的，其中带有在投影空间领域的某种直觉，但没有做成相似的形式，也没有任何纯粹的拓扑学理论。投影几何只是从十七世纪起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最后，到了十九世纪拓扑学也成立了。那时，人们还发现了非欧几何。但是从理论建构的观点看，拓扑学是几何学建筑的出发点，由此一方面产生了投影几何学，另一方面产生了普通度量学（由此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化）。然而发生心理学与有关知觉的研究都证明，自然发展事实上更接近的是理论，而不是历史。因为历史从结果开始颠倒了发生顺序，只是以后才上溯到源泉（这是常见的过程，它本身就足以表明心理发生与历史展开之间比较的好处）。事实上，一方面对儿童的空间结构形成研究，证明拓扑结构先于其他两个结构并构成它们形成的条件。然后，从拓朴结构同时脱胎出投影结构和欧几里得结构。另一方面，吕纳布认为他能够证明初级知觉空间是黎曼空间而不是欧几里得空间（对平行线的知觉，等等）。这或许有些夸张，但似乎至少证明存在着一种未分化的情况。欧几里得结构只是附带地从这一情况开始组成的。
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有关时间、速度、因果性等概念的例子。甚至有时物理学家也利用心理发生在速度顺序概念相对于时间长短而言的最初独立性方面所提供的结果。因此搜集到的全部事实表明，跨学科合作在一般人主体的认识论领域是可能的，而且这一自然思维的认识论是同科学认识的认识论各种大问题交结在一起的。这正是结构研究的一个特别情况（第二节），但其意义却非常普遍。
20.通过“杂交”的重新组合
以上的探讨表明，人文科学在必须把逻辑和数学结构的源泉、同时还是逻辑数学结构之所依赖的认识主体，圈进自己的研究范围时，不单支持了它们之间的整个跨学科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中设法证明有其必要性），而且还把自己纳入最终包含全部科学的圆圈或总的网络之中（而且这已经证明了它们同生物学的关系：2）。以上事实，我们必须提出来，为的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设法使人们感到跨学科联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一意义大大超出了仅仅为工作方便这个意义，它倒会缩减成这个意义，如果实际上只是为了共同开发边缘地区的话。倘若人们接受许多研究人员都无意识地附合的公论，即每一个学科的边界都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下来的，这些边界必然也会保持到将来的话，那么，关于不同学科专家之间合作的后一种概念就会是唯一可接受的了。然而，像本书这样一本著作，着眼的是趋向，而不是结果，是人文科学的前景和展望，而不仅是人文科学的现状。它的第一个目标却相反，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创新趋向事实上都是力求在纵向上使其边界后退，在横向上使其边界成为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实际上是建构性重新组合的一些交流，改造或改组知识的各个领域。
诚然，近年来科学运动的最突出事实之一是新知识分支的增多。这些新分支正是产生于邻近学科的组合，但事实上都有自己的新目的，这些目的又反射到母学科并丰富了母学科。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两个最初是异质的领域的一种“杂交”，但这一隐喻只是当杂种这个词不是取其半个世纪以前的古典生物学意义——当时杂种被设想为不生育的或至少是不纯的，而是取其现代意义——现代生物学的“发生重新组合”，这些重新组合遗传型更平衡、更适应，并有替代进化机制概念中的突变的趋势——时才有意义。在精确和自然科学领域，从拓扑代数到生物物理，从生物化学直到年青的量子生物物理学，富于成果的杂交到处可见。一个规模小得多但精神可嘉的运动，在人文科学中产生了许多新分支。我们可以彰明这些杂交，揭示它们相对于所由生的母科学而有的生产意义而作为对它们的结论。
人们不可能把只是产生于数学方法或统计方法的细化和这些方法与实验的更佳绩合的那些分支归类到产生于重新组合的这些新分支中去。经济计量学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能丰富数学，那仅仅是因为它给数学提出了一些问题。埃米尔·博雷尔在博奕论没有应用到经济之前就已隐约预见了博奕论（1921－1927）；细曼的普遍定理（以最小获得最大）是在1928年提出的。而这位数学家同经济学家莫尔根斯坦的合作则始于1937年。尽管如此，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依然创造了同心理学等有益的联系，更不必说博奕论在其他方面的多种应用了。
相反，真正多产的重新组合的“杂交”是心理语言学所构成的杂交，因为它同时既丰富了心理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也丰富了语言学本身。这是因为唯有这一新分支导致了对语言的个人运用的系统研究，语言则相反是稳定的。人们或许也可以期待着从格林伯格等人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的“社会语言学”方面获得许多东西。
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有用处。对心理学来说，它给它多提供了一个维度。如果社会心理学家有时表现出这种表示一门学科还年青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独立的表示，一种对未来综合的宣示。
今天，动物生态学或动物心理学是职业动物学家的事情，也同样更是心理学家的事。它在为心理学，特别是在认识功能（本能、学习和智力）的分析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的同时，不可否认地丰富了生物学（尤其在选择的理论方面，它说明了动物是如何选择并影响环境，又是如何受环境的影响的）。
请大家原谅我们在这里也谈谈近十年来在发生认识论或认识的形成与增长的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实验。为了研究逻辑、数学、运动等结构的发展，为此目的而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中心不断组织心理学家与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专家、物理学家的合作。然而，发生认识论一方面是认识论（尤其是它的“历史批判”方法）与发生心理学杂交所产生的新分支，而另一方面它对这二者都有益。因为，如逻辑学家帕普特所说的，要理解人，必须知道认识论，而要理解认识论，就必须知道人。
因此，这些本质上是跨学科性质的新分支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人们看到的情况（在节1中），即把一个“高级”（也就是较复杂的）领域与一个“低级”领域联系起来时，其结果既不是把前者还原为后者，也不是加强了前者的异性质，而是相互的同化。也就是说，后者在以直至那时都未曾发现的属性丰富自身的同时解释了前者，这些属性保证了所寻求的联系。在人文科学领域，人们既不谈复杂性越来越增长，也不能说普遍性越来越减退，因为各种面目到处都有，而且领域的划分更多是抽象的事情而不是等级的事情，相互同化更加有必要，而不会冒任何损害现象的独特性的风险。当然困难也不少。但是，撇开不同的大学教育——它构成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不谈，其应用日趋普遍的共同逻辑－数学技术既是大势所趋的汇合的最佳标志，也是汇合的最佳连接工具。